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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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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学会了……”。怎样学会的呢？就像前面六节诗所说的那样学会的。我们刚刚对最后一节诗所作的解说或许能对前面六节诗有所揭明。当然，这六节诗必定是从这首诗的整体而来才独自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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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节诗中，有诗人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在说话。某种东西发送给诗人，击中诗人，并且改变了诗人与词语的关系。因此，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那种与语言的关系，诗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才立足于经验面前。这是前面三节诗所说的内容。第三节的最后一行以省略号结束，从而标志着前面三节诗与中间三节诗的鲜明对照。然后，从第四节诗开始了第二个诗段（即中间三节）。而且突然出现了“一度”（Einst）这个词。“一度”这个词在此取其古老含义，意思就如同“一次”（Einmal）。中间三节诗道出诗人一劳永逸地经验到的东西。经验乃是在一条道路上的行进。这种行进领略一片旖旎风光。其中既有诗人的疆域，也有远古女神的居所，即古老的命运女神的居所。女神居住在边缘旁，居住在诗人之疆域的边缘近处。诗人之疆域本身就是一个边缘，一个边界（mark）。远古女神守护着她的渊源，亦即源泉；女神在渊源深处寻找着名称，以便从中把名称汲取出来。词语、语言归属于这片神秘的旖旎风光的领域；在那里，诗人之道说毗邻于语言的天命般的源泉。给人一个最初的并且持久的感觉是，诗人似乎只需把使他迷惑的奇迹和令他陶醉的梦想带到语言之源泉旁，从而以不曾黯淡的信心从中汲取词语，汲取那些吻合于诗人想象出来的一切奇迹和梦想的词语。从前，特别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的成功，诗人十分崇尚这样一个看法，即认为诗意的事物——奇迹和梦想——已经从自身而来自为地、十分真实可靠地处于存在中了，只不过还需要艺术，进一步来为这些诗意的事物寻找一个描述和表达它们的词语。初看起来并且久已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词语犹如一种掌握机关，它笼而统之抓住了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事物，使它们变得严密可靠，把它们表达出来并且因此促使它们变得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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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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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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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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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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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能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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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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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奇迹和梦想，另一边是有所掌握的名称，两者融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诗作。这种诗作满足了诗人的本性吗？诗人的本性在于，诗人必须创建持存的东西，从而使之持留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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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格奥尔格来说，终于有一个瞬间到来，那当儿，他以往那种自己深感牢靠的作诗方式突然破灭了，而且使他想起荷尔德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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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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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度，甚至是在一次幸运的漫游之后从而还充满希望之际，诗人到达远古的命运女神那里，为丰富而细腻的宝石要求一个名称。这块宝石既不是“遥远的奇迹”，也不是“梦想”。女神寻索良久，但徒劳无功。她给诗人以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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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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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如此”（so），也就是像诗人手上的丰富而细腻的宝石本身那样。这样一个让那块直接在手的宝石成其所是的词语，必定是从一种处于深深的沉睡之寂静中的庇护之所那里涌出来的。惟有一个具有这种来源的词语，才可能把宝石保护在其质朴存在的珍贵和细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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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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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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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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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手的细腻而丰富的宝石没有进入物之存在中，它没有成为宝藏，也即没有成为获得诗意保存的疆域之财富。诗人对宝石不置一词。这块宝石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疆域的宝藏，但还是赠予诗人一种在语言上的经验，一个学会那种弃绝的机会——在这种弃绝之拒绝中，词与物的关系把自身允诺给诗人了。“丰富而细腻的宝石”区别于“遥远的奇迹或梦想”。如果说这首诗是格奥尔格独具的诗人道路的诗意表达，那么，我们就可以猜度，他所思的宝石就是质朴性（das Einfache）的细腻的充沛；在其后期生涯中，这种质朴性是作为要道说的东西而走向诗人的。这首诗成功地成了吟唱语言的歌。它本身就证明，诗人学会了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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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我们来说，悬而未决的事情必然是：我们是否能够以某种恰当的方式进入到诗人在语言上取得的这种经验中去。危险在于，我们把这样一首诗弄得过于沉重了，也就是说，我们对这首诗作了太多的深思，并且因此锁闭了对诗意的感受。当然，更大的、今天的人们所不愿承认的危险乃在于，我们思得太少，并且拒斥这样一种观点：在语言上取得的本真经验只可能是运思的经验，而这首先是因为一切伟大的诗的崇高作诗始终在一种思想中游动。但是，如果首要的事情是一种在语言上取得的运思经验，那么，这种对诗意经验的强调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思反过来又是在诗的近邻行其道路。因此，最好是思考这个近邻，思考这个居住在同一切近中的东西。诗与思，〔13〕两者相互需要，就其极端情形而言，两者一向以自己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至于这种近邻关系在哪个地带（Gegend）〔14〕中有其领地，这是要由诗与思来规定的；虽然规定的方式各各不同，但结果乃是诗与思处于同一个领地中。然而，有一种几千年来养成的偏见，认为思想乃是理性（ratio）的事情，也即广义的计算（Rechnen）的事情——这种偏见把人弄得迷迷糊糊。因此之故，人们便怀疑关于思与诗的近邻关系的谈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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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是任何认识的工具。思想在存在之野上开犁沟垄。1875年前后，尼采曾写道（大八开本《全集》，第十一卷，第20页）：“我们的思想当生发浓郁的气息，犹如夏日傍晚的庄稼地”。今天，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拥有对这种气息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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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重提本演讲开头的两句话了：这三个演讲的标题为“语言的本质”；它们意在把我们带向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运思经验。大可注意的是我们说一种可能性。我们还停留在一种尝试的暂先阶段上。当然这个标题对此无所道出。“语言的本质”这个标题就其内容而言是相当狂妄的，仿佛在这里我们要宣布出一个关于语言之本质的可靠信息。此外，这个标题按其形式来看是太寻常了，其平常犹如艺术的本质、自由的本质、技术的本质、真理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如此等等。我们对这里大量搬弄的本质已几近厌倦了，而且这种厌倦乃基于那种几乎还没有为我们本身所充分地洞识到的原因。但如果我们用某种简单的预防措施来消除这个标题的狂妄和陈腐，情形又会怎样呢？让我们给这个标题加上一个问号，而且让整个标题置于这个问号之中，从而有了不同的意味。标题于是成了：语言的？——本质？〔15〕现在，不光是语言有待追问，而且还要问何谓本质——更有甚者，还要问本质与语言是否以及如何相互归属。语言的？——本质？由于加了问号，这个标题的所有狂妄和陈腐便烟消云散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首先突现出以下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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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探问语言？如果何谓本质立即可以成为大可争议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追问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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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设想出多种多样的道路，仿佛驾轻就熟地去从事对语言的探问和对语言之本质的追问，但只要我们把自己锁闭起来，无视于那个重要方面——它绝不局限于我们现在所触及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免不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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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探问语言，亦即探问语言之本质，那么，语言本身必须已经对我们劝说了。同样地，如果我们要想追问本质，亦即追问语言之本质，那么，所谓的本质也必须已经对我们劝说了。凡探问和追问都首先需要它们所问及的东西和它们深入探究的东西的劝说（Zuspruch）。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在被追问的东西的允诺（Zusage）中发生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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