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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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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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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面所述，我们试图集中来讨论诗的最后一行——“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4〕因为这行诗专门把语言之词语和语言本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了，并且关于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有所道说。我们可以把最后这行诗的内容转换为一个陈述句，也即把它转换为：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5〕某物破碎处，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一种损害。对某事物造成损害意味着：从某事物那里取走什么，让某事物缺失什么。破碎即是缺失。在词语缺失处，亦即在每每命名着物的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命名”（nennen）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指的是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信号吗？或者是一个记号？一个标志？一个暗示？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并且此外还有其他？在对符号的理解和使用上，我们已经变得十分的漫不经心、十分的机械刻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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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词语是一个符号吗？一切全取决于，我们如何来思考“符号”和“名称”这两个词的意思。而且，在此我们稍作提示即可看出，要是词语之为词语、语言之为语言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我们便落入何种势态之中。上面这首诗以“词语”一词也思考了名称；第二节即道出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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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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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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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当儿，无论是名称的发现者即女神，还是名称的发现地点即女神的渊源深处，都使我们犹豫不决，让我们不敢贸然把“名称”理解为单纯的标记。也许名称和命名着的词语在此毋宁具有那种意思，就是我们从“以皇帝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这类短语中所识得的那种意思。哥特弗里德·伯恩在他的一首诗的开头写道：“以时辰之赋予者的名义”。这里，“以……名义”（im Namen）表示：服从指令，按照指令。在格奥尔格的诗中，诗人对“名称”和“词语”两个词作了不同于单纯符号的更为深刻的思考。但我说什么？人们在一首诗中也可以作出思考么？不错！在一首此种档次的诗中确实作了思考，而且是一种没有科学和哲学的思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甚至必须——凭着必要的克制和谨慎态度，来深思熟虑我们首先从《词语》这首诗中选取出来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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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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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大胆地把它改写为：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6〕这里，“物”是在传统的宽泛意义上被理解的，意指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一切东西。这样来看，就连神也是一物。惟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惟有这样物才存在（ist）。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惟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然则一个单纯的词语如何可能做到使某物去存在呢？真实的情形倒是相反。让我们看看人造卫星吧。这个物之为这样一个物而存在，明摆着是无赖于那个后来加给它的名称的。但也许诸如火箭、原子弹、反应堆之类的物，情形全然不同于诗人在诗的第一节中所命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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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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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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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数的人认为人造卫星这个“物”也是一种奇迹，这个“物”在一个无世界的“世界”空间中四处歇脚；〔7〕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物过去是一个梦想，现在依然是一个梦想——这乃是现代技术的奇迹或梦想。现代技术最不愿意承认那种认为是词语赋予物以存在的看法了。在行星轨道运算的计算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词语而是行动。诗人有何作为……？然而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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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压一压思想的仓促吧。即便这个“物”，这个所是和如其所是的“物”，难道不也以它的名称的名义存在么？当然啰！倘若不是那种尽其可能地在技术上提高速度的急迫——惟有在这种速度提高时期之内，现代机械和仪器才可能存在——招呼着人，并且把人订置（bestellt）〔8〕到它的指令之中，倘若这种指令没有对人挑起和摆置这种急迫，倘若这种摆置（Stellen）的词语没有被谈论，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人造卫星了：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这就是说，始终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语言的词语和词语对物的关系，词语对任何存在者——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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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可取的做法是，去期备一种可能性，以便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更留心地倾听——在这样一种经验以高贵美妙的方式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的地方，我们要更留心地倾听。我们来听上面读的那首诗。我们已经听了那首诗吗？几乎没有。我们只是抓住了最后一行诗，而且几乎是粗暴地抓住了这行诗，甚至还把它改写为一个非诗意的陈述句了：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我们或许还可以走得更远些，把这个陈述句表达为：只有在合适的词语从而就是主管的词语命名某物为存在着的某物，并且因而把当下存在者确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地方，某物才存在（ist）。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在合适的词语说话之处才有（es gibt）存在吗？词语从何处获得它的这种资格呢？诗人对此无所表示。但最后一行诗的内容却包含着这样一个陈述：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所以才有下述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9〕由此而来，我们或许就为一个我们早些时候道出的思想之命题提供了一种从诗那里得来的最美丽的证明——而实际上是把一切都搅在一起了。我们或许就把诗贬降为思想的附庸或思想的证明材料了，并且太过轻率地对待了思想；我们实际上就已经遗忘了我们的要旨，即：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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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现在把我们起初所抓住的、并且予以改写了的最后那行诗原封不动地放回到它的诗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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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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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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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弃绝”一词后面，这位很少使用标点符号的诗人加了一个冒号。人们于是对接着的诗句有所期待。从语法上讲，冒号之后的诗句当以直接引语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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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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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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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奥尔格却不说“存在”，而是说“可存在”。〔10〕而且，依照他在别处所用的书写法，他本可以省掉这个冒号的；这样做几乎更适合于最后这行诗的间接引语用法——如果它真是一个间接引语的话。不过，对格奥尔格的书写法来说，也许有许多先例可以援引。譬如，歌德的《色彩理论提纲引论》中就有一段文字。歌德在那里写道：“为了我们并不显得过度地害怕避开一种说明，我们想对起初所说的内容作如下改写：对眼睛这个感官来说，色彩可是（sei）一个基本的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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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把冒号后面的句子理解为对色彩的说明，并且说：“色彩可是（sei）……”。但在格奥尔格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中，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这里的事情不是对某个现象的理论说明，而是一种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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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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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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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号后面的句子说的是弃绝的内容吗？诗人弃绝了“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样一回事情吗？情形恰恰相反，诗人所学会的弃绝恰恰意味着，他承认了“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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