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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11]属于那种我拿在手里不可能没有一种生理抵抗的书：她散发着一种永恒的女人香，一个人必须业已是法国人——或瓦格纳分子——才会喜欢这种香气……这个圣徒有一种谈论爱的方式，甚至巴黎女人也会觉得好奇。——人们告诉我，那位聪明至极的耶稣会教士、那位试图带领他的法国人绕道科学向罗马进发的奥古斯特·孔德，从这本书中获取了灵感。我相信这个说法：“心灵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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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艾略特[12]。——他们摆脱了基督教的上帝，然而现在却相信必须更加坚守基督教的道德：这是一种英国式的逻辑，我们无意因此抱怨艾略特式的道德女人。在英国，伴随着从神学的每一次小小的解放，人们都要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作为道德狂热者为自己恢复名誉。在那里，这是人们支付的罚金。——对于我们这些另类的人来说，情况截然不同。如果人们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那么，人们从而就剥夺了自己遵守基督教道德的权利。基督教道德绝不是自明的：人们必须不顾英国人的愚钝脑袋反复揭露这一点。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对事物的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如果人们从这个体系中拆除了一个主要概念即上帝信仰，那么，人们也就因此瓦解了这个整体：人们手中便再也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了。基督教假定：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对他而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信仰上帝，唯有上帝知善恶。基督教道德是一种命令；它的起源是超验的；它超出一切批评和一切批评权之外；唯有当上帝是真理时，它才具有真理性，——它与上帝信仰共存亡。——假如英国人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本能”地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假如他们因而误认为再也没有必要把基督教作为道德的担保，那么，这本身仅仅是基督教价值判断支配的结果，是这种支配的强度与深度的一种表现：以致英国道德的起源已经被遗忘了，以致其生存权的极为有限性已经不再被感觉得到了。对于一个英国人而言，道德尚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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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13]。我曾经读过《旅行书简》的最初几封书简。和卢梭的所有作品一样，虚伪、做作、煽情、夸张。我忍受不了这种花哨的壁纸风格；正如忍受不了贱民表现慷慨感情的虚荣心一样。当然，最恶劣的还是女人用阳刚之气、用顽皮的男孩儿的举止卖弄风情。——在此过程中她必定是多么冷静啊，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演员！她就像钟表一样为自己上紧发条——进行写作……冷静，如雨果，如巴尔扎克，如一切浪漫派作家，只要他们处于创作状态！她会多么自鸣得意地躺在那里啊，这头多产的写作母牛，她身上具有某种德国人的恶习，就像她的师傅卢梭本人一样。无论如何，只有当法国人的鉴赏力衰退之时，她才可能登场！——但勒南崇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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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的道德。——不要炮制廉价心理学！不要为观察而观察！这会产生一种假象，一种斜视，以及某种强迫和浮夸的东西。带着体验的愿望去体验，是不会成功的。在体验过程中，人们不许朝自己看，因为那样的话每一个眼光都会变成“邪恶的目光”。一个有天赋的心理学家会本能地避免为看而看；这同样适用于有天赋的画家。他从不“按照自然”而工作，——他听任他的本能、他的暗箱（camera obscura）对“事件”、“自然”和“经历”进行筛选和表达……进入他意识的只有普遍的东西、结论和结果：他不知道对个别事件所作的那种任意的抽象。——如果人们换一种做法，比如，按照巴黎大大小小的小说家（romanciers）的方式炮制廉价心理学，情形会怎样呢？这仿佛是埋伏在现实之中，每晚带回家几件新鲜玩意儿……但人们看到的只是最终得出的结果——一堆涂鸦，最多是一种拼花艺术，总之是某种拼凑的、喧闹的、艳丽的东西。其中，龚古尔兄弟的情况最糟：他们不把三个不伤害眼睛、心理学家眼睛的句子连在一起。——若从艺术的角度评价，自然不是模型。它夸张，它歪曲，它留下缺陷。自然就是偶然性。在我看来，“按照自然”进行研究是一个坏的征兆：它显示出服从、虚弱和宿命论，——这种臣服于细枝末节（petits faits）的做法是与一个完全的艺术家不相称的。看一看是什么东西——这属于另一种精神，一种反艺术的、重事实的精神。人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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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家心理学。——为了能够有艺术，为了能够有任何一种审美活动和审美直观，一种生理前提必不可少：醉。醉必须首先提高整个肌体的兴奋度：在此之前任何艺术都不会出现。所有极为不同类型的醉都具有这种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这种最为古老、最为源始的醉。