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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深思熟虑上述事情之际，我们又有何发现呢？我们体会到，追问并不是思想的本真姿态，而是对那个将要进入问题之中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然而，在我们的思想史上，追问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思想的决定性程式——这并不是偶然的。一种思想越是采取激进的态度，越是深入根本（radix），深入一切存在者的根源，它就越是具有思想的特性。思想的追问始终是对第一性的和终极的根据（Gründen）的寻求。为什么？因为某物存在和某物是什么，亦即本质的本质现身者（das Wesende des Wesens），自古以来就被规定为根据。就一切本质都具有根据之特性而言，寻求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根据。思考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本质的那种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追问。不久前，我在演讲“技术的追问”的结尾处说道：“追问乃是思之虔诚”。〔17〕这里所谓“虔诚”取其古老意义，其意就是“顺应”——在此亦即顺应于思之所思。思想的激动人心的经验之一就是，思想有时并没有充分解悟它刚刚获得的洞见，也没有以适当方式来追随这种洞见。上面所引的“追问乃是思之虔诚”这个句子的情形亦然。以这个句子结尾的演讲《技术的追问》已经在这样一种境地中了，即认识到思想的本真姿态不可能是追问，而必然是对一切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而一切追问只是通过对本质的追踪才开始发问。相应地，这里三个演讲的标题，尽管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个问号，却还是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思想之经验的标题。但这个标题就在这里，并且等着我们根据刚才就思想的本真姿态所作的说明来对它进行补充。无论我们怎样就其本质来探问语言，首先都需要语言本身把自身允诺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言的本质就成为语言之本质的允诺，也即说，成为本质之语言了（参见下文第二个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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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语言的本质”这个标题甚至丧失了标题的作用。它所道说的是对一种运思经验的回响，而我们的努力就是要把自己带到这种运思经验的可能性面前：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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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面这个命题——只要它是而且可以是一个命题——并不是一种人为做作的空洞的颠倒，那就可能出现一个可能性：我们将瞅准时机在“本质的语言”（Sprache des Wesens）这个说法中使用另一个既表示“语言”又表示“本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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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听到的整个东西——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既不是一个标题，根本也不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它成了一个护送我们上路的引导词。在我们的思想道路上，我们开始时获悉的在词语上的诗意经验将伴随我们。我们已经与这种诗意经验一起进入一种对话之中，这种对话表明：最后这行诗——“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指点出词与物的关系，它指明，词语本身就是关系，因为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倘若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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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进一步在另一种音调中倾听格奥尔格在词语上所取得的诗意经验的声音，让我最后来念念哥特弗里德·伯恩的一首两节诗。这首诗见于他的《静态诗》（第36页）。该诗的音调更为紧张，也更为热烈，因为它纵情恣意同时又极端明确。该诗的标题是独特的，也许是有意的作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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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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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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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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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驻留，天体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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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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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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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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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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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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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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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演讲意在把我们带到一种可能性面前，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经验某个东西意味着：在途中、在一条道路上去获得某个东西。从某个东西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某个东西——我们为了获得它而正在通向它的途中——关涉于我们本身、与我们照面、要求我们，因为它把我们转变而达乎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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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种经验、一种在途中（Unterwegs-sein），所以今天，在由第一次演讲到第三次演讲的过渡一讲中，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道路。但为此就需要有一个开场白，因为在座诸位大多是专注于科学性思维的。科学识得获得知识的道路，并冠之以方法的称号。尤其是在现当代科学中，方法并不是一种为科学服务的单纯工具；而毋宁说，方法倒是使科学为它服务。尼采首先认识到此种情形及其全部意蕴，并且在下述笔记中加以阐发。这些笔记见于尼采的遗作，后以《强力意志》第466条和第469条公诸于世。第一条说：“我们十九世纪的标志并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科学的方法对于科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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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开头写道：“最有价值的洞见最迟被发现：而最有价值的洞见乃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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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尼采本人也是最迟才发现这一关于方法与科学之关系的洞见的；也就是在他清醒生活的最后一年里，1888年在杜灵，才获得了这一洞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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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中，论题是由方法来摆弄、提出的；不但如此，科学的论题也被设置入方法中，并且始终是服从于方法的。那种在今天肆虐着不知何去何从的科学的疯狂奔跑，乃来自方法及其可能性的推动，这种推动不断加强，愈来愈委身于技术了。方法拥有知识的一切暴力。论题乃是方法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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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思想中，情形就大相径庭于科学表象了。在思想中既没有方法也没有论题，而倒是有地带——之所以叫它地带，是因为它为那种为思想而给出的要思想的东西提供地带，〔20〕也即把后者开放出来。思想行进在地带之道路上，从而栖留于地带中。这里，道路乃地带的一部分而归属于地带。从科学的表象而来，这种情形不但很难看出，而且根本就是不可能看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下文中要沉思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的道路，那么，我们绝不是做任何方法论上的考虑。我们已然行进在地带中，在与我们相关涉的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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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话，并且从语言而来说话。我们所说的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随语言而说。从而，我们不断地滞后于那个必定先行超过和占领我们的东西，才能对它有所说。据此看来，说语言的我们就总是被纠缠到一种永远不充分的说话（Sprechen）中了。这种纠缠把我们与将要向思想公布自身的事情隔绝开来。然而，一旦我们留心思想道路的特性，也即细细察看我们在作为思想之栖所的地带中的情况，则思想所不能对之掉以轻心的那种纠缠就分崩离析了。这个地带处处向着那种与诗的近邻关系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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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道路的沉思必须思考这种近邻关系。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演讲讨论了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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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提到有关语言的诗意经验。我们的提示限于对格奥尔格的《词语》一诗作了一些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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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把我们在这里必得对之有所期备的那种经验刻画为一种运思的经验。当思想找到它通向其本真目标的道路之际，思想便专心于倾听一种允诺，而这种允诺向我们道说那为思想而给出的要思的东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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