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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03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全部道德愚昧的暴行——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当作了道德本身——都拼命反对我的“超善恶”概念了：我不得不讲一讲这方面的精彩故事。首先，人们要我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不可否认的优势”以及我们在该领域实际取得的进步：和我们相比，恺撒·博尔吉亚[21]之流绝对算不上一个“高尚的人”，算不上我所提出的那种超人……《联邦报》的一位瑞士编辑——他对进行这种冒险行动的勇气不无敬佩之情——走得如此之远，竟然这样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我想用它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感激不尽！——作为答复，我允许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这已经是对它的一种反驳……我们这些极为脆弱、极易受伤害、相互关怀备至的现代人实际上认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惜、互助和互信方面所达成的这种一致，都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因此我们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然而，每个时代都会这样想，也必定这样想。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置身于、也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状况：我们的神经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这种无能所证明的并不是任何进步，而仅仅是另一种更迟暮的状况，一种更虚弱、更脆弱、更易受伤害的状况，从这种状况中必然产生一种体贴入微的道德。如果撇开我们的脆弱与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人性化”的道德也就会立刻丧失其价值（单就自身而言，任何道德都是无价值的）：它会唤起我们自己对它的鄙视。另一方面，我们对下面一点深信不疑：在恺撒·博尔吉亚的同代人看来，我们现代人无异于一出令人捧腹的喜剧，因为我们的人性被厚厚的棉絮包裹着，脆弱得不堪一击。由于我们的现代“美德”，我们注定显得极为滑稽……敌对的和引发猜疑的本能之衰退——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仅仅是生命力总体衰退的一个结果：要完成这样一个如此有限的、如此迟暮的生命，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和谨慎。在这里，人们相互帮助；在这里，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既是病人，又是看护者。这就叫“美德”——：在对生命有不同理解的人们中间，在更充实、更挥霍、更满溢的人们中间，他们对其有另外的称呼，也许是“怯懦”、“可怜”、“老妇人道德”……我们的道德的柔化——这是我的命题，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是我的创新——是衰退的一个结果；相反，道德的严酷和可怕可能是生命过剩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太多的冒险、太多的挑战和太多的挥霍。以前的生命调味品，对我们来说则是毒药……我们同样太老迈、太迟暮了，因而做不到冷漠——这也是严酷的一种形式——了：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警告人们提防它的人）——人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印象主义（l’impressionisme morale）——更多地是一切颓废之物所共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通过叔本华的同情道德科学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这是一种极为不幸的尝试！——是道德中的一种真正的颓废运动，与基督教道德极为相似。强盛的时代、高贵的文化在同情和博爱中，在缺乏自我和自信中看到的是某种可鄙的东西。——时代应当按照它们的积极力量得以衡量——那个如此挥霍、灾难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作为最后的伟大时代出现的，而我们，我们这些有着胆怯的自助与博爱，有着工作、谦逊、诚实、科学——积攒、节俭、刻板——美德的现代人却是作为衰弱的时代而出现的……我们的美德是我们的衰弱决定的、造成的……“平等”——某种事实上的一刀齐，只不过通过“平等权利”理论表达出来而已——本质上属于衰退之列；人与人之间、等级与等级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性，保持和突出自我的意志。——这就是我所说的距离的激情，它为每一个强盛的时代所固有。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了，——最终，极端本身日益模糊从而变成了相似……我们的全部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不能除外——都是衰退的结论和必然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甚至控制了个别科学的理想。我一直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存有异议：它只是从经验出发认识社团的衰败结构，天真无邪地把自己的衰败本能当作社会学价值判断的准则。衰退的生命，一切组织能力的减弱，即分化能力、挖掘鸿沟能力、支配和指挥能力的减弱，在当今的社会学中被当成了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而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向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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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07 我的自由概念。——一件事情的价值有时并不在于人们通过它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人们为它付出了什么，——它花费了我们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经建立，它们马上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就对自由的损害而言，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严重和彻底的了。人们知道它们都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破坏强力意志，它们把拉平山峰与山谷抬举为道德，它们使人卑贱、懦弱、耽于享乐，——通过它们，群居动物总是获胜。自由主义：用德语说就是使人群动物化……只要它们还是有待努力争取的目标，那么，同样的机构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事实上会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深究起来，是产生这种作用的战争，是为确立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本身使得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持续。战争培育了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持把我们彼此分开的那种距离；就是一个人对于艰难、困苦、贫困甚至生命变得愈加冷漠。就是一个人准备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人类，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的、好战好胜的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幸福”本能。