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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记住的是，就像估计过高一样，过低地看待理性也是危险的。黑格尔对理性的评价太高，以至于出现了“理性能够产生宇宙”的错误。克尔恺郭尔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他坚持认为理性无助于我们把握具体事物，而只有具体事物才真正值得去认知。这种观点否定了科学的全部价值，它与浪漫主义原则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克尔恺郭尔猛烈地抨击了浪漫主义生活方式，认为它完全取决于外部影响的无规律变化，但他本人却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假设了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的原则，恰恰就是一个模糊的浪漫主义概念，针对黑格尔的存在主义批判基本上不承认世界本身构成了一个体系。尽管克尔恺郭尔并没有明确地深入这一问题，但其存在主义实际上却预先设定了一个实在的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如果我们回到康德的二元论中去，那么就会产生针对黑格尔的完全不同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叔本华的哲学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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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瑟·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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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叔本华（1788～1860）的父亲是一位但泽商人，他仰慕伏尔泰，像伏尔泰一样推崇英国。1793年，普鲁士吞并自由城市但泽时，叔本华一家迁居汉堡。1797年，9岁的叔本华去了巴黎，并在该城生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几乎忘了自己的母语。1803年，叔本华来到英国，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尽管只有大约六个月时间，但足以使他学会英语，并厌恶英国的学校。叔本华晚年长期订阅了伦敦的《泰晤士报》。回到汉堡后，他曾心不在焉地尝试经商，父亲一死，他立刻就放弃了。他母亲这时已经搬到了魏玛，并很快成了一个文学沙龙的女主人，魏玛的许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经常光临这个沙龙。实际上，她自己最终也成了一名小说家。但这时候，她的儿子，性格乖僻的叔本华，却开始对她那种有点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21岁时，叔本华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从此母子俩就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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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遗产可以支持叔本华完成大学的学业。1809年，他进了哥廷根大学，并在那里首次接触了康德哲学。1811年，他转到了柏林大学，主修科学。叔本华虽然也听了费希特的一些课，却对后者的哲学抱一种轻视的态度。1813年，他完成了学业。这时候解放战争爆发了，不过这并没有唤起他持久的热情。后来，他在魏玛结识了歌德，并且在那里开始了对印度神秘主义的研究。1819年，叔本华作为没有薪水的教师，开始在柏林大学授课。他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天赋很高，觉得如果隐瞒这一事实，不告诉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不诚实的表现，于是他把自己的课程安排在黑格尔授课的同时进行。当他未能有效地把黑格尔主义者吸引过来时，就决定放弃授课，去法兰克福定居。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叔本华是一个傲慢自负、阴郁乖戾和爱慕虚荣的人，但他并没有在有生之年得到他所渴望得到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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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亚瑟·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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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哲学观点在早年就已经形成。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出版于1818年，当时他才30岁。这本书问世之初，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书提出了一种修正的、审慎保留了“物自体”的康德学说。不同的是，叔本华将“物自体”等同于意志，因此在康德学说的意义上，他和康德都认为被经验的世界是由现象构成的，不过导致现象的东西并不是一系列不可知的本体，而是本体的意志。这一点与正统的康德观点十分近似。我们已经知道，康德认为意志就位于本体之中，假如我运用我的意志，那么经验世界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我的肉体运动。我们顺便还可以发现，实际上，康德在这里并没有超越偶因论。因为本体与现象之间不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总之，叔本华认为肉体是一种现象，它的实在性存在于意志之中。和康德一样，叔本华也认为本体世界位于空间、时间和范畴之外。本体的意志并不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所以，它既不是时间的，也不是空间的，这就表明它具有一体性。就我的意志而言，我并不是独特和分离的，这纯粹是一种现象的幻觉，正相反，实际上我的意志是惟一的宇宙意志。在叔本华看来，这种意志是十足的罪恶，它产生了人生不可避免的苦难。另外，他和黑格尔正好相反，认为知识是苦难的（而不是自由的）源泉，因此，叔本华展示的是一种没有快乐余地的悲观前景，而不是理性主义体系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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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性是一种邪恶的交易，因为繁衍后代完全是在为苦难提供新的牺牲品。叔本华的讨厌女人也和这种观点有关，因为他觉得在性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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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理由可以说明康德认识论为何要与悲观主义观点相联系。叔本华由于自己乖僻的性格而无法感到快乐，所以就宣称快乐不可能实现。在他阴郁的生命快要结束之际，他的成就才得到了认可，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这两个变化突然使他不顾自己的理论，开始快乐起来。不过，这也并不能证明理性主义者对这个世界的“善”持有十足的信心就是正确的。至少，像斯宾诺莎这样的思想家不打算从理论上发现罪恶，而叔本华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切事物中都看不到善。根据叔本华的观点，摆脱这种痛苦的办法必须到佛教神话中去寻找。由于我们的意志导致了我们的苦难，所以通过麻醉意志，就可以最终在涅□或空的境界中得到解脱。通过神秘的入定，我们就可以看穿代表幻觉的“摩耶面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逐渐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具备了这样的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征服意志。但是，这里的一体性知识既不像爱克哈特长老之类的西方神秘主义者那样，导致人和上帝的感通；也不会分享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世界。相反，对整体的洞悉和对苦难的同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遁入空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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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哲学和黑格尔派的理性主义学说相反，它强调了意志的重要性。