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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学说中任何一点，是那样明白，几乎不容争辩，而同时又是那样重要，不厌其谆谆教诲的，似乎就需要这样一种方法去处理它；在这种方法中，方式的新颖可以补偿题材的的陈腐，谈话的生动可以加强教训的力量，而且各种不同的见解，表现于不同的人物，可以显得既不唠叨，又不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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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任何哲学问题，是那样晦暗和不定，人类的理性对它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决定者；如果这种问题毕竟应该加以处理的话，似乎也自然地使我们采取对话和交谈的方式。凡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合理地肯定之处，有理性的人总可容许有差异的看法：反对的意见，即使不能得出什么决定，也足提供一种可喜的欢娱：而假若这题材是奇妙而有趣的，这本书就在一种方式之下把我们带进一群友伴之中；把人生两件最伟大最纯洁的乐事，研究和交友，联合在一起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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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谟看来，对话录的写作形式特别适合“自然宗教”这个题材，所以他在这部著作里一改之前的《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的“论著”形式，转而采用了“对话录”的写作方法。诚然，或许并不是只有“自然宗教”题材才适合对话的形式。莱布尼茨的那部与洛克进行全面论战的著作《人类理智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n，1704）同样采用了对话的方式，至于这样做的理由，莱布尼茨的观点是较为朴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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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采用两个人谈话的方式，其中一个人叙述从这位作者［洛克］的《理智论》中引来的意见，另一个人则加上我的一些看法，这样的对照可以对读者方便些，否则只写一些十分枯燥的评论，读起来就一定要时不时地中断，去翻阅他的原书以求了解我的书，这就比较不便了……诚然我在作评论的时候，由于要随着别人的叙述的线索，受到拘束，因而不能梦想取得对话体易有的那种动人的风格，但是我希望内容可以补偿方式上的缺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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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谢林，他在1794年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形式的可能性》（Ue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自此以后，他基本上都是采取“论著”的写作形式来表述他的思想。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和许多哲学家一样，这种写作形式对他而言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谢林也会有意识地尝试一些别的写作形式，比如他于1795年发表的《关于独断论和批判主义的哲学书信》（Philosophische Briefe ü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zismus）就是以模拟的书信交流的形式写成的。到了1801年，当谢林第一次阐述他的全面的“同一性哲学”体系，尤其是希望划清他的独立思想与费希特的知识学唯心主义之间的界限时，他开始真正注意到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的重要性。虽然谢林毕生对斯宾诺莎推崇备至，但“同一性哲学”时期却是他与斯宾诺莎走得最近的一段时期。既然如此，1801年的《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这部“同一性哲学”的开山之作也采用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演绎方式，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这个选择，谢林在该书的开篇有着专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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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述方式而言，我在这里是以斯宾诺莎为模版（Muster），因为我相信通过这个体系能够就内容和实质而言最大程度地接近斯宾诺莎，不仅如此，考虑到形式本身，我也有极大的理由选择斯宾诺莎作为榜样，因为这个形式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精简表述，让人以最为确定的方式评价证明的明晰性（IV，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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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以斯宾诺莎为“模版”或“榜样”的谢林必然也会认识到几何学演绎这种表述方式的优越之处，即尽可能简明的表述和最大程度的明晰性。不过实际上谢林并没有完全照搬斯宾诺莎严格区分“界定”“公则”“命题”“绎理”“附释”的做法，而是把“界定”“公则”和“命题”糅合起来统一作为命题加以表述，再辅以一系列的绎理和附释。除了《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1801）之外，这段时期的《艺术哲学》（1802/03）、《维尔茨堡体系》（1804）等代表性著作也采取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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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谢林并不是仅仅借鉴斯宾诺莎的表述方式。正相反，在《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出版之后仅一年亦即1802年，谢林就发表了一部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布鲁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他的同样的哲学思想。谢林的艺术才华显露无疑。诚然，谢林并不是直到现在才“发现”柏拉图，毋宁说早在谢林哲学的最初的起步阶段，柏拉图对他的影响就丝毫不亚于斯宾诺莎。[10]其实在谢林的第二部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亦即1795年的《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或论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者》（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 oder über das Unbedingte im menschlichen Wissen）里，谢林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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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掌握柏拉图或他的精神同道雅各比所具有的语言，以便把那个绝对的、持久不变的存在（Seyn）与一切有条件的、变动不居的实存（Existenz）区分开来。