自由的人——更不用说自由的精神了——鄙视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主义者所梦想的那种可鄙的舒适。自由的人是战士。——根据什么衡量个人和民族的自由呢？根据必须加以克服的阻力，根据保持支配地位所花费的努力。人们必须到最高的阻力不断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自由之人的最高类型：距暴政咫尺之遥，濒临受奴役的危险。如果人们在此把“暴君”理解为唤起最大程度权威和自我约束的冷酷而可怕的本能，那么，上述一点在心理学上就是真实的——最好的典型就是尤利乌斯·恺撒；如果人们回顾一下历史，那么，上述一点在政治学上也是真实的。曾经有一定价值、变得有价值的那些民族，绝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之下变成那样的：巨大的危险在这些民族中造就了一些令人敬畏的东西，这种危险使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人必须有坚强的需要，否则，绝不会变得坚强起来。那些培育强者、培育有史以来最强者的巨大温室，即罗马和威尼斯那样的贵族团体，恰恰是在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它是人们既拥有又不拥有的东西，是人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人们赢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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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11 现代性批判——我们的机构不再有任何用处，对此人们业已达成共识。但过错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丧失了那些机构由之生长的全部本能之后，我们也就彻底丧失了那些机构，因为我们对它们不再有用。民主主义过去始终是组织性力量的衰退形式：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318节，我已经把现代民主制度连同其半成品——比如“德意志帝国”——刻画为国家的衰败形式。为了能够有机构，必须有一种意志、本能和律令，它们的反自由主义到了近乎恶毒的地步：必须有维护传统、权威、长久责任和世代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种意志，那么，某种类似于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或俄国的东西便会被建立起来。俄国是当今唯一有生命活力、可以期待、尚可许诺一些东西的势力，——俄国与不幸的欧洲割据和紧张不安状态形成对照，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这种割据和紧张不安步入了一个紧要关头……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和未来由之生长的那些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符合其“现代精神”的了。人们得过且过，急功近利，不负责任：而人们恰恰把这叫做“自由”。那使机构成为机构的东西，遭到鄙视、仇恨和拒绝：只要“权威”一词的声音一大，人们就会觉得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的危险之中。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其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如此严重：以致他们本能地偏爱导致崩溃、加速毁灭的东西……现代婚姻就是明证。现代婚姻显然已经丧失了全部理性：但这不是对婚姻的抗议，而是对现代性的抗议。婚姻的理性——它存在于男人的单独法律责任之中：这样婚姻才有重心，如今它却一瘸一拐地跛行。婚姻的理性——它存在于其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之中：这样它才能得到一个音调，面对情感的偶然事件、激情和艳遇，这个音调懂得为自己创造辨音力。婚姻的理性也存在于家庭对于夫妻的选择所承担的责任之中。随着对于爱情婚姻所持的日益宽容的态度，人们彻底清除了婚姻的根基，即一种机构得以由之建立的东西。人们绝不再把一种机构建立在一种过敏反应之上，人们也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把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人们把它建立在性欲、财产欲（老婆孩子即是财产）和支配欲之上，这种支配欲不断地为自己组织起最小的支配结构即家庭，这种支配欲需要子女和继承人，以便也在生理上保持已有的权利、影响和财产，以便为长期的使命、为世代的本能团结做准备。作为机构的婚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于最庞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不能为自己做出千秋万代的担保，那么，婚姻就没有任何意义。——现代婚姻丧失了它的意义，——结果，人们废除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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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15 工人问题。——愚蠢——其实是当今作为一切愚蠢之根源的本能退化——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对有些事情不闻不问：这是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来，既然已经首先使欧洲工人成为一个问题，人们还要拿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感觉太好了，不会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过分地提出问题。他们终究是多数。在欧洲，一种简朴的、自给自足的人，一个中国人那样的类型本来会形成阶层：这本来是合理的，这本来简直就是一种必然性，然而，这种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人们都做了些什么？——不遗余力地把产生该阶层的先决条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人们通过最不负责任的漫不经心，从根本上破坏了可能使工人成为阶层、成为自身的那些本能。人们使工人服兵役，赋予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如果说如今工人已经感到其生存陷入了困境（用道德术语说就是不公正），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然而再问一遍：人们要求的是什么？如果人们要求的是一个目的，那么，他们也必定要求手段：如果人们要求的是奴隶，结果却把这些奴隶教育成主人，那么，人们就成了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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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19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自由……”——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厄运。这些本能相互冲突、相互打扰、相互破坏；我曾经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相矛盾。教育的理性所期望的本来是：在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至少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系统会瘫痪掉，从而允许另一个系统得势，强大起来，成为主人。今天，也许必须通过对其进行限制，个体才成为可能：这里的可能意指完整……事实正好相反：最为激烈地要求独立自主、自由发展和自由放任（laisser aller）的恰恰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再严厉的约束都不为过——这一点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艺术。