后来的许多哲学家采纳了这一观点，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不仅在尼采，也在实用主义者的作品中发现了这种观点。存在主义也对与理性相对立的意志极感兴趣。而叔本华学说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倒是处在哲学主流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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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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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叔本华哲学寻求的是一种最终摆脱尘世及其冲突的途径，那么尼采（1844～1900）则走向了它的反面。要归纳尼采的思想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通常意义上，他算不得一位哲学家，而且他也没有留下某种系统的观点。也许有人从字面意义上，把他描绘成一个贵族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最早试图提倡的就是最优秀人物享有至高的地位，这些人具有最健康、最坚强的秉性。同时，他还强调了面对苦难时的坚忍和顽强，这与公认的伦理标准有相同之处，尽管实践起来并不一定是这样。许多人由于断章取义地关注这些特征，以为尼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暴政的预言家。虽然暴君们的确可能从尼采那里获得某些启发，但如果要他对这些人的罪行负责，是不公平的，这些人顶多是肤浅地理解了尼采。因为，如果尼采能够活得更长，亲眼目睹自己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话，他也会极力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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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父亲是新教的一名牧师，这就营造了一种虔诚、正直的家庭气氛。即使在尼采著作最具叛逆性的时候，其强烈的道德感仍然保留了这种色彩。尼采在早年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24岁就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一年后，爆发了普法战争。由于他已经是瑞士公民，因此只能当一名军队医院的卫生员。后来因感染上痢疾，他退伍回到了巴塞尔。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从服役以来，始终未能恢复健康。1879年，他不得不辞去教授职务，尽管那笔丰厚的年金足以使他过上很舒适的生活。随后的十年，尼采是在瑞士和意大利度过的。他仍然从事写作，却在大多数时候孤独寂寞、默默无闻。1889年，学生时代染上的性病终于导致了一个迟来的恶果，尼采患上了精神病，直到去世精神都不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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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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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探索首先受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尤其是斯巴达理想的启发。在第一部主要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区别，即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情结和狄奥尼索斯情结。对人类悲剧实在性的认识，与暗淡而情绪化的狄奥尼索斯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奥林匹亚的诸神殿则是某种可以抵消人生不幸的安宁幻象。这一点源自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倾向。可以说，希腊悲剧是狄奥尼索斯热望的阿波罗式升华。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从这些关于悲剧起源的解释中，尼采最终选择了悲剧英雄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尼采在悲剧中看到的不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感情净化，而是积极地接受现实生活。叔本华得出的是悲观的结论，而尼采却采取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在有关希腊悲剧的正确解释中辨别出来。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而是对生活的严酷性和现实性的豪迈承受。和叔本华一样，他也认可意志的至高地位，但他更进一步认为，坚强的意志是善者的优秀特征，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视为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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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把人类及其道德分为两类，即主人和奴隶。他的《善恶之外》（1886年）一书详尽论述了基于这一区分的伦理学理论。在主人道德中，“善”意味着独立、慷慨和自助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具有伟大灵魂的人”的品质。与之相对的缺陷则是依附、吝啬和怯懦等等，也就是恶。在这里，善与恶的对比大体上相当于高尚和卑鄙。奴隶道德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发挥作用。它认为善存在于某种普遍的沉默当中，存在于一切消除苦难和反抗的事件当中。它谴责主人道德中的善，认为它不仅不恰当，而且是罪恶的，因为主人道德中的善容易引起人的恐怖感。对于奴隶（道德）来说，所有引起恐惧的行为都是罪恶的。而英雄或者超人的道德，则在善恶之外。这些学说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以道德宣言的形式被提了出来，该书在风格上模仿了《圣经》。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诗体散文，而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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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尼采最为厌恶的东西，就是随着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的大众人性。他认为社会应该成为少数杰出人物实现贵族理想的温床。至于这样做可能会给小人物带来苦难，在他看来，则是无所谓的。他所想像的国家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认为传统宗教为奴隶道德提供了支持。按他的观点，自由者必须认为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必须为了人的更高形态，而不是为了上帝而奋斗。尼采在基督教中发现了奴隶道德的现成例子，因为基督教消极地怀着来世生活更好的希望。他还对奴隶道德做出了恭顺、怜悯之类的评价。正是由于瓦格纳后来倾向于基督教，尼采才会抨击这位曾被自己视为可敬的朋友的作曲家。除了提倡英雄崇拜以外，尼采还强烈地反对男女平等，他鼓吹把妇女看做奴隶的东方习俗。我们发现，这正反映了尼采本人无法妥当地与女性相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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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这样的伦理学说中，对各种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大量有价值的考察。如果是为自身考虑，那么使用某种无情的手段还算情有可原的，但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大多数人所忍受的苦难无动于衷，这种观点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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