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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空联系的增强，世界各地间距离已经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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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当代思想领域简略的背景轮廓。如果要勾勒出一幅草图，那么我们不仅要冒曲解真相的风险，而且要冒缺乏洞察力的风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遍性结论，迄今为止，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是由于它的技术和产生技术的科学、哲学传统。现在看来，这些力量似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必然如此。当西方的技术和技能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后，我们的优越地位就因此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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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困惑的，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东西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但整个存在主义运动共同的起点，似乎是认为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存在的意义，理性主义者通过概念体系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未能把握个人经验的具体特性。为了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存在主义者求助于克尔恺郭尔所谓的“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理性主义从外部探讨世界，不能恰当地处理鲜活经验的直接性。要把握世界，还必须按存在主义方式，从事物内部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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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明显的困惑，人们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论述。首先，有人可能很想指出，从这些思辨的含义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以一种尽可能有趣的方式活着；至于未来的目的，则都是幻想。另外，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你反思任何事物的存在，那么你考虑的必然是特定的东西。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甚至连黑格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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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激烈的论证是有效的，但却容易妨碍我们看清这些思想家所要暗示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对存在主义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尽力简明扼要地说明它试图表达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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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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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虽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但他所承认的三种存在中，却保留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某种辩证因素。雅斯贝尔斯年轻时对心理学，尤其是对心理病理学感兴趣，并由此逐渐转入了哲学，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他的存在主义描述成人本主义，萨特就曾用这一短语来给自己的哲学命名。不过，和文艺复兴时的客观人文主义形成反差的是，这里的存在主义最多只能算一种主观人文主义，所以，使用萨特的格言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种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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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论中，遇到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层次最低的就是客观世界，它只是简单地存在于此，所以，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从外部来把握的“存在于此”，它涵盖了一切门类的科学。但我们却无法充分、正确地认识它的存在本身。适用于科学领域的客观存在，确实妨碍了我们感受这种更高层次的存在，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自我存在”或简称“存在”，该存在模式不再对支配客观存在领域的理性负责。据称“自我存在”或“个人存在”往往含有超越自身的暗示，为了不使雅斯贝尔斯感到委屈，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描述，即他认为“个人存在”本身隐藏着各种不确定的“潜在性”。在争取突破自身的过程中，这种“自我”就和第三类存在协调起来，后者可以称做“超越”，它是一种包含了前两种存在模式的“自在”。虽然雅斯贝尔斯并不追求那种激励了唯心主义者的目标，但很明显，他的“三类存在”构成了辩证进程的一个妥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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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该学说在这里竟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性范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任何企图在原理上颠覆理性的理论来说，这都是一个固有的难题。当然，人们受感情支配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理性，这虽然让人难堪，却也的确如此。从原则上说，这并不是对理性的一种制约，不过，当它形成了某种理性的理论，却又企图使理性本身失效时，就会出现难堪的自相矛盾。因为，要想解释任何事物，就必然会求助于理性，如果否定了理性的效力，就无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说不出道理来，就只好保持沉默。存在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时候他们的确也提倡沉默，尽管自己并不去实行。至于雅斯贝尔斯，他意识到了困难所在，并尽力作了某些修正：承认理性最终还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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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上述存在划分的基础上主张：本质上必然具有解释性的科学，必然不能真正把握“实在”。因为，如果承认解释与解释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别，就等于无形中承认我们已经失败。似乎可以这样设想：一切陈述之所以都是对事实的歪曲，仅仅因为陈述并不等同于陈述对象。因此，由于陈述还涉及别的东西，所以它们就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必须注意的是，陈述在这里之所以被视为不充分，是由于它的本质属性不充分，而不是像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它脱离了能够为它提供全部意义的其他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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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讲的就是“超越”或“自在”这种存在模式，更确切地说，哲学就是个人在超越过程中的奋斗。至于个人的道德，则在个人存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人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彼此了解和体验到自由感。既然自由处于理性范围之外，我们就不能对其作理性的解释，而只能满足于辨认它在某些情绪中的表现。据称，我们的自由感是与某种忧虑或恐惧感相随的，雅斯贝尔斯借用了克尔恺郭尔的这个短语。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性支配着“存在于此”（客观世界）的领域，而情绪则支配着“自我存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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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在“超越”的层面上像克尔恺郭尔学说一样为宗教留有余地，而马丁·海德格尔更具形而上学意味的著作却充斥着截然不同的腔调。由于措词十分怪异，因此他的哲学晦涩难懂，我们忍不住要怀疑语言的运用在这里是不是太随心所欲了。他的哲学思辨中有一个有趣观点，即他所坚持的“虚无（不存在）是某种实证的东西”。正如存在主义中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这也是一种假冒逻辑的心理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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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曾经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该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让·保罗·萨特，不仅创作了有影响的哲学论文，而且创作了多部小说。他的大部分存在主义思想都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来体现的，这些人物面临着某种行动的呼唤，这正是存在主义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小说作为文学媒介，提供了反映人类困境的完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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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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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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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由的存在主义观点被萨特推向了极端。人类不断地抉择自己的命运，这些抉择与传统或个人生活中的先例并无联系，每一个新的决定似乎都需要完全的投入。那些害怕这一真相的人，试图从世界的合理化思考中寻求保障。在这方面，科学工作者与宗教信徒的表现是一致的，都企图逃避现实。但萨特认为他们都错了，世界并不像从科学角度所看到的那样，至于上帝，则似乎从尼采时代起就已经死了。决心面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人，确实容易联想到尼采的英雄，萨特的无神论正是从这一源泉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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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反对的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概念。这一概念见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并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继承。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任何存在物原则上都是可以被视为必然的，如果我们采取某种足够宽容的看法的话。这样，自由学说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斯宾诺莎或黑格尔的形式，自由存在于和必然性运作相协调的存在之中，这种自由观一旦遭到抛弃（如萨特那样），其他观点似乎就会自动出现。前面说过，理性主义的必然性观点支配着理论科学，因此，一旦我们采纳了存在主义的自由学说，那么就必须抛弃这种必须性观点。同样，还必须抛弃理性主义神学，尽管萨特走得太远了，企图把它和无神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有萨特所设想的那种自由，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如前所述，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同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已经作了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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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必然性观点时，存在主义特别关注一个重要的论点。但是，它的哲学批判并不比基于心理学基础的情感断言更有说服力。正是从一种压抑的情绪中，存在主义发起了对理性主义的反叛。这种反叛导致了一种奇怪的个人世界观，即现实世界是自由的一个障碍。理性主义者在探讨关于自然运行的知识时看到了自己的自由；而存在主义者则在自己的情感放纵中看到了自由。支撑这一切的基本逻辑观点，可以追溯到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从普遍逻辑原理中是不可能推导出存在的，任何正统的经验主义者都乐于赞同这样的批判。不过，由于前面已经对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因此就不必再作补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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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假如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某种存在主义心理学，似乎就推翻了这个值得称道的批判。这也正是萨特理论想要实现的目标。在对各种心理状态的描述中，含有许多有趣、有价值的意见，但人们如果根据这种方式来行动和感知，则不是“存在并非逻辑上必然的”这一事实的逻辑结论，否则就会在同时既肯定又否定谢林的观点。所以，虽然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心理观察是精确的，但要想把这种观察结果转化为本体论，则是行不通的，而这正是萨特的著作《存在与虚无》的目的所在。该书具有朦胧的诗意和奔放的语言，可算德国传统的上乘之作。该书试图把个别的人生观转化为本体论，对于传统哲学家（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古怪的想法，就像有人要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变成哲学课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