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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看来，如果每个人都简单地等同于其自身，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自己，除了他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自欺。这意味着自欺的可能性条件就是我不是我所是。或者换一个有名的说法：“意识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萨特关于自欺的理论解释了自欺，但真诚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真诚要成为可能，一个人就必须等同于他自身，或者用萨特的话来说，他必须成为一个物体。萨特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真诚是一项不合时宜的要求，因为它忽略了人类存在的特征。由此看来，萨特似乎在解释自欺可能性的时候否认了真诚，除非他能向我们展示某种自我恢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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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结尾的脚注中，萨特将这种自我恢复称为“事实性”（authenticity），但他并没有就此展开讨论，除了在《反犹分子与犹太人》中稍稍提及，他在其他作品中再也没有说到过这个词。在他未出版的作品《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中，涉及“事实性”的篇幅是最长的，但是依然难以得出这个结论——只有牺牲真诚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推延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的世界），自欺才会成为可能。事实性似乎是在等待社会发生变化，那么之前看上去可能像伦理条件的（成为我们其所是的义务）也必定在等待一场政治变革。因此，萨特之后投身政治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有关自欺的哲学发现是一致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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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萨特强调侍者行为举止中的夸张特性，是为了说明那位侍者是如何逃离这种强加的身份的，即便咖啡馆中无视他的顾客都将他归结为侍者，而不是其他。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一过程，萨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了“超越性”（transcendence）和“人为性”（facticity）[2]这两个词，不过是从他自己独特的角度来使用的。海德格尔用“facticity”来表示人类存在的“实在”。萨特用同一个词来描述那些限制我的与我有关的事实：我的历史、性别、种族、阶层、外表等。超越性即我的自我超越，它与人为性密不可分；它赋予人为性一种意义，让人无从得知超越性和人为性分别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在萨特关于人类存在的叙述中，这是其核心内容中最含糊的一部分。它让萨特坚持认为一个人永远无法在其无意识的存在和其基本的赤裸中获得人为性。我们在下一章中要理解萨特对自由的阐述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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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陈宣良等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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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将faktizität译为“实际性”，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将facticité译为“人为性”，此处采用“人为性”的译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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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五章 『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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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从来就不是那种哲学家——说一些不偏不倚、不痛不痒的真理，这种言论很容易获得普遍的赞同。他经常言辞夸张，甚至会用同样夸张的言辞来纠正自己的夸张之词。他的目的是引发思考，下面节选的内容将他的煽动性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一开始坚称我们都是完全自由的，然后得出结论——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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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上的意见的主要的结论，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我们是在“（对）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对象的无可争辩的作者（的）意识”这个平常意义上使用“责任”这个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自为的责任是难以承受的，因为他是让自己使世界存在的人；而既然他也是使自己成为存在的人，因此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中，自为都应当完全地担当这种处境连同其固有的敌对系数，尽管这是难以支持的。难道不是我来决定事物的敌对系数，甚至在决定我自己的同时决定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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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个生命中就没有事故；一种突然爆发的和驱动我的社会事件并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被征调去参加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是我的形象并且我与之相称。我与之相称，首先是因为我随时都能够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到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正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于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是关系到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以一种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方式在不断地反复进行；因此应该承认儒勒·罗曼（Jules Romain）的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因此，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一切都说明我对这场战争是负有完全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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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因为，仅仅由于它在我使之存在的及我只能在为了它或者反对它而自己介入时暴露它的处境中涌现，我现在不再能区别我对我所做的选择与我对它所做的选择：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我通过它来自我选择和通过我对我自身的选择来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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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已自我选择成为一种不知不觉引入战争的时代的可能意义；我与这个时代本身没有区别，我不能无矛盾地被转移到另一个时代去。于是，我就是约束、限制并且使人懂得这场战争之前的时代的这场战争。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刚才我们列举的公式：“没有无辜的牺牲者”上面为了更加明确地给自为的责任下定义，我们应该加上这样一个公式：“人们拥有人们与之相称的战争。”于是，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我与我选择成为其意义的时代不可分辨，我同样对战争负有深重的责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这场战争，我不能不将战争并入我的处境之中，我不能不完全地介入到我的处境中并在它上面打上我的印记，否则，我就不存在，我应该是既无悔恨又无遗憾地存在的，正如我是没有托词地存在一样，因为，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够减轻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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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虚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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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节选的内容听起来和黑格尔（Hegel，1770—1831）将历史当作评判标准的论调一样让人无法接受：“没有人是冤屈的；如果他遭受冤屈，一定是他理应受到冤屈。”1在1943年萨特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对自己周遭发生的真正可怕的事情一无所知，但这并不能成其为借口。