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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被摆置的说话便成了信息。〔65〕信息探查自身，以便用信息理论来确证它本身的行动。集—置乃无往而不在的现代技术之本质，它为自身订置了形式化语言；后者就是那种通报方式，据此方式，人便被构形，也即被设置于计算性技术的本质中，并且逐步牺牲掉“自然语言”。尽管信息理论不得不承认，为了用没有被形式化的语言来讨论技术性持存的道说，形式化语言总是又要求助于“自然语言”，但对于信息理论的通行的自我解释来说，此种情形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而已。因为在此不得不谈到的“自然语言”，事先被人们设定为尚未形式化、但已经被订置到形式化过程中的语言。目标和标准乃是形式化，即道说的在计算上的可订置性。在要求形式化的意志中，人们似乎迫不得已暂且还承认语言的“自然因素”（Natürliche）；但人们并不是着眼于语言的原初自然来经验此种“自然因素”的。原初的自然乃是〔66〕它本身基于大道之中，而道说正是从大道而来才涌现运作。信息理论则把语言的自然因素理解为缺乏形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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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便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得以看到，语言本质问题绝不能在形式主义中获得解决和清算，相应地我们必得说：“自然语言”是不可形式化的语言，这当儿，“自然语言”终究也还只是得到了否定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只是免受形式化之可能性或不可能性问题的纠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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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若对信息理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干扰性的剩余物的“自然语言”，竟是从道说那里获得其自然，也即获得语言本质的本质现身，那么，情形又会怎样〔67〕呢？倘若道说并不仅仅扰乱信息的解体过程，而是从大道的不可订置因素而来已经超越了信息，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倘若不知何时以何种方式，大道竟成为一道光亮（Ein-Blick）〔68〕，其有所澄明的闪光进入存在者和被看做是存在者的东西中，则情形又会怎样呢？倘若大道由于其进入（Einkehr）而取消了一切在场者的单纯可订置性，并且把在场者带回到其本己之中，则情形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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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语言都在道说中被居有，并且作为这种严格词义上的语言——尽管是按不同尺度切近于大道——才是本真的语言。任何一种本真的语言都是命运性的，因为它是通过道说之开辟道路才被指派、发送给人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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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没有一种自然语言是那种无命运的、现成自在的人类自然的语言。一切语言都是历史性的，即便在人并不知道现代欧洲意义上的历史学之际，语言也是历史性的。就连作为信息的语言也不是这种自在的语言，相反，按照当今时代的意义和限度来看，它也是历史性的。当今这个时代是无所创新的时代。它只是把现代的老旧的东西，早就先行决定了的东西，完成到极致而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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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固有特性乃基于词语〔71〕的大道式渊源，也即基于那出自道说的人之说话的大道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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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像开篇时那样回忆一下诺瓦利斯的话：“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这正是语言的特性，却无人知晓”。诺瓦利斯所理解的特性就是语言的特殊之处。通过把语言本质经验为其显示居于大道之中的道说，我们理解的特性便近乎居有和成道了。〔72〕特性由此获得其凿凿可凭的规定性；关于后者，我们在此不拟予以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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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道方面得到规定的语言之特性，比语言的特殊之处更少能够为人所知道——如果知道（wissen）意味着：在寻视某物之际看到了某物的本质整体。我们无能于寻视语言本质，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跟随道说才有所道说。我们本就归属于道说。语言本质的独白特征在道说的剖面中有其构造，它与诺瓦利斯所思的“独白”并不吻合，也不可能吻合，因为诺瓦利斯是在绝对唯心论视界内从主体性出发辩证地表象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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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语言是（ist）独白。这话现在有双重意思：语言单一地（allein）是本真地说话的语言；语言孤独地（einsam）说话。但惟有不单一者才可能是孤独的；不单一也即不是分离的和个别的，不是没有任何关联的。相反，孤独本质上恰恰是共性的缺失，而这种共性的缺失乃是与共性的最有约束力的关联。“Sam”在哥特语中即sama，在希腊语中即μα［一起、共同］。“孤独的”（einsam）意思就是：在相互归属之物的统一者中的同一者（das Selbe）。显示着的道说为语言开辟道路而使语言成为人之说话。道说需要发声为词。但人之能够说话，只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听从于道说，从而能跟随着去道说一个词语。前一种需要（Brauchen）和后一种跟随着道说（Nachsagen）都基于那种缺失，这种缺失既不是某种纯粹的匮乏也不是某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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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了，从而绝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因此，我们始终只是就我们为语言本身所注视、归本于语言本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洞察语言本质。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这里所谓“知道”是一个传统的由表象性的认识所决定的概念。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而这无疑不是什么缺陷，倒是一个优点；由于这个优点，我们便突入一个别具一格的领域之中，突入我们——被用于语言之说话的我们——作为终有一死者的栖居之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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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任何陈述都不能捕捉道说、道说的特性。道说要求我们，对在语言本质中成道着的开辟道路这回事情保持沉默，同时又不谈论这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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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显示，基于大道的道说乃是最本己的成道或居有方式。这话听起来宛若一个陈述句。如若我们一味地审听之，那么，它就并不道说那有待思的事情。道说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此所谓方式（Weise）与其说是模式（modus）和样式（Art），而不如说是［歌、曲调］，即吟唱着进行道说的歌。因为成道着或居有着的道说使在场者尽其所有地显露出来，颂扬它，亦即允许它进入其本己的本质之中。荷尔德林在其《和平庆典》一诗的第八节开头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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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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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彼此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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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体验许多；而（我们）即是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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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把语言命名为“存在之家”。〔73〕语言乃是在场之庇护（Hut des Anwesens），因为在场之显露已然委诸道说之成道着或居有着的显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之方式。〔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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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思语言本质，为了跟随语言本质而道说之，便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Wandel der Sprache）。我们既不能强行也不能发明这种语言转换。这种转换并不是由创造新型的词语和词序来实现的。转换触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此种关系取决于命运，即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被作为大道之原始消息（Ur-Kunde）〔75〕的语言本质扣留到大道中。因为大道，即居有着—保持着—抑制着的大道，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因此之故，我们的道说作为回答始终在具有关系性质的东西中。在这里，关系一概是从大道方面被思考的，而且不再在单纯联系（Beziehung）的形式中被表象。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取决于我们作为被使用者如何归属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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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多少能够对我们与语言的关联之转换作些许准备。或许能唤起这样一种经验：一切凝神之思都是诗，而一切诗都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而来相互归属，这种道说已经把自身允诺给被道说者，因为道说乃是作为谢恩〔76〕的思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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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萌发的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已经进入了威廉姆·冯·洪堡的思想范围之内。洪堡的论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的一些话证实了这一点。正如他弟弟在前言中所说的，为了这部论著，洪堡“孤独地，在一座坟墓的边缘”思殚力竭，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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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敬佩威廉姆·冯·洪堡对语言之本质的探幽入微的洞见。洪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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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已经现成的语音形式应用到语言的内在目的……这在语言形成的中间阶段被认为是可能的。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内心领悟和改善，一个民族也许能够赋予它所传承的语言以一个如此不同的形式，〔78〕以致语言因此就会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语言”。（第10节，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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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后的一段文字中（第11节，第100页），洪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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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改变语言的语音，更没有改变语言的形式和规则，时代通过不断增长的观念发展了，增强了思维力和不断深化的感受能力，往往把它以前所不具有的东西引入语言中。进而把某个不同的意义置入相同的外壳中，把某种不同的事物置于同一标志之下，根据相同的连结法则来说明不同层次上的观念过程。这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永恒成果，而在文学中，首要的乃是诗歌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