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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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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哲学中的三个主导概念，把他的哲学与某些早期发展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已经提到过实用主义的因素，和皮尔斯一样，杜威也认为探索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对行动的高度重视，这一点是柏格森主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如前所述，实用主义者也确实相信行动的重要性，不过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詹姆士曲解了皮尔斯，后者的能动性更接近维科在阐述“真理即事实”时所想的东西。最后，杜威的理论中有很大程度的黑格尔因素，尤其是他坚持认为探索的终极目标是有机或统一的整体。因此，他把过程中出现的逻辑步骤视为通往整体的工具，这种工具性的逻辑概念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我们把后者当成确立完整体系的一种工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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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实用主义学派的杜威，不愿意受到传统的真理和谬误概念的羁绊，因为它们来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理哲学。相反，杜威论述了可保证的断言性，这一概念派生自皮尔斯。不过我们要补充一点，皮尔斯后来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无论它离我们多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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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除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这个一般性问题，我们可以运用谈论普罗泰戈拉时的那种批判。假设有人断定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如果我以实用主义者的语气问他，是否能保证这个断言具有正当理由，那么他会如何回答呢？实际上，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可能对他有利，那么就会诱使他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不管他肯定或否定，他都会立即打破自己的实用主义原则，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保证的问题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第二层的保证，这实际上直接导致了一种无穷的回归。反过来，如果他肯定或否定，他就隐晦地承认了真理的某种绝对意义，就算他搞错了问题的真相，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他也可能真诚地做出某种回答，最终却发现是那虚伪的。要想给出任何一个答案，都必须在无形中接受某种绝对标准。这种批判不仅对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有效，而且适用于试图以其他标准来定义真理的任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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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这种把逻辑纳入行动的企图来自何处并不难。事实上，它来自柏格森派的不满：按照传统、客观的逻辑观，世界上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的新事物。正是由于要求创新的呼声，这种理论才被激发起来，并得以建立，最终出现了把人活动的多样性和表达这种多样性的语言与逻辑的固定框架相混淆的情况。如果不认识到这些标准，人就容易超出界限，并忘记自己能力有限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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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怀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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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我的老同事A.N.怀特海（1861～1947）。前面说过，他是一位数学逻辑学家。和我一起完成了《数学原理》一书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当代科学的哲学问题，并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1924年，他实际上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出任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一职。他晚期的作品大多晦涩难懂。尽管说一本书难懂，这本身不是什么批判，但我必须得承认，怀特海的形而上学思辨对我来说，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对它作一番简略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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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认为，要想把握世界，我们就决不能遵循伽利略和笛卡尔将“实在”分为第一、第二属性的传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得到一幅被理性主义范畴论扭曲了的图画。更准确地说，世界是由无数鲜活的事件组成的，其中每一事件似乎都让人想到莱布尼茨的“单子”。但是和“单子”不同的是，事件是暂时的，它会消亡，并生成新的事件。不知为什么，这些事件又发生在各种对象之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理解为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把各种对象看做巴门尼德的球体。当然，事件和对象都是抽象的，但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与“实在”的真正接触，则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知，需要把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在这里，我们想到了斯宾诺莎。怀特海主张：每一个命题最终都必须根据它与宇宙体系的关系来看待。显然，这是系统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尽管它并不完全具有杜威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征。杜威的整体概念要追溯到黑格尔；而怀待海的唯心主义则与谢林后期的有机体概念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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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大概就是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我不敢说它将在哲学史上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不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学说在这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从对某些普遍性科学问题的兴趣中直接产生出来的。诚然，我们已经了解到，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19世纪的唯心主义者都是如此。从科学理论试图掌握整个世界这一点来看，它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形而上学的，不同在于，科学对严酷而难以解决的各种事情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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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说19世纪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为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话，那么过去的五十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改造甚至更为急剧。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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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概念作为一种主导思想，曾经激励了数代人。世界似乎正朝着一个更美好、更文明的方向发展，西欧是慈善家，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政治和技术上的附庸。从某些方面看，这种世界观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毫无疑问，西方在政治上，在掌握由工业产生的物质力量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非凡的自信和上帝站在进步一方的感觉，成了这一切的后盾。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剧增，一百年来，英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了五倍，但是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由于工业社会开始克服自身的初步问题，社会的普遍生活方式逐渐变得舒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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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革导致了乐观主义情绪的盛行，人们对未来信心十足。而在这之前，这样的情绪和信心一向是经常动摇的。20世纪所有的主要思潮都具有这种乐观主义基调，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莫不如此。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就是马克思学说，它甚至成功地把“进步不可避免”的信念保持到了今天。作为惟一的政治理论，它一直坚持着自己天真的信仰，尽管从那以后，世界已经饱尝了各种动乱的滋味。就生硬的教条和乌托邦式的观点而言，马克思学说是19世纪的出土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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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种进步的氛围之中，人们似乎觉得世界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不仅那些富有的人有这种思想，就连那些最底层的贫民也觉得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善、将会改善，这种希望最终的确没有落空。同时，教育的普及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改善自身状况的途径，因为在这个新社会中，那些没有职权优势的人可以通过知识和技能出人头地。这种竞争因素在社会是一种新事物。商人之间的竞争固然和商业本身一样古老，然而，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境遇，这却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新观念。