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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主义学说主要是一种理性主义理论，它极力推崇理性，感情用事一般会被认为是蒙昧的表现。然而在19世纪，个人主义学说还是逐渐延伸到了感情领域，并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巅峰时期导致了大量的权力哲学（鼓吹强者的一意孤行）。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实际上，这些理论也是不攻自破的，由于害怕同样野心勃勃的人竞争，成功者自然就会“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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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了学术气氛，因此那些在哲学上持有相反观点的思想家在政治上却是自由主义的，也就不奇怪了。像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一样，斯宾诺莎也是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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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工业社会崛起之后，自由主义就成了遭受残酷剥削的工人阶级要求改良社会的强大源泉，这一功能又被后来更富战斗力的新兴社会主义运动所继承。总体上看，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没有教条的运动，但不幸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现在已经失去了效力。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苛严的政治纲领，就没有勇气活下去，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可悲的评价，也许这正是20世纪国际性大灾难所导致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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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哲学产生了两个发展主流，一是复苏的理性主义传统，在17世纪，这个传统的主要传播者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二是通常所说的不列颠经验主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过于生硬地使用这些分类标签。实际上，像在任何别的领域一样，理解哲学的最大障碍就是盲目、生硬地给思想家们贴上分类标签。但习惯的分类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指出了两种传统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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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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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政治理论上，不列颠经验主义者也确实展示了一种理性主义思维的显著特色。这一运动的三位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时间大约从英格兰内战到法兰西大革命。约翰·洛克（1632～1704）自小接受了严格的清教徒式教育，他的父亲在内战期间曾与议会军队并肩作战。洛克学说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宽容，这最终导致了他与冲突双方都断绝了关系。1646年，他前往威斯敏斯特学校，并在那里学到了古典学问的基础知识。六年后，他又进了牛津，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先是当学生，后来成了那里的希腊文和哲学教师。经院哲学当时在牛津仍然盛行，但并不为洛克所喜爱，他对科学实验及笛卡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这种持有宽容观点的人，顽固的教会是不会给他什么发展机会的，于是他最终决定从事医学研究。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波义耳，后者与1668年创立的皇家学会有联系。1665年，他随同一个外交使团拜访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第二年又遇到了阿什利勋爵，阿什利后来成了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在1682年之前，他始终是伯爵的朋友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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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论文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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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论教育》（1695）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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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最著名的哲学著作是《人类理智论》，该书作为与朋友们探讨的成果，于1671年开始撰写。书中明确指出，对人类知识的范围和局限性做出初步评价是有好处的。沙夫茨伯里于1673年倒台后，洛克去法国生活了三年，并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当时顶尖的思想家。1675年，沙夫茨伯里复出，并且担任了枢密院大臣。这一年，洛克再次成了伯爵的秘书。沙夫茨伯里试图阻挠詹姆士二世登基，并且卷入了不成功的蒙默思叛乱，结果，他遭到了放逐，于1683年死在阿姆斯特丹。也就在这一年，洛克被怀疑与伯爵有牵连，因此逃到了荷兰。为了不被引渡回国，他曾一度改名。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类理智论》。在同一时期，他还完成了《宽容书简》和《政府两论》。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当上了英格兰国王，不久，洛克便回到了故乡。《人类理智论》出版于1690年，洛克晚年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准备该书的后期版本上，并且忙于应付此书引发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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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理智论》中，心灵的局限性和我们所能进行的探索的局限性，第一次得到了直截了当的阐述。理性主义者显然有这么一种设想，即完善的知识最终是可以获取的。不过新的探讨却对此并不那么乐观。总体上说，理性主义是一种乐观的学说，并且到了丧失批判性的地步，而洛克的认识论探索却是某种批判性哲学的基础，这种哲学在两种意义上是属于经验主义的。首先，它并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预先断定了人类的知识范围；另外，它强调了感知和经验的因素。因此，这种观点不仅标志着经验主义传统的开始（由贝克莱、休谟和J.S.穆勒所推动），而且标志着康德批判性哲学的开始。可见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旨在扫除过去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见解，而不是为了提供某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方面，洛克为自己确定了一项工作，他谦虚地认为这项工作比不上那些大师（如“无与伦比的牛顿先生”）的工作。对于自己所作的贡献，洛克认为“如果能像一名扫地的低级雇工，清除一下知识道路上的垃圾，就算是抱负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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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新计划中，首先要做的就是严格地把知识置于经验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舍弃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天生理念。有一种观点是公认的，即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既能够发展，又能够使我们学到不少知识的资质。但如果由此设想未受过教育的心灵也会有蛰伏着的内容，那就不对了。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把这种知识与真正来自经验的知识区分开来，而且也可以说一切知识都是与生俱来的。