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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显微镜得出的新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当时，列文虎克（1632～1723）已经发现了精子，也有人证明了一滴水里充满了微小的生命体。这的确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只不过比我们的日常世界规模小些罢了。正是由于这一类思考，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概念，并把它作为终极的、非广延的形而上学“灵魂点”。微积分似乎也是在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在这里，莱布尼茨觉得重要的是这些终极成分的有机性质，他在这方面摆脱了伽利略和笛卡尔所发展的机械论观点。尽管这样做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但却使莱布尼茨发现了一种早期形式的能量守恒定律以及最小作用原理。从总体上说，物理学的发展所遵循的还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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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前者提供了大量的暗示，至少使得后者更容易理解。我们先看一看莱布尼茨是如何接受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的。有两条一般逻辑原理被吸纳为基本公理，第一条是矛盾原理，即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中必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第二条是前面提到过的充分理由原理，即一种给定的事态在成立之前要有充分的先决理由。我们从莱布尼茨的角度，用这两条原理来分析命题，如“所有的金属硬币都是金属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从矛盾原理中看出，所有这类命题都是真的，而充分理由原理则导出了这样的观点：一切有充分依据的真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尽管只有上帝才能这样理解它们。对人的心灵来说，这类真理全都是偶然的。正如在斯宾诺莎那里所看到的一样，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在理想科学方案上的某种努力。由于科学家们为了建立理论，就要去把握住偶然的事物，再把它作为其他事物的后果呈现出来，从而使这种偶然具有必然的意义。只有上帝才掌握着完美的科学，因而他能根据必然性洞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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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互不作用是以下事实的一个结果：每一个逻辑主语的生命史都已经包含在它自己的概念之中。这也源于另一个事实，即它的生命史既符合自身，也符合所有真命题的分析性。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预定的和谐。但这种解释本身如同斯宾诺莎的理论一样，是严格的决定论，前文所阐释的自由意志在其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上帝及其创世，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出于仁慈而创造了尽可能好的世界。但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另一个理论却丝毫没有提及上帝与创世。这种观点似乎是受了亚里士多德“圆极论”或“尽力将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理论的启发。那个在任何时刻都呈现出最大现实性的世界最终是存在的，但必须记住，并非所有的潜在性都能够同时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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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严格坚持主谓逻辑，也许莱布尼茨已经发表了数理逻辑的一些尝试性见解，从而使这一研究主题得以提前一个世纪出现。他还觉得应该有可能发明一种完美的、能以计算代替思考的通用符号语言。虽然有了计算机，但这种想法还是有点性急。不过他预见了逻辑领域越来越常见的东西。而完美的语言只不过是另一种表述方式而已，亦即希望人们能够逐渐掌握关于上帝的完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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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晰理念的执著以及对完美通用语言的探索，都是笛卡尔传统哲学的主要理性主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和前文所提到的科学目标相一致。同时，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条可以走下去的道路。当莱布尼茨暗示只有上帝才掌握着完美的科学时，他至少已经隐约了解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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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扬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在其作品中更激烈地批判了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莱布尼茨的观点被包括维科在内的每一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所接受，并使这位意大利哲学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原理。上帝之所以掌握了关于世界的完善知识，是因为他创造了世界，而作为被创造的人则不能完善地认识世界。对于维科来说，认识某一事物的前提条件就是创造了该事物。该原理的基本表述就是，我们只能认识自己能够创造的东西。如果按照“事实”一词的原义来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真理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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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巴蒂斯塔·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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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维科在生前和身后的五十年里并不出名。他出生在那不勒斯，是一位小书商的儿子。他31岁时当上了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并始终担任这个不怎么显要的职务，直到1741年退休。维科一生清贫，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做家庭教师和为贵族干些临时性的文字工作，以贴补微薄薪水的不足。他之所以不为同时代人所知晓，也从未交上好运，遇到或以书信方式结识到一位和自己分量相当的思想家，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的文风晦涩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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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即行动：知识的限度与我们行动的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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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即行为”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结果。首先，它为数学真理的明确性提供了一个理由。因为人正是按照抽象、随意的方式，创立了数学科学的各种法则，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数学，就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维科还认为数学并不像理性主义者以为的那样，能使我们增加自然知识，因为数学是抽象的（这里说的抽象并不是指从经验中提取，而是指脱离自然、人为的某种随意性构造）。上帝创造了自然，因此只有他才能完全了解自然。如果人想掌握一些有关自然的知识，那么就应该采取实验与观察的经验性方法，而不是这么多的数学方法。维科更赞同培根，而不是笛卡尔。应该承认，维科在告诫人们不要使用数学方法时，他并没有看到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这里面也含有反对随心所欲地进行数学思辨的告诫，这种思辨有时会冒充经验主义研究。而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正确方法，我们已经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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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之所以具有明确性，是因为人们从事或创立了数学，这一理论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人，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同意维科如下观点：数学是任意的。我们也许有必要在此提到马克思主义作家索莱尔的观点以及戈布鲁特和迈耶松所作的解释，他们都主张数学的有着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形式论者却接受了任意性概念，他们把数学看做某种精心设计的游戏。当然，要全面地陈述维科的直接影响，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索莱尔曾经研究过维科的著作。然而理念常常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为人所感知，它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尽管维科的著作并没有广为流传，但却包含了19世纪许多哲学发展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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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原理的另一个主要产物就是他的历史学理论。