然而，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现代的“自由”概念更多地是本能退化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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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23 何处迫切需要信仰。——在道德家和圣徒中间，没有什么比诚实更为罕见的了；也许他们说的是相反的东西，也许甚至他们信仰的也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伪善更为有用、更为有效、更令人信服时，伪善就会立刻本能地变成无辜：这是理解伟大圣徒的首要原理。在另一种圣徒即哲学家那里，也有这样一种完整的手艺，他们只允许特定的真理：即那些使他们的手艺得到公众认可的真理，——用康德的语言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实际的，——他们通过下述一点彼此认出，即他们对“真理”的看法一致。——“你不应说谎”——用德语说就是：我的哲学家先生，您不要说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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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27 对守旧分子的耳语。——人们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能够知道的东西——，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与逆转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我们这些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但所有牧师和道德家却都相信这种退化与逆转，——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调回到一种从前的美德尺度上。——道德过去始终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22]之床。甚至政客们在这方面也效仿了美德说教者的做法：如今，仍有一些政党梦想着万物的倒退。但是谁也不能随意变成螃蟹。别无选择：人们必须前进，或者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所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一进程，并通过阻碍拦截和积聚退化本身，使之来得更为猛烈、更为突然：人们只能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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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31 我的天才概念。——伟人和伟大时代一样，都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炸药；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聚集、堆积、储存、保持着能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发生爆炸。一旦物质中的压力过大，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催生“天才”、“事业”和伟大的命运。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和“公众舆论”有什么关系！以拿破仑为例。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本来可以产生与拿破仑相反的类型：它确实产生了这样的类型。而因为拿破仑是另类，是一种比法国蒸汽和戏剧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人，所以，他成了这里的主人，只有他是这里的主人。伟人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则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始终是其时代的主人，就是因为他们更强大、资历更老、蓄势的时间更长。天才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强与弱、老与幼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时代总是年幼、软弱、未成年、不可靠、幼稚得多。——在当今的法国，人们对此有极为不同的看法（在德国也是一样：只不过无关紧要），在那里，环境（m ilieu）理论——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的理论——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近乎科学的东西，甚至得到了生理学家的信任，这种状况“令人作呕”，令人哀伤。——在英国，人们对此的理解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没有人为此悲伤罢了。英国人容忍天才和“伟人”的途径只有两个：或者是巴克尔的民主方式，或者是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身上的危险是非同寻常的；种种衰竭和贫瘠紧随其后。伟人是一种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是一种终结。天才——创作方面的和行动上的——必然是一个挥霍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浪费……自我保存的本能仿佛被搁置起来；奔腾的力量的超强压迫不容他有这种保护和谨慎。人们把这叫做“献身”；人们把他的毫不利己、把他为一种信念、一个伟大事业和一个祖国所做的牺牲称赞为“英雄主义”：这全是误解……他溢出，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厄运般地、灾难性地、不由自主地，如同河水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炸药感激之至，于是，人们也对他们给予了很多回报，例如一种高尚的道德……这的确是人类的感恩方式：人们误解了他们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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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35 罪犯及其同类。——罪犯类型，这是不利条件下强者的类型，一个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漠，缺少某种更空旷、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强者本能中的一切武器装备才能合法地存在。他的美德不被社会所接受；他身上最活跃的冲动很快与压抑、怀疑、恐惧和耻辱交织在一起。而这几乎就是造成本能退化的诀窍。谁要是必须带着长期的紧张、谨慎和狡诈偷偷摸摸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干的事情，谁就会变得贫血；因为他从其本能那里所得到的始终只是危险、迫害和厄运，于是，他的情感也会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他会对之持一种宿命的态度。这就是社会，我们这驯服的、平庸的、阉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来自高山或者经历过海上冒险的天然之人，必然退化为罪犯。或者说近乎必然：因为有例证表明，一个这样的人比社会还要强大：“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就现有的问题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很有意义——顺便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有所受益的唯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事之列，甚至超过了对司汤达的发现。