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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格拉底猜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看透了他的高贵的雅典人。他知道，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异反应，已经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同样种类的衰退正悄悄地四处酝酿：古老的雅典已经走到尽头。——苏格拉底明白，全世界都需要他，——需要他的方法，他的治疗，他那自我保存的独门绝技……无论何处，本能都处于混乱状态；无论何处，人们距放纵仅仅一步之遥：精神的畸形（monstrum in animo）成了一种普遍的危险。“本能想成为暴君；人们必须发明一个更强的与之抗衡的暴君”……当那位观相家揭穿苏格拉底的真相，说他是一切邪恶欲望的藏身之所时，这位伟大的讥讽家还宣布了一句话，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他的钥匙。他说：“的确如此，但我可以控制这一切。”苏格拉底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呢？——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开始的普遍困境中，他的病例只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极端病例：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各种本能相互敌对。他作为这种极端病例施展迷惑力——他那令人恐惧的丑陋使其异常醒目。当然，作为答案，作为解决办法，作为这个病例已获治疗的假象，他会施展更大的迷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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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需要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理性成为暴君，那么，某种别的东西成为暴君的危险一定不小。当时，理性被猜想为救世主，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病人”，都不能随意地成为有理性的，——这是社交礼节上所需要的（de rigueur），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后的法宝。整个希腊的沉思都狂热地转向理性，这表明了一种困境：人们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或者走向毁灭，或者——成为可笑的有理性的人……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哲人的道德主义都是有病理根源的；他们对辩证法的敬重亦然。理性＝美德＝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白昼——理性的白昼——用以对抗黑暗的欲望。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明智的、清楚的、清醒的：跟随本能、跟随无意识会导致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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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表明，苏格拉底是如何施展迷惑力的：他仿佛是一个医生，一个救世主。还有必要揭示他对“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错误吗？——就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来说，他们在与颓废作战，因而他们已经走出了颓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没有能力走出颓废：他们作为手段、作为拯救所选取的东西本身仍然只是颓废的一种表现——他们改变了颓废的表现形式，却没有清除颓废本身。苏格拉底是一种误解；整个改善性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种误解……刺眼的白昼，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清醒的、冷静的、谨慎的、有意识的、无本能的、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只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完全不是通往“美德”、“健康”和幸福的归途……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就等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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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切自欺者中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一点吗？他最后在勇敢赴死的智慧中向自己说出了这番道理吗？……苏格拉底想死：——不是雅典人，而是他给自己递上了盛有毒药的酒杯，他迫使雅典人为他递上盛有毒药的酒杯……“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他轻声地对自己说：“在此，只有死亡才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只是长久地患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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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斯克勒庇奥斯（Asklepios），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曾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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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那狐（Reinecke Fuchs），讽刺当时人类社会的几部中世纪动物故事组诗中的主角。歌德将之改写成德语叙事诗《列那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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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哲学中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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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问我哲学家身上都有哪些特异反应？……例如，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痛恨生成的观念本身，他们的埃及主义。他们以为，当他们非历史地、从永恒的观点（sub specie aetemi）看待一个事物时，——当他们把该事物制作成一个木乃伊时，他们是在向这个事物表示敬意。几千年以来，哲学家所处理的一切，都是概念木乃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活着逃离他们的魔爪。当他们表示敬慕时，这些崇拜概念偶像的先生们实际上是在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表示敬慕时，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有生命危险的东西。