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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从事的只是旁观性工作，它的职责就是对各种利益冲突做出裁决，至于政府会干预工业或商业的运作，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今天，政府本身经营各种企业，则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所致。至于行动自由，在整个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正如现在一样，那时的俄国是一个例外，除了沙皇帝国要求出具护照以外，你不用带任何证件就可以走遍西欧。同时，人们外出旅行的机会也不像现在这么多，部分原因是由于开销太高，限制了不少人的行动。从那以后采取的种种控制措施则表明，国际间的信任已降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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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西欧从1870年以来，已经享受了近五十年的和平。事实上，这种幸福的局面并不是世界性的。非洲有殖民地冲突；在远东，俄国败给了日本，后者努力学习西方技术和文明，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角落的人来说，世界似乎仍旧是一个公正的国度。这就是五十年前的情景，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到那时候的人们仿佛生活在梦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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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个价值体系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摧毁了。尽管在19世纪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国家意识，但在这之前，那些国别差异是一直隐藏着的。现在，它们爆发了，并导致了空前的世界性大屠杀。随着这场大灾难的发生，人们对进步的信心锐减，怀疑的气氛日益增长，世界再也没有从这场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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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技术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了武器的改进速度远远超过了军人战术思想的发展，结果导致一场可怕的、难以预料的大屠杀极大地削弱了西欧的实力。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虚弱和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次战争的后遗症。同时，美国逐渐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俄国经历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建立了远比沙俄帝国强大的新工业化社会。民族主义情绪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在地下郁积着，现在终于以新民族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邻国怀有戒心，行动自由受到了种种限制，直到今天，情况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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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的进一步互相残杀将真正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继续存在，这一点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这也是1919年建立国际联盟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努力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合作奠定基础的尝试中，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事实上，由于他的建议最终未能获得本国的支持，所以一开始就极大地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地位。同时，中央权力的瓦解，反而使更激烈、更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复苏。国际联盟成立还不到二十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独裁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规模和破坏程度都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庞大的军事技术力量，更强烈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使军队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全面战争。受它影响的不仅是士兵，而且还有普通百姓。原子弹首次在日本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威力，破坏性力量中的这一终极成果，现在已经使人类有了自我毁灭的可能。人们是否能足够明智地抵制这种诱惑，则是个未知数。我们希望，二战后取代了旧联盟的联合国能够成功地制止那种不死不休的相互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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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推动技术发展的两股主要力量就是贸易和战争。近年来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以惊人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电子和通讯的发展产生了现在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就在我们的眼前改造着世界，它所采用的方式甚至比以蒸汽机为基础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要剧烈。同样，运输工具所经历的变革也是19世纪做梦也想不到的。从罗马时代到出现铁路，相对来说，旅行方式的变化并不大，但从那以后，人类已经把伊卡洛斯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大约80年前，人们还以为在80天内环游地球是一种幻想，而现在，只用80个小时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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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这些意义深远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人们来不及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危及到了19世纪普遍的安全感。人们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同时，国家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曾经一度属于个人的行动自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业国家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已经使这些国家对任何骚乱都极为敏感，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远不如中世纪那么稳定，因此就有必要对那些可能推翻政府的各种势力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其次，为了抵消不可避免的动乱，就必须提供某种均衡力量，这就使国家的行为卷入了经济事务；第三，人们虽然丧失了独立争取到的保障，但国家提供的种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补偿，这些变化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文明世界的技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却是多么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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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制在现代生活中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引发了非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新倾向。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思潮不仅反对曾激发过当代独裁统治的权力哲学，而且反对“科学对人类自由的威胁”。非理性主义的主要哲学观点，见于复苏的存在主义学说。存在主义近年来曾在法国和德国的哲学领域发挥过主导作用，对此，我们将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要点是：这种趋向包含了各种学说，它们常常相互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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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与存在主义学说相伴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归；在英国，哲学近年来主要是沿着语言学的轨迹发展。大陆哲学与英国哲学之间的鸿沟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巨大，确实，它们甚至都不承认对方真的是在从事哲学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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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空联系的增强，世界各地间距离已经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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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当代思想领域简略的背景轮廓。