中世纪的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每个人的位置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改变神定的秩序是一种罪恶，这些陈腐观念首先是遭到了文艺复兴思想家的怀疑，到了19世纪，则被彻底肃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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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属于工业化已经有了根基的地区，包括英国和西欧的部分地区。必须记住的是，这些地区只占地球可居住面积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已经与其人口数量完全不成比例了。不过在人类历史中，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单就面积而言，古代波斯帝国比希腊更辽阔，但它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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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逢盛世，并受到进步思想激励的人，似乎在满怀信心地为将来作打算。形势是如此的安定，以至于人们有理由从整体上展望他们的未来。同时，这些打算又完全是个人的事，因为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获得地位和保障。对于社会底层的贫民，则由有责任心的公民来为其提供救济和自愿资助。奇怪的是，提供社会福利的第一个决定竟然是俾斯麦做出的，为了占据对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优势，他先发制人地为工人们引进了某种形式的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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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从事的只是旁观性工作，它的职责就是对各种利益冲突做出裁决，至于政府会干预工业或商业的运作，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今天，政府本身经营各种企业，则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所致。至于行动自由，在整个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正如现在一样，那时的俄国是一个例外，除了沙皇帝国要求出具护照以外，你不用带任何证件就可以走遍西欧。同时，人们外出旅行的机会也不像现在这么多，部分原因是由于开销太高，限制了不少人的行动。从那以后采取的种种控制措施则表明，国际间的信任已降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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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西欧从1870年以来，已经享受了近五十年的和平。事实上，这种幸福的局面并不是世界性的。非洲有殖民地冲突；在远东，俄国败给了日本，后者努力学习西方技术和文明，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角落的人来说，世界似乎仍旧是一个公正的国度。这就是五十年前的情景，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到那时候的人们仿佛生活在梦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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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个价值体系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摧毁了。尽管在19世纪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国家意识，但在这之前，那些国别差异是一直隐藏着的。现在，它们爆发了，并导致了空前的世界性大屠杀。随着这场大灾难的发生，人们对进步的信心锐减，怀疑的气氛日益增长，世界再也没有从这场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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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技术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了武器的改进速度远远超过了军人战术思想的发展，结果导致一场可怕的、难以预料的大屠杀极大地削弱了西欧的实力。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虚弱和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次战争的后遗症。同时，美国逐渐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俄国经历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建立了远比沙俄帝国强大的新工业化社会。民族主义情绪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在地下郁积着，现在终于以新民族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邻国怀有戒心，行动自由受到了种种限制，直到今天，情况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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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的进一步互相残杀将真正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继续存在，这一点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这也是1919年建立国际联盟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努力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合作奠定基础的尝试中，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事实上，由于他的建议最终未能获得本国的支持，所以一开始就极大地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地位。同时，中央权力的瓦解，反而使更激烈、更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复苏。国际联盟成立还不到二十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独裁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规模和破坏程度都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庞大的军事技术力量，更强烈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使军队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全面战争。受它影响的不仅是士兵，而且还有普通百姓。原子弹首次在日本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威力，破坏性力量中的这一终极成果，现在已经使人类有了自我毁灭的可能。人们是否能足够明智地抵制这种诱惑，则是个未知数。我们希望，二战后取代了旧联盟的联合国能够成功地制止那种不死不休的相互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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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推动技术发展的两股主要力量就是贸易和战争。近年来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以惊人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电子和通讯的发展产生了现在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就在我们的眼前改造着世界，它所采用的方式甚至比以蒸汽机为基础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要剧烈。同样，运输工具所经历的变革也是19世纪做梦也想不到的。从罗马时代到出现铁路，相对来说，旅行方式的变化并不大，但从那以后，人类已经把伊卡洛斯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大约80年前，人们还以为在80天内环游地球是一种幻想，而现在，只用80个小时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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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这些意义深远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人们来不及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危及到了19世纪普遍的安全感。人们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同时，国家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曾经一度属于个人的行动自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业国家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已经使这些国家对任何骚乱都极为敏感，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远不如中世纪那么稳定，因此就有必要对那些可能推翻政府的各种势力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其次，为了抵消不可避免的动乱，就必须提供某种均衡力量，这就使国家的行为卷入了经济事务；第三，人们虽然丧失了独立争取到的保障，但国家提供的种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补偿，这些变化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文明世界的技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却是多么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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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制在现代生活中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引发了非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新倾向。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思潮不仅反对曾激发过当代独裁统治的权力哲学，而且反对“科学对人类自由的威胁”。非理性主义的主要哲学观点，见于复苏的存在主义学说。存在主义近年来曾在法国和德国的哲学领域发挥过主导作用，对此，我们将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要点是：这种趋向包含了各种学说，它们常常相互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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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与存在主义学说相伴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归；在英国，哲学近年来主要是沿着语言学的轨迹发展。大陆哲学与英国哲学之间的鸿沟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巨大，确实，它们甚至都不承认对方真的是在从事哲学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