死亡、变化、衰老以及产生和增长，对他们来说都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他们全都相信——甚至带着绝望——存在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获得存在者，于是，他们便寻找它被隐瞒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知觉不到存在者，这一定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假象，一种骗局。骗子隐藏在哪儿呢？”“我们发现它了”，他们欣喜若狂地喊道：“这就是感性！这些感官（此外，它们也是极为不道德的），它们在真实世界的问题上欺骗了我们。道德：摆脱感官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历史只不过是对感官的信仰，对谎言的信仰。道德：否定一切相信感官的人，否定所有其他人类成员：他们全是‘大众’。做哲学家吧，做木乃伊吧，用掘墓人的表情表现单调的有神论吧！——特别是要远离肉体，这个令人怜悯的感官的固执想法（idée fixe）！它包含了所有的逻辑错误，是被驳倒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它狂妄地作为真实的东西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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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崇高的敬意把赫拉克利特的名字与其他人分开。其他的哲学家群体拒绝感官的证词，因为感官显示了多样性和变化；他拒绝感官的证词，则是因为它们这样显示事物：仿佛这些事物具有持存和统一性似的。赫拉克利特同样没有公正地对待感官。感官既没有以爱利亚学派所设想的方式，也没有以他所认为的方式撒谎，——它们根本就不撒谎。我们用它们的证词所制造的东西，才把谎言放了进去，譬如统一性的谎言，物性、实体和持存的谎言……“理性”是我们伪造感官证词的根源。只要感官显示生成、消逝和变化，它们就没有撒谎……但赫拉克利特的下述说法将始终是正确的：存在是一个空洞的虚构。“虚假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仅仅是谎言虚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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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感官中我们拥有多么精细的观察工具呀！譬如，还没有哪位哲学家心怀敬意和感激地谈论过的这个鼻子，目前甚至是听候我们吩咐的最微妙的工具：它可以确定甚至连分光镜也不能确定的运动的微小差别。今天，我们恰恰是到这样的程度才算拥有科学：当我们下决心接受感官的证词时。——当我们学会增强它们，武装它们，彻底地思考它们时。其余的都是怪胎，尚不是科学：我要说的是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和知识论。或者是形式科学和符号学说：如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即数学。在它们那里，现实性从来都没有作为问题出现过；同样，像逻辑学这样一种符号约定究竟有何价值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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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的另一个特异反应同样危险，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出现的东西——可惜！因为它根本就不该出现——设定为“最高的概念”，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把蒸发中的现实的最后烟雾作为开端放置到最初。这只不过又一次表现了他们那种敬慕方式：较高的东西不应当从较低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根本就不应当生长……道德：一切头等的事物必须是自因（causa sui）。来源于某个他物被视为异议，被视为对价值的质疑。一切至高的价值都是头等的，一切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善、真、完满——都不可能生成，因而必定是自因。而所有这一切又不能彼此不一致，不能彼此相矛盾……由此他们获得了那惊人的“上帝”概念……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最初的东西，被设置为原因本身，被设置为最真实的实体（ens realissimum）……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生病的结网蜘蛛所患的那种脑疾！——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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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我们最终要提出，我们（我客气地说我们……）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看待错误和虚假性问题的。以前，人们把变化、交替和生成通通视为虚假性的证明，视为一种标记：一定有某种迷惑我们的东西存在。相反，今天我们则看到：理性偏见强制我们提出了统一性、同一性、持存、实体、原因、物性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陷入错误之中，迫使我们犯错误。根据一种严格的核算，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错误就在于此。其情形与巨大天体的运动类似：在天体运行中，为错误做持久辩护的是我们的眼睛，而在这里，是我们的语言为错误做持久的辩护。从起源上说，语言属于心理学最萎缩的时代：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就是理性（Vernunft）——时，我们就进入了一种严重的崇拜活动之中。它举目所见，皆为行为者和行为：它相信作为原因的意志，相信“我”，相信作为存在的我，相信作为实体的我，它把对于我一实体的信仰投射到所有事物上去——它就是这样第一次创造了“物”的概念……存在处处被思考为、调换为原因。从“我”的概念中才产生出、派生出“存在”的概念……一开始，就为错误的巨大厄运笼罩着：意志是某种起作用的东西，——意志是一种能力……今天，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词……很久以后，在一个开明一千倍的世界中，哲学家们惊喜地意识到了理性范畴操作中的确定性和主观可靠性。他们得出结论：这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不可能源自经验，——全部经验甚至与它们相矛盾。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希腊，人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一定曾经熟悉一个更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低得多的世界：那会是怎样的真理呀！），我们一定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拥有理性！”……实际上，迄今为止，任何东西都没有存在的错误具有更为素朴的说服力，例如爱利亚派所形成的存在的错误：甚至我们说出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在为它做辩护！——爱利亚派的反对者也受到了其存在概念的诱惑：当他发明他的原子的时候，德谟克利特便是其中一例……语言中的“理性”：一个多么富于欺诈的老妪啊！我担心我们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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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一个如此根本、如此新颖的认识概括为四个命题，人们将会对我表示感谢。我借此帮助人们理解这种新认识，也向相反的认识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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