如果要勾勒出一幅草图，那么我们不仅要冒曲解真相的风险，而且要冒缺乏洞察力的风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遍性结论，迄今为止，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是由于它的技术和产生技术的科学、哲学传统。现在看来，这些力量似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必然如此。当西方的技术和技能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后，我们的优越地位就因此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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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困惑的，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东西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但整个存在主义运动共同的起点，似乎是认为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存在的意义，理性主义者通过概念体系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未能把握个人经验的具体特性。为了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存在主义者求助于克尔恺郭尔所谓的“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理性主义从外部探讨世界，不能恰当地处理鲜活经验的直接性。要把握世界，还必须按存在主义方式，从事物内部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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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明显的困惑，人们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论述。首先，有人可能很想指出，从这些思辨的含义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以一种尽可能有趣的方式活着；至于未来的目的，则都是幻想。另外，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你反思任何事物的存在，那么你考虑的必然是特定的东西。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甚至连黑格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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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激烈的论证是有效的，但却容易妨碍我们看清这些思想家所要暗示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对存在主义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尽力简明扼要地说明它试图表达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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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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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虽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但他所承认的三种存在中，却保留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某种辩证因素。雅斯贝尔斯年轻时对心理学，尤其是对心理病理学感兴趣，并由此逐渐转入了哲学，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他的存在主义描述成人本主义，萨特就曾用这一短语来给自己的哲学命名。不过，和文艺复兴时的客观人文主义形成反差的是，这里的存在主义最多只能算一种主观人文主义，所以，使用萨特的格言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种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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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论中，遇到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层次最低的就是客观世界，它只是简单地存在于此，所以，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从外部来把握的“存在于此”，它涵盖了一切门类的科学。但我们却无法充分、正确地认识它的存在本身。适用于科学领域的客观存在，确实妨碍了我们感受这种更高层次的存在，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自我存在”或简称“存在”，该存在模式不再对支配客观存在领域的理性负责。据称“自我存在”或“个人存在”往往含有超越自身的暗示，为了不使雅斯贝尔斯感到委屈，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描述，即他认为“个人存在”本身隐藏着各种不确定的“潜在性”。在争取突破自身的过程中，这种“自我”就和第三类存在协调起来，后者可以称做“超越”，它是一种包含了前两种存在模式的“自在”。虽然雅斯贝尔斯并不追求那种激励了唯心主义者的目标，但很明显，他的“三类存在”构成了辩证进程的一个妥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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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该学说在这里竟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性范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任何企图在原理上颠覆理性的理论来说，这都是一个固有的难题。当然，人们受感情支配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理性，这虽然让人难堪，却也的确如此。从原则上说，这并不是对理性的一种制约，不过，当它形成了某种理性的理论，却又企图使理性本身失效时，就会出现难堪的自相矛盾。因为，要想解释任何事物，就必然会求助于理性，如果否定了理性的效力，就无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说不出道理来，就只好保持沉默。存在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时候他们的确也提倡沉默，尽管自己并不去实行。至于雅斯贝尔斯，他意识到了困难所在，并尽力作了某些修正：承认理性最终还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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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上述存在划分的基础上主张：本质上必然具有解释性的科学，必然不能真正把握“实在”。因为，如果承认解释与解释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别，就等于无形中承认我们已经失败。似乎可以这样设想：一切陈述之所以都是对事实的歪曲，仅仅因为陈述并不等同于陈述对象。因此，由于陈述还涉及别的东西，所以它们就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必须注意的是，陈述在这里之所以被视为不充分，是由于它的本质属性不充分，而不是像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它脱离了能够为它提供全部意义的其他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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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讲的就是“超越”或“自在”这种存在模式，更确切地说，哲学就是个人在超越过程中的奋斗。至于个人的道德，则在个人存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人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彼此了解和体验到自由感。既然自由处于理性范围之外，我们就不能对其作理性的解释，而只能满足于辨认它在某些情绪中的表现。据称，我们的自由感是与某种忧虑或恐惧感相随的，雅斯贝尔斯借用了克尔恺郭尔的这个短语。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性支配着“存在于此”（客观世界）的领域，而情绪则支配着“自我存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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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在“超越”的层面上像克尔恺郭尔学说一样为宗教留有余地，而马丁·海德格尔更具形而上学意味的著作却充斥着截然不同的腔调。由于措词十分怪异，因此他的哲学晦涩难懂，我们忍不住要怀疑语言的运用在这里是不是太随心所欲了。他的哲学思辨中有一个有趣观点，即他所坚持的“虚无（不存在）是某种实证的东西”。正如存在主义中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这也是一种假冒逻辑的心理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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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曾经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该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让·保罗·萨特，不仅创作了有影响的哲学论文，而且创作了多部小说。他的大部分存在主义思想都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来体现的，这些人物面临着某种行动的呼唤，这正是存在主义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小说作为文学媒介，提供了反映人类困境的完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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