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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格拉底猜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看透了他的高贵的雅典人。他知道,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异反应,已经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同样种类的衰退正悄悄地四处酝酿:古老的雅典已经走到尽头。——苏格拉底明白,全世界都需要他,——需要他的方法,他的治疗,他那自我保存的独门绝技……无论何处,本能都处于混乱状态;无论何处,人们距放纵仅仅一步之遥:精神的畸形(monstrum in animo)成了一种普遍的危险。“本能想成为暴君;人们必须发明一个更强的与之抗衡的暴君”……当那位观相家揭穿苏格拉底的真相,说他是一切邪恶欲望的藏身之所时,这位伟大的讥讽家还宣布了一句话,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他的钥匙。他说:“的确如此,但我可以控制这一切。”苏格拉底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呢?——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开始的普遍困境中,他的病例只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极端病例: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各种本能相互敌对。他作为这种极端病例施展迷惑力——他那令人恐惧的丑陋使其异常醒目。当然,作为答案,作为解决办法,作为这个病例已获治疗的假象,他会施展更大的迷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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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需要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理性成为暴君,那么,某种别的东西成为暴君的危险一定不小。当时,理性被猜想为救世主,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病人”,都不能随意地成为有理性的,——这是社交礼节上所需要的(de rigueur),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后的法宝。整个希腊的沉思都狂热地转向理性,这表明了一种困境:人们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或者走向毁灭,或者——成为可笑的有理性的人……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哲人的道德主义都是有病理根源的;他们对辩证法的敬重亦然。理性=美德=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白昼——理性的白昼——用以对抗黑暗的欲望。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明智的、清楚的、清醒的:跟随本能、跟随无意识会导致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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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表明,苏格拉底是如何施展迷惑力的:他仿佛是一个医生,一个救世主。还有必要揭示他对“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错误吗?——就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来说,他们在与颓废作战,因而他们已经走出了颓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没有能力走出颓废:他们作为手段、作为拯救所选取的东西本身仍然只是颓废的一种表现——他们改变了颓废的表现形式,却没有清除颓废本身。苏格拉底是一种误解;整个改善性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种误解……刺眼的白昼,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清醒的、冷静的、谨慎的、有意识的、无本能的、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只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完全不是通往“美德”、“健康”和幸福的归途……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就等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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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切自欺者中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一点吗?他最后在勇敢赴死的智慧中向自己说出了这番道理吗?……苏格拉底想死:——不是雅典人,而是他给自己递上了盛有毒药的酒杯,他迫使雅典人为他递上盛有毒药的酒杯……“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他轻声地对自己说:“在此,只有死亡才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只是长久地患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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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斯克勒庇奥斯(Asklepios),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曾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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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那狐(Reinecke Fuchs),讽刺当时人类社会的几部中世纪动物故事组诗中的主角。歌德将之改写成德语叙事诗《列那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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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哲学中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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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问我哲学家身上都有哪些特异反应?……例如,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痛恨生成的观念本身,他们的埃及主义。他们以为,当他们非历史地、从永恒的观点(sub specie aetemi)看待一个事物时,——当他们把该事物制作成一个木乃伊时,他们是在向这个事物表示敬意。几千年以来,哲学家所处理的一切,都是概念木乃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活着逃离他们的魔爪。当他们表示敬慕时,这些崇拜概念偶像的先生们实际上是在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表示敬慕时,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有生命危险的东西。