这个深刻的人——他十分正确地对肤浅的德国人采取了鄙视的态度——曾经长时间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这是些不再可能返回社会的十足的重犯，他的发现与他自己的预期完全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由生长在俄国大地上的最优良、最坚硬、最名贵的木头雕刻而成的。我们不妨把罪犯的例子加以推广：设想那样一些天性，他们由于某种原因缺乏公众的认可，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的和有用的，——那种旃陀罗[23]感觉，即人们不是被平等相待，而是被视为遭放逐的、无价值的和不洁净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其思想和行为上均带有阴暗的色彩；与沐浴在日光之下的人相比，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更为苍白。但几乎我们今天加以褒奖的所有生存形式，从前都曾生活在这种半坟墓的气氛之下：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牧师被视为最高类型，每一种有价值的人就会贬值……我保证，这样的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牧师被视为最低类型的人，被视为我们的旃陀罗，被视为最虚伪的、最不高尚的人……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甚至在现在，在世界上——至少是在欧洲——的道德统治最为温和的时期，每一种怪癖，每一种长久的、过于长久的地下生活，每一种不寻常的、不透明的生存形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精神的创新者都一度在额头上留下旃陀罗那苍白的、宿命的印记：不是因为别人如此对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觉到了把他们与一切传统的和享有声望的东西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作为他的一段成长历程，几乎每一个天才都熟悉“卡提利纳[24]式的生存”，熟悉对于一切已经存在、不再变易之物所怀有的那种痛恨感、复仇感和叛乱感……卡提利纳——每一个恺撒的前生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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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39 此处视野开阔。——当一个哲学家沉默时，这可能是心灵的顶点；当他自相矛盾时，这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识者的一种谦恭。人们不无文雅地说：伟大的心灵把他们所感受到的骚动流露出来是不体面的（il est indigne des grands coeurs de re’pandre le trouble，qu’ils ressentent）：只是人们必须补充说，不惧怕最失体面之事也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献出她的贞操；一个“爱着的”认识者也许献出他的人性；一个爱着的上帝变成了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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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43 美绝非偶然。——甚至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其在一切姿态中表现出来的优雅和宽容，都是经过努力达到的：和天才一样，它是世代累积的辛劳的最终结果。人们一定为良好的趣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人们一定为之做了许多、付出了许多——17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人们一定有过关于社交、场所、衣着和性满足的一种挑选准则，人们一定爱美胜过利益、习惯、意见和惰性。最高准则：即使只有一个人时，人们也绝不能“不修边幅”。——美好的事物都是极为昂贵的，而且，下述法则始终有效，即拥有它们的人不同于获得它们的人。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遗产：不是继承而来的东西，都是不完善的，都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男人和少年的美远在女人之上，对此，西塞罗曾经表达过他的惊奇之感，可是，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那里的男性为了这种美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努力啊！在这里，人们不要用错了方法论：一种单纯情感和思想上的训练几乎等于零（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即在于此，它完全是虚幻的）：人们必须首先说服身体。为了变得卓越而优雅，严格保持卓越的、优雅的姿势，加上一种只与非“不修边幅”的人生活的责任，这就足够了：两三代以后，一切便都会内化。对于民族和人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们应当从正确的地方开始文化事业——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牧师和半牧师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地方是身体、姿势、饮食和生理学，其余的皆由此而生……因此，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他们知道并且做了前人未做之事；蔑视身体的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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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47 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回归自然”，尽管它实际上不是一种后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中去，这是一种戏弄、有权利戏弄伟大使命的天性……比如，拿破仑就是我所理解的“回归自然”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迷阵战术方面，特别是如军人所知，在战略方面）。——但卢梭——他到底要回归何处？卢梭，这个人集第一个近代人、理想主义者和贱民于一身；为了经受他自己的观点，他需要道德“尊严”，他患有过度虚荣症和过度自卑症。这个处于新时代行将来临之际的怪胎也想“回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想回归何处？我痛恨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理想主义者和贱民这双重身份的世界历史表达。这场革命所上演的流血闹剧，以及它的“不道德”，与我关系不大：我所痛恨的是其卢梭式的“道德”——所谓革命的“真理”，凭借这些真理，这场革命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浅薄、平庸的东西劝说到自己身边。平等学说！……但绝没有比这更毒的毒药了：因为它看起来是在宣传公正本身，而实际上却是公正的终止……“对平等者平等，对不平等者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实口号：并且，由此推出，“绝不能使不平等者平等。”——围绕着那平等学说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的可怕和血腥，这给这个杰出的“近代观念”罩上了一种光环和火光，以致这场革命作为奇观也诱惑了若干最高尚的人。这终归不是愈加尊崇它的理由。——我只看到一个人对之感到恶心（这种感觉才是应有的感觉），这就是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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