还有随着一切强大欲望、一切强烈情感而出现的醉；节日的醉，竞赛的醉，表演的醉，胜利的醉，一切极限运动的醉；酷刑的醉；破坏的醉；在特定气象影响下出现的醉，如春天的醉；或者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产生的醉；最后，还有意志的醉，一种积蓄的、膨胀的意志的醉。——醉的本质乃力的提升与充沛之感。从这种感觉出发，人们作用于物，人们强迫它们接受我们的意志，人们对其实施强暴，——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理想化。在此，我们要摆脱一种成见：理想化不像通常被认为的那样，在于去除或者扣除细枝末节。毋宁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把主要特征凸现出来，以致其间的其他特征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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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下，人由于自己的充沛而使一切事物充实起来：人之所见，人之所愿，皆是膨胀的、结实的、强大的和力量过剩的。这种状态的人使物发生转变，直至后者反映出他的强力，——直至后者成为其完美性的体现。这种转变为完美性的要求就是——艺术。甚至他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变成了他的自娱自乐；在艺术中，人把自己作为完美性来欣赏。——人们可以设想一种相反的状态，本能的一种特定的反艺术家气质，——这是一个使万物贫乏、稀松、患上痨病的类型。事实上，历史上太多这样的反艺术家，太多这样的生命饥民：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据为己有，使其衰竭，使其愈加虚弱。例如，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种情形，例如，帕斯卡尔：不可能出现一个同时是艺术家的基督徒……人们不要天真地用拉斐尔或者19世纪任何采用顺势疗法的基督徒来反对我：拉斐尔说的是肯定，拉斐尔做的是肯定，所以，拉斐尔不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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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引入美学的对立概念，即阿波罗的和狄奥尼索斯的——二者都是醉的概念的类型——是什么意思？——阿波罗式的醉首先使眼睛处于兴奋状态，从而获得梦幻的力量。画家、雕塑家和史诗诗人都是卓越的（par excellence）梦幻家。相反，在狄奥尼索斯状态，全部情绪系统都会兴奋起来、高涨起来：从而把它的所有表现手段一下子释放出来，把表现、模仿、变形和转换的力量，把各种表演和做戏的力量同时调动起来。这里，本质的东西始终是变形的轻快，是不能不做出反应（类似于某些歇斯底里患者的情形，他们也是按照每一种暗示进入每一个角色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人不可能不去领会任何一种暗示，他不会忽略任何一种情绪的符号，他有最高程度的领会和猜测的本能，正如他具有最高程度的传达技巧一样。他进入每一个躯壳，进入每一种情绪之中：他不断地变形。——音乐，就我们今天对它的理解而言，同样是情绪的一种总激发和总释放。然而，它只是一个丰富得多的情绪表现领域的残余，是狄奥尼索斯戏剧的一种仅存的残留物。为了能够使音乐成为单独的艺术，人们使若干感觉机能特别是肌肉机能停顿下来（至少相对说来是这样，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节奏仍然要诉诸于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们不再马上活灵活现地模仿和表现他们感觉到的一切。尽管这是真正的狄奥尼索斯的常态，总之，是其源始状态；音乐则是其逐渐获得的新产品，代价是：与这种源始状态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能力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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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性上看，演员、戏子、舞蹈家、音乐家和抒情诗人基本上是同源的，原本是一体的，但逐渐专门化了，彼此分离了——甚至于相互敌对起来。抒情诗人与音乐家、演员与舞蹈家的联盟最为长久。——建筑师既不表现狄奥尼索斯状态，也不表现阿波罗状态：在此，人们看到的是伟大的意志行为，是移山的意志，是渴望艺术的伟大意志的醉。最强者总是为建筑师带来灵感；建筑师不断地受到强力的暗示。在建筑物中，骄傲、对于重力的胜利、强力意志应当得以体现；建筑风格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强力口才，它时而劝说甚至奉承，时而命令。最高的强力感和自信心通过具有伟大风格的建筑物表现出来。强力不再需要证明；它鄙视奉承；它猛烈地回击；它在周围感觉不到证人；在它的生存中，意识不到有与它对立的东西；它立足于自身，宿命，是法中之法：伟大风格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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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读过托马斯·卡莱尔[14]的生平，这出违心的闹剧，这种对于消化不良状况所作的英雄—道德解释。——卡莱尔：一个大言不惭之人，一个迫不及待的演说家，对于一种坚定信仰的渴望和无能达到这种信仰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他（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渴望一种坚定的信仰不是一种坚定信仰的证明，而是相反。如果人们真的具有这样的信仰，那么，他们就可以经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怀疑：他们足够自信，足够坚定，足够自制。