但我也看到，当这些人物想要谈论那种持久不变的、超感性的东西时，他们自己也在和他们的语言作斗争——我想，那个绝对者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不能通过人类语言的一个简单的词汇就被捆绑住的，只有我们在内心里面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的理智直观，才能弥补我们的语言的残缺（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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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柏拉图的语言”，显然是指他的表述方式，亦即对话录的写作形式。时年20岁的谢林对于柏拉图的表述方式心向往之（尽管他也认识到了哲学思想和表达方式在柏拉图本人那里的张力，即“和他们的语言作斗争”），而7年之后，他已经可以撰写《布鲁诺》这样的优美生动的哲学对话录。[11]关于谢林为什么从《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的几何学表述方式转到《布鲁诺》的对话录表述方式，他本人并没有给出详细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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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的一点就是，谢林的哲学和斯宾诺莎的哲学虽然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和巨大的相似性，但毕竟也有着根本的重大区别，确切地说，谢林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辩证法”“历史发展观（自然的和精神的）”等关键因素在斯宾诺莎那里是付诸阙如的，而对于这些因素，几何学方法这种本质上仅仅处理静态对象的方法不但不是最合适的表述方式，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有害的表述方式，有使哲学体系陷入僵化和独断状态、失去生命力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谢林本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因此他始终没有完全投入到几何学方法的怀抱中，而是同时也在探寻着一种更好的表述方式，直到他最终彻底抛弃几何学的表述方式，并在其后期哲学里把它当作“否定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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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关键因素，尤其是“辩证法”这个核心因素，促使谢林从斯宾诺莎（后者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不是柏拉图式的）那里返回到“神一般的”柏拉图，进而采纳柏拉图的表述方式，即对话录的写作形式，因为正如“辩证法”和“对话录”这两个术语的词源所表明的那样，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即都是一种“交谈”。也许有人会问道，黑格尔的哲学同样以“思辨唯心主义”“辩证法”“历史发展观”为标志，同样宗奉柏拉图，为什么他就没有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进行写作呢？对此答案很简单，即黑格尔不具备为此必需的艺术才华，但更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原因在于，黑格尔没有认识到对话录这种特殊的表述形式对于哲学思想本身的意义以及二者在柏拉图那里的必然联系，所以他虽然也夸奖了柏拉图对话录的一些外在优点（比如具有造型艺术的特色，充分避免了一切肯定、独断、说教的作风等等），但在根本上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对哲学思想本身而言可有可无的东西，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绝不能因此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对话体是表达哲学思想的最好形式，这不过是柏拉图的个人风格罢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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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有些人”，无疑包含谢林在内。因为从1802年开始，谢林不但制定了创作“一系列对话录”的计划，而且确实完成了《布鲁诺》和“第二部对话录”，此外他还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即“惟有对话录这种更高级的形式才能够确保那种已经成熟独立的哲学具有一种无所依赖的、自由的精神”（V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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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与谢林处于同一战壕的，还有德国浪漫派思想家弗·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尤其后者更是通过解读柏拉图的写作方式而精心发展出一套“对话录理论”（Dialogtheorie）。[13]从1804年以来，施莱尔马赫不但完成了一个迄今仍然令后人很难超越的《柏拉图全集》德译本，而且他为柏拉图各部对话录撰写的各种导论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柏拉图诠释学。施莱尔马赫从一开始就把柏拉图看作“哲学思想”和“写作艺术”的完美集合体，强调任何柏拉图研究都应当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表述形式——对话录——联系在一起来考察。施莱尔马赫承认柏拉图的辩证法首要存在于活生生的交谈之中，但柏拉图在把这些思想书写下来的时候，精心挑选了对话录的写作形式而不是通常的论文形式，以便让书写下来的东西“尽可能地”模仿和复制那种活生生的真实对话交流的过程，而且这个模仿是一个无比成功和完满的模仿，保留了口头交谈的一切优点。基于以上观点，施莱尔马赫认为，柏拉图的写作必然而且只能是对话录的形式：“对话的形式，作为对于那个原初的相互交流的模仿，无论对柏拉图的口头讲授来说，还是对他的书写著作而言，都是同样不可或缺和自然而然的。”[14]和谢林一样，施莱尔马赫把柏拉图的对话录称作“艺术作品”，而且认为，凭借这项独门绝技，柏拉图“几乎在任何读者那里都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要么让读者在内心里产生出对于理念的认识，要么至少让读者避免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是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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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林这方面来看，他虽然不具有施莱尔马赫那样的精细的“对话录理论”，但他却是真正把“对话”的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哲学思考当中，即使在他后来那些表面上看来并未采取对话录表述方式的著作里，他仍然时不时地强调他的著作的“对话”本质特征，以及“对话”对于哲学思考的重大意义。作为例证，我们在这里仍然引用谢林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的一个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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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当前这部著作中采取的进程，尽管不具有对话录的外在形式，但一切都是以对话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将来他还会保留这个进程。在这里，有些东西可以以更确定的方式，而不是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记载下来，而另外一些东西可以以更明确的方式避免误解。笔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故意把这些东西存而不论。