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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符合于社会的事物，也同样符合于具体语言。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不得不互相传达信息时，语言就产生了。语言的原始形式包括各种手势和象征性动作。当语言开始变成声音时，它的符号就不再与其对象发生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是逐渐变成了约定俗成的模式。实际上，语言是从诗歌开始的，只是经过发展最终变成了一门科学。那些撰写了语言结构原理的语法学家们也在这里采取了理性主义观点，错误地以为语言是一种有意识的构造。我们在讨论古代哲学时已经了解到，科学和哲学语言是文明的新产物。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人们为了表达新事物，是如何与当时的通用语言作斗争的。虽然常常被人遗忘，但这仍然是一条重要原则。科学和哲学的职责正是从平常语言入手，锤炼出更锋利的语言工具，以便进行新的探索，这个可贵的信息就隐含在笛卡尔对明晰理念的要求之中。维科本人似乎并没有从中看到这一点，因而也就忽视了理性主义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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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两种对立的方式来讨论语言问题，一是像莱布尼茨那样，采取极端的理性主义观点，把语言看做某种充满明晰的概念，并具有明确计算规则的算法。二是按照维科的观点，认为自然语言是作为交流的充分媒介发展而成的，同时放弃任何形式化的曲解企图。按照这一观点，逻辑的作用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具有意义的惟一标准就是语言本身的积极运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错误的，理性主义者误以为发展的方向就是可以达到的终极目标；而对形式化的全盘否定，则使我们丧失了突破狭隘视野的可能性，结果总是只看到我们自己。另外，后一种观点还常常与如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日常会话已经完全清晰明白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草率的乐观看法，它没有考虑到过去哲学的种种偏见还残存在日常用语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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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维科在社会学方面有着正统的理论，但他依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管怎么说，他都试图把天主教纳入自己的体系，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出现自相矛盾，则是另一个问题。但始终如一并不是维科的优点，维科不可思议地预见了19世纪及其哲学的发展，这才是他的重要性所在。在他的社会学中，他放弃了理性主义者“理想共和政体”的概念，而埋头于经验主义事务，也就是研究社会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在这方面，他具有非凡的独创性，第一个提出了人类文明的一项真正理论。这一切都与他全部思想的主导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就是：真理即行为。用拉丁文表述就是“verum fac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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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八章 不列颠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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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着宗教改革的步伐，欧洲北部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作为对宗教战争时期和隶属于罗马时期的一种反作用，它主要出现在英国和荷兰。欧洲大陆的宗教分裂所造成的恐怖对英国的影响不大，的确，英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曾一度态度暧昧地互相迫害，克伦威尔统治下的清教主义也和教会有矛盾，但并不存在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更没有来自外国的武力干涉。而荷兰却受到了宗教战争的一切影响，在与天主教西班牙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他们的独立终于在1609年得到了暂时的承认，并得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首肯。这里所说的关于各种社会与智力问题的新立场被称为自由主义。这一标题有点笼统和含糊，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分辨出许多鲜明的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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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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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是新教的，但并没有采取狭隘的加尔文方式，它是新教“人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和上帝沟通”概念的一种发展。另外，自由主义还认为偏执的态度于事业不利，因为自由主义是新兴中产阶级的东西，而商业和工业正在这个阶级的手中蓬勃发展着。自由主义还与贵族和君主的顽固特权传统格格不入，因此它的主要思想就是宽容。在17世纪，当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被宗教冲突弄得支离破碎，被毫不妥协的宗教狂热所折磨时，荷兰共和国却成了异教徒和各种自由思想家的避难所。新教教会从来没有获得过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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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越来越厌烦君主的独裁，他们凭着自身的进取精神获得了财富。因此，自由主义运动就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其基本愿望就是争取财产权和削弱君权。除了否定神授的君权以外，还产生了一种认识，即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当前的境遇。结果教育的重要性便开始得到普遍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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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正在限制商业的自由发展。但人们同时又意识到，对法律和秩序的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这样就多少缓和了他们反政府的态度。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人便继承了典型的妥协传统。在社会问题上，这就暗示着他们更喜欢改良而不是革命，因此，就像它的名称所提示的那样，17世纪的自由主义其实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它解放那些实践它的人们，使他们摆脱中世纪传统在弥留之际仍不肯放弃的一切暴政，包括政治、宗教、经济和智力上的暴政。同样，它也反对极端主义新教各派的盲目狂热，并且不承认教会在哲学、科学问题上享有合法权威。在维也纳会议把欧洲带入神圣同盟的新封建泥潭之前，一种乐观的看法激发了早期自由主义的活力，并且在无穷能量的驱动下大步向前迈进，而没有遭到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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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荷兰，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当时的普遍条件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至于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动乱。而在别的地方，如法国、北美，自由主义就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左右和决定了后来事件的发展。自由主义态度的主要特征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尊重，新教神学早就强调了教会在良心问题上享有立法权是不恰当的。同样，个人主义也渗入了经济和哲学领域。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自由放任”，而它在理论上则表现为19世纪的功利主义。在哲学方面，它对知识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从此以后，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这一理论的研究。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它使每个人都把个人的存在当做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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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主义学说主要是一种理性主义理论，它极力推崇理性，感情用事一般会被认为是蒙昧的表现。然而在19世纪，个人主义学说还是逐渐延伸到了感情领域，并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巅峰时期导致了大量的权力哲学（鼓吹强者的一意孤行）。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实际上，这些理论也是不攻自破的，由于害怕同样野心勃勃的人竞争，成功者自然就会“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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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了学术气氛，因此那些在哲学上持有相反观点的思想家在政治上却是自由主义的，也就不奇怪了。像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一样，斯宾诺莎也是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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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工业社会崛起之后，自由主义就成了遭受残酷剥削的工人阶级要求改良社会的强大源泉，这一功能又被后来更富战斗力的新兴社会主义运动所继承。总体上看，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没有教条的运动，但不幸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现在已经失去了效力。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苛严的政治纲领，就没有勇气活下去，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可悲的评价，也许这正是20世纪国际性大灾难所导致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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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哲学产生了两个发展主流，一是复苏的理性主义传统，在17世纪，这个传统的主要传播者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二是通常所说的不列颠经验主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过于生硬地使用这些分类标签。实际上，像在任何别的领域一样，理解哲学的最大障碍就是盲目、生硬地给思想家们贴上分类标签。但习惯的分类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指出了两种传统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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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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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政治理论上，不列颠经验主义者也确实展示了一种理性主义思维的显著特色。这一运动的三位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时间大约从英格兰内战到法兰西大革命。约翰·洛克（1632～1704）自小接受了严格的清教徒式教育，他的父亲在内战期间曾与议会军队并肩作战。洛克学说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宽容，这最终导致了他与冲突双方都断绝了关系。1646年，他前往威斯敏斯特学校，并在那里学到了古典学问的基础知识。六年后，他又进了牛津，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先是当学生，后来成了那里的希腊文和哲学教师。经院哲学当时在牛津仍然盛行，但并不为洛克所喜爱，他对科学实验及笛卡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这种持有宽容观点的人，顽固的教会是不会给他什么发展机会的，于是他最终决定从事医学研究。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波义耳，后者与1668年创立的皇家学会有联系。1665年，他随同一个外交使团拜访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第二年又遇到了阿什利勋爵，阿什利后来成了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在1682年之前，他始终是伯爵的朋友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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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论文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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