卡莱尔为信仰坚定的人高唱赞歌，对不太单纯的人勃然大怒，他借此麻痹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他需要喧闹。对自己始终抱有强烈的不诚实态度——这就是他的特色（proprium），他因此成了并且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英国他恰恰因为其诚实而受到人们的赞叹……这就是英国式的；考虑到英国人是十足的假话（cant）之邦，这一点就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了。总的说来，卡莱尔是这样一个英国无神论者，他以不是无神论者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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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比卡莱尔开通、逍遥、圆滑、巧妙得多，特别是幸运得多……他是这样一个人：本能地只接近美食，而把事物中难消化的东西剩下。与卡莱尔相比，他被认为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尽管卡莱尔非常喜欢他，但还是这样说他：“他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东西可咬。”这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具有那种善良、风趣的开朗，令一切严肃却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多大了，也不知道还会变得多年轻，——他可以用维迦[15]的话这样说自己：“我是我自己的后嗣（yo me sucedo a mimismo）。”他的精神总是能够找到满足甚至感激的理由；有时，他开朗到那位老实人的超然境界：此人仿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tamquam re bene gesta）似地从一次爱情幽会返回。“虽然雄风不再”（ut desint vires），他感激地说，“但乐趣终可称道”（tamen est laudanda volup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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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达尔文。——至于那著名的“生存竞争”，在我看来，目前与其说得到了证明，不如说只是一种断言。它确实存在，不过只是作为例外；生命的整体方面不是匮乏状态和饥饿状态，而是丰富、茂盛甚至于近乎荒唐的挥霍，——凡有竞争发生的地方，都是为了强力而竞争……人们不要把马尔萨斯[16]和自然混为一谈。——但假定有这种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的确存在——，可惜其结果与达尔文学派所期望的、与人们或许和他们一样期望的相反：即不利于强者、特权者和幸运的例外者。物种不是在完美状态中生长的：弱者一再成为强者的主人，——之所以这样，因为它们是大多数，它们也更为精明……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更具有精神……为了得到精神，人们一定需要精神，——当人们不再需要精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它。谁有势力，谁就会摆脱精神（——“让它见鬼去吧！”在当今的德国，人们就是这样想的——“我们毕竟还有帝国”……）。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我所理解的精神，指的是谨慎、忍耐、狡诈、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属于模仿（mimicry）的东西（大部分所谓的美德都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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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辨析。这是一个对人有所了解的人：他到底为什么要研究人呢？他要在他们身上谋求小利，或许还有大利，——他是一个政客！……那边那位也是一个对人有所了解的人：他对他们说，他不想借此为自己捞取任何东西，这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非个人主义者”。看好了！也许他要谋求一种更险恶的利益：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可以蔑视他们，不再把自己和他们混为一谈。这位“非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人类蔑视者：前面那位是更人性化的类型（species），这一点一目了然。至少他一视同仁，他把自己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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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情况向我表明，德国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是成问题的，为了谦虚起见，我不准备对这些情况一一列举。在一种情况中，我有足够的理由论证我的论点：我对德国人耿耿于怀，他们在康德及其“后门儿哲学”——这是我的命名——问题上完全搞错了，——这不是理智诚实的典范。——我不喜欢听到的另一种东西，是臭名昭著的“和”字：德国人说“歌德和席勒”，——我怕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难道人们还不认识这个席勒？——还有更恶劣的“和”字；我亲耳听到过——不过仅仅是在大学教授中间——“叔本华和哈特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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