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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一种简单的推广，就是为心理学事件找到纯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解释，因此，在前面解释过的意义上，这种理论就是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这种发展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研究。我们都听说过巴甫洛夫和流涎狗的故事，简单地说，该实验就是在向动物提供食物的同时发出某种信号，例如在屏幕上显示某个图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只要出现图形，就能使动物产生期待食物出现的生理反应，一见到相应的信号，动物就开始流唾液。这种反应就叫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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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要表明的是，可观察的具体情景揭示了某些有关联的事件，而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强加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来予以改变。从这一点上看，解释中所采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就完全是传统的休谟方式。不过除此以外，似乎还有以下言外之意：没有必要把这些神秘本质假设为思想；能观察到的相关事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可以说出的一切。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证说明，无疑需要加上某些限定条件。不过，就我们现在的讨论目的而言，它已经足以预示趋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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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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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方面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即语言学的一些形式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语言的实际用法，或在适当场合以某些方式使用语言的意向。我们也应该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去流口水，而不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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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主义观点完全对立的各种心理学理论，都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这个名字有关。他从一种纯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最终确立了他的心理学，他的学说不受限制地看到了隐蔽的本质。这一理论中的“潜意识心灵”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本质而言，潜意识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这个理论是否健全，我们姑且不论，在这里必须重复的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十分正确的科学假设。那些出于实证主义偏见而排斥假设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它在科学方法中的作用，但是在弗洛伊德这里，潜意识心灵的理论及其运作方式，却为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手段。首先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一般性理论，参见《梦的解析》（1900）；其次是他关于遗忘的理论（与前者有关），190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对该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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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与醒的区别在于：梦允许某种自由和幻想，这些东西在清醒的生活中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但做梦者的这种自由毕竟要比现实中的自由更彻底。这也是任何关于梦的普遍性理论的结论。弗洛伊德著作总的假设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抑制的需求和欲望，却能在梦中实现。我们不能在这里深入地探讨抑制的机制和个人心理器官的详细结构，但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做梦者有一定的自由来重新组合基于直接经验的各种因素以及白天（乃至孩提时代）受到抑制的愿望。解释的作用就在于揭示梦的真正含义，这里面包括对抑制过程中某些象征符号的认识。为了掩盖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相，或担心真实意图得不到支持，而避免直言不讳。在做出这些解释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确立了一整套象征符号一览表，不过，他本人在使用这些象征符号时，比他的追随者们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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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学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弗洛伊德是一名医生，他认为这些过程的暴露或对其进行精神分析，有助于调节压抑引起的神经失调。要达到治病的目的，仅仅依赖分析是不够的；但如果没有它，甚至不可能作任何尝试。当然，治疗学里的知识概念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早就有过这种看法。当代语言分析学家们也对哲学难题持有一种极为相似的观点，他们把这些难题比作需要用分析来治疗的语言学神经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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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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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忘，弗洛伊德认为它和类似的压抑机制有关，我们遗忘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害怕记忆。为了治愈遗忘症，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害怕记忆。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有价值的，它在对梦做出普遍性科学解释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尝试。当然，其中一些细节性解释并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例如，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一览表似乎就不能完全接受。当然，正是由于对性行为和性压抑的坦白承认，才使得精神分析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同时，这也使它成了无知者谩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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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哲学的主导力量一直是经过修正的实用主义，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杜威（1859～1952）。杜威是新英格兰人的后裔，深受该地区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他兴趣十分广泛，其范围超出了学院派哲学。他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在教育领域，自1894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以后，他在这个课题上就很有发言权。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传统教育和技术社会所需的职业培训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的话，那么杜威的著作在其中起了部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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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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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哲学中的三个主导概念，把他的哲学与某些早期发展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已经提到过实用主义的因素，和皮尔斯一样，杜威也认为探索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对行动的高度重视，这一点是柏格森主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如前所述，实用主义者也确实相信行动的重要性，不过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詹姆士曲解了皮尔斯，后者的能动性更接近维科在阐述“真理即事实”时所想的东西。最后，杜威的理论中有很大程度的黑格尔因素，尤其是他坚持认为探索的终极目标是有机或统一的整体。因此，他把过程中出现的逻辑步骤视为通往整体的工具，这种工具性的逻辑概念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我们把后者当成确立完整体系的一种工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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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实用主义学派的杜威，不愿意受到传统的真理和谬误概念的羁绊，因为它们来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理哲学。相反，杜威论述了可保证的断言性，这一概念派生自皮尔斯。不过我们要补充一点，皮尔斯后来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无论它离我们多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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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除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这个一般性问题，我们可以运用谈论普罗泰戈拉时的那种批判。假设有人断定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如果我以实用主义者的语气问他，是否能保证这个断言具有正当理由，那么他会如何回答呢？实际上，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可能对他有利，那么就会诱使他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不管他肯定或否定，他都会立即打破自己的实用主义原则，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保证的问题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第二层的保证，这实际上直接导致了一种无穷的回归。反过来，如果他肯定或否定，他就隐晦地承认了真理的某种绝对意义，就算他搞错了问题的真相，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他也可能真诚地做出某种回答，最终却发现是那虚伪的。要想给出任何一个答案，都必须在无形中接受某种绝对标准。这种批判不仅对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有效，而且适用于试图以其他标准来定义真理的任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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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这种把逻辑纳入行动的企图来自何处并不难。事实上，它来自柏格森派的不满：按照传统、客观的逻辑观，世界上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的新事物。正是由于要求创新的呼声，这种理论才被激发起来，并得以建立，最终出现了把人活动的多样性和表达这种多样性的语言与逻辑的固定框架相混淆的情况。如果不认识到这些标准，人就容易超出界限，并忘记自己能力有限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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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怀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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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我的老同事A.N.怀特海（1861～1947）。前面说过，他是一位数学逻辑学家。和我一起完成了《数学原理》一书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当代科学的哲学问题，并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1924年，他实际上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出任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一职。他晚期的作品大多晦涩难懂。尽管说一本书难懂，这本身不是什么批判，但我必须得承认，怀特海的形而上学思辨对我来说，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对它作一番简略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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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认为，要想把握世界，我们就决不能遵循伽利略和笛卡尔将“实在”分为第一、第二属性的传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得到一幅被理性主义范畴论扭曲了的图画。更准确地说，世界是由无数鲜活的事件组成的，其中每一事件似乎都让人想到莱布尼茨的“单子”。但是和“单子”不同的是，事件是暂时的，它会消亡，并生成新的事件。不知为什么，这些事件又发生在各种对象之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理解为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把各种对象看做巴门尼德的球体。当然，事件和对象都是抽象的，但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与“实在”的真正接触，则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知，需要把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在这里，我们想到了斯宾诺莎。怀特海主张：每一个命题最终都必须根据它与宇宙体系的关系来看待。显然，这是系统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尽管它并不完全具有杜威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征。杜威的整体概念要追溯到黑格尔；而怀待海的唯心主义则与谢林后期的有机体概念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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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大概就是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我不敢说它将在哲学史上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不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学说在这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从对某些普遍性科学问题的兴趣中直接产生出来的。诚然，我们已经了解到，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19世纪的唯心主义者都是如此。从科学理论试图掌握整个世界这一点来看，它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形而上学的，不同在于，科学对严酷而难以解决的各种事情承担了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