死亡、变化、衰老以及产生和增长,对他们来说都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他们全都相信——甚至带着绝望——存在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获得存在者,于是,他们便寻找它被隐瞒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知觉不到存在者,这一定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假象,一种骗局。骗子隐藏在哪儿呢?”“我们发现它了”,他们欣喜若狂地喊道:“这就是感性!这些感官(此外,它们也是极为不道德的),它们在真实世界的问题上欺骗了我们。道德:摆脱感官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历史只不过是对感官的信仰,对谎言的信仰。道德:否定一切相信感官的人,否定所有其他人类成员:他们全是‘大众’。做哲学家吧,做木乃伊吧,用掘墓人的表情表现单调的有神论吧!——特别是要远离肉体,这个令人怜悯的感官的固执想法(idée fixe)!它包含了所有的逻辑错误,是被驳倒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它狂妄地作为真实的东西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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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崇高的敬意把赫拉克利特的名字与其他人分开。其他的哲学家群体拒绝感官的证词,因为感官显示了多样性和变化;他拒绝感官的证词,则是因为它们这样显示事物:仿佛这些事物具有持存和统一性似的。赫拉克利特同样没有公正地对待感官。感官既没有以爱利亚学派所设想的方式,也没有以他所认为的方式撒谎,——它们根本就不撒谎。我们用它们的证词所制造的东西,才把谎言放了进去,譬如统一性的谎言,物性、实体和持存的谎言……“理性”是我们伪造感官证词的根源。只要感官显示生成、消逝和变化,它们就没有撒谎……但赫拉克利特的下述说法将始终是正确的:存在是一个空洞的虚构。“虚假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仅仅是谎言虚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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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感官中我们拥有多么精细的观察工具呀!譬如,还没有哪位哲学家心怀敬意和感激地谈论过的这个鼻子,目前甚至是听候我们吩咐的最微妙的工具:它可以确定甚至连分光镜也不能确定的运动的微小差别。今天,我们恰恰是到这样的程度才算拥有科学:当我们下决心接受感官的证词时。——当我们学会增强它们,武装它们,彻底地思考它们时。其余的都是怪胎,尚不是科学:我要说的是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和知识论。或者是形式科学和符号学说:如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即数学。在它们那里,现实性从来都没有作为问题出现过;同样,像逻辑学这样一种符号约定究竟有何价值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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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的另一个特异反应同样危险,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出现的东西——可惜!因为它根本就不该出现——设定为“最高的概念”,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把蒸发中的现实的最后烟雾作为开端放置到最初。这只不过又一次表现了他们那种敬慕方式:较高的东西不应当从较低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根本就不应当生长……道德:一切头等的事物必须是自因(causa sui)。来源于某个他物被视为异议,被视为对价值的质疑。一切至高的价值都是头等的,一切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善、真、完满——都不可能生成,因而必定是自因。而所有这一切又不能彼此不一致,不能彼此相矛盾……由此他们获得了那惊人的“上帝”概念……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最初的东西,被设置为原因本身,被设置为最真实的实体(ens realissimum)……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生病的结网蜘蛛所患的那种脑疾!——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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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我们最终要提出,我们(我客气地说我们……)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看待错误和虚假性问题的。以前,人们把变化、交替和生成通通视为虚假性的证明,视为一种标记:一定有某种迷惑我们的东西存在。相反,今天我们则看到:理性偏见强制我们提出了统一性、同一性、持存、实体、原因、物性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陷入错误之中,迫使我们犯错误。根据一种严格的核算,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错误就在于此。其情形与巨大天体的运动类似:在天体运行中,为错误做持久辩护的是我们的眼睛,而在这里,是我们的语言为错误做持久的辩护。从起源上说,语言属于心理学最萎缩的时代: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就是理性(Vernunft)——时,我们就进入了一种严重的崇拜活动之中。它举目所见,皆为行为者和行为:它相信作为原因的意志,相信“我”,相信作为存在的我,相信作为实体的我,它把对于我一实体的信仰投射到所有事物上去——它就是这样第一次创造了“物”的概念……存在处处被思考为、调换为原因。从“我”的概念中才产生出、派生出“存在”的概念……一开始,就为错误的巨大厄运笼罩着:意志是某种起作用的东西,——意志是一种能力……今天,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词……很久以后,在一个开明一千倍的世界中,哲学家们惊喜地意识到了理性范畴操作中的确定性和主观可靠性。他们得出结论:这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不可能源自经验,——全部经验甚至与它们相矛盾。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希腊,人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一定曾经熟悉一个更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低得多的世界:那会是怎样的真理呀!),我们一定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拥有理性!”……实际上,迄今为止,任何东西都没有存在的错误具有更为素朴的说服力,例如爱利亚派所形成的存在的错误:甚至我们说出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在为它做辩护!——爱利亚派的反对者也受到了其存在概念的诱惑:当他发明他的原子的时候,德谟克利特便是其中一例……语言中的“理性”:一个多么富于欺诈的老妪啊!我担心我们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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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一个如此根本、如此新颖的认识概括为四个命题,人们将会对我表示感谢。我借此帮助人们理解这种新认识,也向相反的认识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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