当然，这正是《美诺篇》中的回忆理论所提倡的观点。其次，最初的心灵要像一张白纸，由经验来为它提供思想内容。洛克把这些内容叫做理念（这个术语在这里具有极为宽泛的含义）。按照所指对象的不同，理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感觉理念，我们通过感官了解外部世界就可获得这种理念；二是反思理念，它们源于心灵的自我审视。至此，这一学说并没有提出任何惊人的新观点。如果不通过感官拥有内容，心灵只是一片苍茫，这是经院学派的一个古老命题。莱布尼茨又加上了一个限定条件，即把心灵本身排除在这个命题之外。经验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感觉理念与反思理念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因此，在思考和思辨时，我们只能通过感觉与反思来获得知识，而绝不可能超越这一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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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洛克把理念分为简单理念和复杂理念两类，但他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简单标准。他称不能再分解的理念为简单理念，作为一种解释，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另外，洛克在使用这一词组时也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但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如果只有感觉理念与反思理念的话，那么就必然可以表明思想内容是怎样由这些理念构成的，或者说，复杂理念是怎样从简单理念的组合中产生的。复杂理念又可分为实体、程式和关系三类。实体就是独立存在的事物的复杂理念，而程式则依赖于实体存在。正如洛克开始注意到的那样，就其自身的意义而言，“关系”根本不能算真正的复杂理念，它们自成一类，源自心灵的比较作用。我们以因果事实为例，这种关系理念是随着对变化的观察而出现的。洛克认为必然联系概念的基础是一个先验的假设，而不是经验的。后来休谟强调了后一种观点，而康德则强调了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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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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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认为，如果说某人知道什么，那就意味着他确信他所知道的。在这方面，洛克不过是遵循了理性主义传统。“知道”一词的用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按照洛克的观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理念，而理念又代表了世界。知识表现论使洛克很自然地超越了自己大力提倡的经验主义。假如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理念，那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理念是否与万物的世界相一致。不管怎样，这种知识观使洛克产生了以下的见解：语词代表理念，正如理念代表万物一样。不过其中也有这样的区别，即语词是约定俗成的符号，而理念则不是。既然经验只向我们提供了个别理念，那么心灵的作用就是去产生抽象理念和普遍理念。《人类理智论》还顺便表述了洛克关于语言起源的见解，他和维科一样，也发现了隐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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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知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解释谬误。如果我们将洛克的白纸换成柏拉图的鸟笼，将理念换成鸟的话，该问题的形式就和《泰阿泰德篇》中的形式完全一样。根据这种理论，我们似乎就不可能犯错误，但洛克并不总是为这类问题感到不安。他的表述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经常是遇到难题就退却。由于抱着某种实用的目的，洛克处理起哲学问题来总是很零碎，他并没有去正视前后要一致的责任。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低级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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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神学问题，洛克认同了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的传统划分法，他虽然独来独往，但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特别厌恶希腊原义上的“神秘灵感”，即被神灵启示所眩惑的某种状态，它是十六七世纪宗教领袖的一个特点。洛克认为这些人的狂热不仅损害理性，而且损害启示。宗教战争的暴行令人恐怖地证实了这一点。总之，洛克在这方面遵从了当时哲学的一般趋向，确实把理性放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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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政治理论中，也包含了理性与经验主义的混合物。他在1689～1690年完成的《政府两论》中阐述了这些理论。其中第一篇论文批驳了一本名为《族长制》的小册子（罗伯特·费尔默爵士著），这本书含有神授君权的极端观点。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世袭原则，洛克发现要推翻它易如反掌，尽管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原则与人类的理性并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事实上，这一原则在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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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在第二篇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和霍布斯一样，也认为在文官政府存在之前，人们生活在一种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状态之中。这些观点全都属于传统的经院哲学。洛克还认为，政府是在社会契约的理性主义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和那些坚持君权神授的人相比，算是前进了一步，尽管它比不上维科的理论。洛克认为，社会契约背后的原动力就是对财产的保护，由于有这类协定的约束，人们就放弃了独自维护其利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现在交给了政府。由于在君主制度下，国王本人也可能卷入纷争，那么按照任何人都不应对自己的案件进行裁判的原则，司法就必须独立于行政。孟德斯鸠后来非常详尽地论述了权力的划分。洛克第一个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尤其是考虑到了国王的行政权力和相对应的议会立法权。立法机构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是至高无上的，它只对社会负责，但是假如行政和立法发生冲突，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必须被迫屈从于立法。查理一世也确实曾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他的独裁引发了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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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暴君采取正义的武力行动？在实践中，往往是根据起义能否成功来决定的。尽管洛克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这一事实，但他的观点仍是与当时政治思维的一般理性主义倾向相一致的。他设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能明辨是非。由于只有根据某个内在的原则，才能评价一个行动的对与错，那么第三种权力（司法权）正好在这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洛克并没有把司法权当做一种单独的权力来讨论。但是在权力划分逐渐为人所接受的任何地方，司法权都及时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并且可以在其他任何权力之间进行裁决。这三种权力通过这种方式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均衡体系，从而防止了任意的权威出现。对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