如果谁不能或不愿这样来听取笔者的看法，那么他就根本不能听取笔者的任何看法，敬请他去寻求别的源泉好了（VII，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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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的1811年版原稿里，谢林则是以一种生动的笔法描述了这种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秘密”的“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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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身的这种划分和双重化，这种秘密的交往（其中有两个本质，一个提问，另一个回答，一个是知识的拥有者或更确切地说是科学本身，另一个是竭力追求清晰性的无知者），这种内在的交谈艺术（Unterredungskunst），乃是哲学家的真正秘密；至于那种外在的交谈艺术，所谓的辩证法，仅仅是对于前者的模仿，而且它一旦成为单纯的形式，也就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假象和阴影（WA I，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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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谢林的上述言论并不是在批评辩证法本身，而是在批评那种已经僵化为“单纯的形式”的辩证法，而真正的辩证法其实就是那种作为其原型的“内在的交谈艺术”或“内在的对话”。诚然，“世界时代哲学时期”（大致为1811—1827）以及更后期的谢林已经不再拘泥于严格的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写作形式，而是把“对话”这一基本精神融入到了他的一切表述形式当中。后期谢林，类似的还有后期费希特，基本不再撰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他们已经过了热衷于通过著书立说来扬名立万的阶段），而是主要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他们之所以更愿意采用这种“平凡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与学生——尤其是那些“具有自由精神的听众”——进行交流。[16]正如谢林有一次在《天启哲学原稿》（1830/31）中所说的那样：“单方面地宣讲某种学说根本不是我的做事风格，毋宁说我总是会注明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Pro und Contra）。”[17]谢林的课堂绝不是照本宣科的灌输，而是带有浓厚的讨论探讨的意味。今天我们阅读那些已经整理为一部部厚重“著作”的谢林后期课堂讲授录（比如《世界时代体系》《哲学导论》《近代哲学史》《神话哲学》《天启哲学》等等），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强烈的对话交流的气息，甚至能够仿佛看到哲学家在说那些话时的音容笑貌，这是一种何其难得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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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不再拘泥于严格的流于表面的对话录写作形式，与此同时，他对于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的重视却从未减弱。这里还是要谈到《世界时代》这个著名的例子。谢林在创作这部著作的时候一直是把它当作“我的伟大代表著作”来对待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必须不仅就内容（哲学思想本身）而言，而且应当就形式（表述方式）而言也达到完满的客观性。该书的开篇是这样一段箴言：“过去的被知道，现在的被认识，未来的被推算。知道的东西被叙述，认识的东西被呈现，推算的东西被预言（Das Vergangene wird gewußt，das Gegenwärtige wird erkannt，das Zukünftige wird geahndet. Das Gewußte wird erzählt，das Erkannte wird dargestellt，das Geahndete wird geweissagt.）”（WA I，3）。[18]这里引人注目的，除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划分之外，更在于谢林为它们分别指定了三种不同的认识把握方式（“知道”“认识”“推算”），而对于由此得到的三种认识成果，又分别指定了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叙述”“呈现”“预言”）。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Wissenschaft）既已在本质上与“知道”（Wissen）及“知道的东西”（das Gewußte）相通，那么它的合适的内容或对象应当是“过去”，而它的合适的表述方式应当是“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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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件事情过去或直到现在都是不可能的呢？为什么最高科学所知道的东西不能像任何别的知道的东西一样，径直简单地被叙述呢（WA I，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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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谢林在《世界时代》里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以“叙述”的方式来阐述科学的内容，即“知道的东西”。所谓“叙述”（Erzählung），并不是指单纯的东拉西扯地讲故事，而是指“史诗”（Epos，比如荷马史诗）或“历史”（Historie，比如希罗多德的同名著作）意义上的叙事。谢林认为这是科学的最高表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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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科学”就其实质和词源本意而言是“历史”，那么它就外在形式而言也可以是“历史”。而哲学家，比如神一般的柏拉图，虽然在他的整个系列的著作里都是一贯采取辩证法的表述方式，但在最高峰和最终的澄清要点那里却全都转而采用历史的方式，回归到历史的单纯性（WA I，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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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甚至认为，通过“叙述”这样的表述方式，哲学家长久以来孜孜追求的“通俗性”也将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当然，一切都还只是就原则上而言。谢林清楚地意识到：“正如言谈必须伴随着节奏，以之作为载体，同样，科学也必须伴随着辩证法，以之作为载体。我们不可能是叙述者，而只能是探究者（Forscher），斟酌着一切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直到真正的科学坚定不移地、无可怀疑地、永远地扎下根来”（WA I，16）。[21]也就是说，在谢林看来，至少就当前时代来说，哲学思想的最合适的表述方式既不是单纯的叙述，也不是单纯的辩证法（对话），而是应当像言谈和节奏的关系一样，紧密结合成一个完满的整体。《世界时代》最终就是采用了这样的表述方式，既有神话一般的史诗性叙事，也有对于重要概念的思辨的辩证式探讨。《世界时代》正是由于其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这种独一无二的表述方式，加上它所遭遇的坎坷命运，因而成为谢林的哲学生涯乃至哲学史上的一部“传奇之作”。尽管谢林在《世界时代》之后正式放弃了严格的“哲学著作”的写作，但他后期的所有讲授录和手稿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种“史诗性叙事”+“辩证法探讨”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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