他认为，由于数学是人为的，所以是完全可知的，但它并没有反映现实；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不为人所全知，但它却反映了现实。直到今天，在那些把纯数学看做是一种构造的地方，这一悖论仍然有生命力。维科试图找到一种既可全知，又能反映现实的“新科学”。结果他在历史学中找到了，他认为人可以和上帝合作，这一惊人的观点颠覆了传统观念，因为笛卡尔派早就把历史学当做非科学的东西而取缔了。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松已特，再次提出了社会本来就比惰性物质更可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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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再版的《新科学》一书中，维科十分完整地阐述了这个新的假设。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里有一些阅读障碍，因为它混杂了各种各样的内容，始终没有恰当地加以区分。除哲学问题外，作者还讨论了经验主义问题以及明确的历史问题，然而他所探索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容易解决。诚然，维科自己有时候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正从一个问题陷入另一个问题。尽管文风晦涩，又有这样的缺陷，《新科学》一书还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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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真理等同于所做的事，或事实，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在作进一步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不太正统的原理在认识论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十分合理的推论。因为行为的确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明智地采取某些行动无疑会加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然，这种现象在人类的行动或尝试中，发生得最为自然和常见。对音乐的理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彻底弄明白一首乐曲，光听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通过读谱或演奏，把这首乐曲按原样再现出来，尽管做得相对不那么专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专业技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步获得的。而科学探索也是如此，通过研究材料而获得的主动知识，要比纯粹的外部抽象知识更能使人牢固地把握现实。正如后文所提及的那样，这一观点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不管怎么说，这里并没有任何晦涩的东西，人们根据一般常识已经在“实践创造完美”这句格言中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单纯学习数学定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把自己的理论资源运用到各种具体的问题中去。这并不是鼓励功利主义，而抛弃超然、公正的研究，相反，对于概念的正确理解正是要通过行动来实现。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有点像普罗泰戈拉的实用主义学说，但维科并没有完全从诡辩家的意义上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他所强调的是认识过程中能动的、不夸大的再造性因素，这完全不同于把每个人的见闻都看做终极标准的做法。强调能动性，是与理性主义者提出的明晰理念根本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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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把想像当做混乱的根源而尽力回避，维科却正相反，他强调了想像在发现过程中的作用。他可能认为，在概念形成之前，我们会根据某种十分模糊而定义不明的情形来思考。这个观点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无论思维过程有多模糊，我们都很难看出它怎样才算缺乏概念性内容。也许不如说，原始思维是以图像和隐喻来进行的，而概念性思维则是最终的复杂阶段。这一切中包含着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就是理性主义者的解释把科学当作一件制成品，并按照讲解的次序来陈列。而维科作品中隐含的解释则表明，科学正在形成之中，而且以发明的先后为序。不过维科并没有对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作清晰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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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所创造的历史，维科认为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明确性，他感到历史学家有可能揭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来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将会按照预见的方式继续下去。维科并没有说每个细节都可以按机械的方式进行预测，而是说大致轮廓一般说来是可知的。在他看来，人的事务有高峰和低谷，就像潮涨潮落一样，人类的命运也是如此循环往复。前面提到过，循环理论最早见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原始资料。但维科如同剧作家和演员，通过在人的心灵中探询历史重演的形式，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了这些古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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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科的理论不是对过去的回顾，而是对黑格尔历史论的展望。同时，这种对待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也比理性主义者更适合于历史的经验主义研究。所以，由霍布斯及后来的卢梭阐述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曲解，几乎可以说，那是一种按照机械的数学方式得出的社会理论。而维科的理论则允许把社会组织视为人类自然而循序渐进地成长的结果，人类通过自身所积累的传统，逐渐建立起了集体生活的各种形式。另一方面，社会契约论却假定人们突然发觉自己是理性的，并且懂得为自己打算，于是他们通过合理的决定，采取了一次行动，使一个新社会一下子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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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符合于社会的事物，也同样符合于具体语言。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不得不互相传达信息时，语言就产生了。语言的原始形式包括各种手势和象征性动作。当语言开始变成声音时，它的符号就不再与其对象发生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是逐渐变成了约定俗成的模式。实际上，语言是从诗歌开始的，只是经过发展最终变成了一门科学。那些撰写了语言结构原理的语法学家们也在这里采取了理性主义观点，错误地以为语言是一种有意识的构造。我们在讨论古代哲学时已经了解到，科学和哲学语言是文明的新产物。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人们为了表达新事物，是如何与当时的通用语言作斗争的。虽然常常被人遗忘，但这仍然是一条重要原则。科学和哲学的职责正是从平常语言入手，锤炼出更锋利的语言工具，以便进行新的探索，这个可贵的信息就隐含在笛卡尔对明晰理念的要求之中。维科本人似乎并没有从中看到这一点，因而也就忽视了理性主义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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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两种对立的方式来讨论语言问题，一是像莱布尼茨那样，采取极端的理性主义观点，把语言看做某种充满明晰的概念，并具有明确计算规则的算法。二是按照维科的观点，认为自然语言是作为交流的充分媒介发展而成的，同时放弃任何形式化的曲解企图。按照这一观点，逻辑的作用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具有意义的惟一标准就是语言本身的积极运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错误的，理性主义者误以为发展的方向就是可以达到的终极目标；而对形式化的全盘否定，则使我们丧失了突破狭隘视野的可能性，结果总是只看到我们自己。另外，后一种观点还常常与如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日常会话已经完全清晰明白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草率的乐观看法，它没有考虑到过去哲学的种种偏见还残存在日常用语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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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维科在社会学方面有着正统的理论，但他依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管怎么说，他都试图把天主教纳入自己的体系，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出现自相矛盾，则是另一个问题。但始终如一并不是维科的优点，维科不可思议地预见了19世纪及其哲学的发展，这才是他的重要性所在。在他的社会学中，他放弃了理性主义者“理想共和政体”的概念，而埋头于经验主义事务，也就是研究社会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在这方面，他具有非凡的独创性，第一个提出了人类文明的一项真正理论。这一切都与他全部思想的主导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就是：真理即行为。用拉丁文表述就是“verum fac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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