他当时不承认存在无辜的牺牲者，我无法给他找到正当的理由，但多多少少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解释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萨特将此归咎到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身上，他试图躲在罗曼背后，不过没办法做到。我的论述将从这一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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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底，萨特被征召入伍，成了一名气象兵，当时他正在读儒勒·罗曼的小说《凡尔登：序曲》（Verdun: The Prelude）和《凡尔登：战役》（Verdun: The Battle）。罗曼被誉为法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两部有关凡尔登的小说在1938年出版，收录在系列小说《善意的人们》（Men of Good Will）中，这个系列最终收录了27卷小说。罗曼的这两部小说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凡尔登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从规模和人员这两个角度来看）。小说的主人公让·杰凡尼（Jean Jerphanion）是一名步兵中尉，正在巴黎短暂休假，他和好朋友皮埃尔·杰莱兹（Pierre Jallez）在一起谈论这场战役以及前线士兵对平民百姓和干着轻松活儿的士兵的蔑视。杰莱兹表示，这些士兵不是他人愚蠢导致的可怜的牺牲者：他们之前也曾是平民百姓，战争就是由于他们及其他人的愚蠢才导致的。杰凡尼表示赞同朋友的观点，说出了下面这番被萨特错误引用的话：“战争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无辜的。”2萨特在《战争日记》中引用了这句话，对它做了极大的改动：他将其推而广之，借罗曼的口表示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3在《存在与虚无》中，他在引用的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此外还认为这句话出自《凡尔登：序曲》——事实上它源于《凡尔登：战役》。而且，他忽略了这个句子的上下文，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小说中，杰凡尼表达了对战友的嫌恶；还掩盖了罗曼接下来的观点——最该受到指责的人往往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萨特选择了作者原本用来表达政治上的愤怒及反感的一句话，将其变成了一个哲学主题。他错误引用这句话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有关自由的哲学理论最主要的含糊之处：他有关自由的存在论论点与他有关自由的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着重讲述两者之间的联系。它占据了萨特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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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有关自由的存在论论点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说：“我命定是自由的。”当萨特说出这番话时，他解释说自由是没有限制的，只除了我们没有中止自由状态的自由。但是，他随后又表示这句话也可以通过海德格尔的论调来解析：“我们被抛入自由”或者“我们被遗弃在自由中”。换言之，萨特并不赞同牺牲人为性换取自由，这是不少人的态度。他强调的是位于自由核心的人为性，自由并不意味着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负责。对萨特而言，自由并不是一个人谋划的成功，而是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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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引文中提到了“敌对系数”（coefficient of adversity），就凸显了这一点。“敌对系数”的说法源于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水域与梦想》（Waters and Dreams）。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42年，也就是《存在与虚无》出版的前一年。巴什拉认为哲学家只有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从该项事务所需要的人类劳动这一角度出发，才会将现实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巴什拉抱怨道，按照这些条件，有关意向性的现象学理论就显得太过于形式化、太过理性，无法确定这个世界当中的各个客体“他们真正的敌对系数”。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明确地追求建立一门能够经受住这种批评的现象学，但同时也承认这正是现象学领域里的那些前辈的特征。理解他这么做的方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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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采纳了巴什拉的建议——哲学家应该将重点放在工具性（instrumentality）上。萨特将工具性定位在它所有人为性中的机体内。他的观点是一个人的人为性不能直接被感知到，但可以在这个人克服障碍通向其谋划的过程中被发现。他将该观点用于人为性的所有方面，包括种族、阶层和国籍（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很少将性别包括在其中）。举个例子，我发现自己长得丑，不是通过看镜子当中的自己，而是从它让别人表现出的不欢迎的态度中发现的。萨特经常表示我才是决定事物敌对系数的那个人，就像本章开头的引文一样，这验证了某些人的说法——萨特不够重视通向自由之路上的障碍。他在多年之后的访谈中承认了这一点，仍然是以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夸张方式。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将目光越过那些华丽的辞藻，找到他在《存在与虚无》之中所阐述立场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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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萨特的意思是我选择目标或谋划的自由使得我同时也选择了这一路上所遇到的障碍。正是通过决定越过这座大山，我将自己身体的虚弱和悬崖的陡峭变成了障碍，如果我只安于坐在安乐椅上远远地瞧着这座大山，它们也就不成其为障碍了。当然，如果这是萨特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他距离倡导简朴生活的斯多葛哲学似乎只有一步之遥。这种哲学就是限制人的欲望，以免失望。但是，萨特有关责任的哲学理论事实让他走上了方向截然相反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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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对海德格尔有关抛入谋划的说法的理解多少有点另类。当时，萨特片面地强调由于可能性的谋划而导致忽视对抛入或人为性的理解。因为存在的可能性的谋划决定了我的处境以及事物出现的方式，那么只要我决定或确定了自己的谋划，那么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我不仅选择了我的谋划，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选择了我的世界。我们也可以通过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根据我的谋划，山可能是障碍，也可能是审美享受的对象。萨特扩展了讨论范围，将世界纳入其中，让它不仅仅包括那些转化为障碍或优势的具体事务，从而让讨论转向了政治，这个转折就出现在上面节选的部分。正是因为我选择了我的世界，萨特才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发生的事情负责，即便那是一场战争。确实，萨特在上面的节选部分说道——我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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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上面的引文中对这一点的讨论是分阶段循序渐进的。一开始，他的主张似乎就是如果我从军参战，没有变成逃兵或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那么我就接受了这场战争。就这个程度而言，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情况很可能是这场战争不由我决定，但又否认没人能带来和平。我能决定的是我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这决定了我的战争以及战争影响我的方式。在这里，萨特最为接近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无辜的牺牲者”。萨特最后的分析结论总会出现自杀。自杀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多余或是不那么多余，就像萨特在小说《恶心》中所解释的那样，但自杀的可能性意味着我选择继续活着也就选择了这个世界，不然至少我们本可以选择不再生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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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二阶段的论述中，萨特应用了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教训。因为我无法接触到这个世界中独立于我与之关系而存在的事物，那么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我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我为它们带来了什么以及它们提供了什么。也就是说，因为超越性和人为性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分界线，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说过，那么我就不能明确将我的谋划对我看待处境的态度产生的影响同属于该处境人为性的东西区分开来。总的来说，我就是这个处境，在其中找到了自己，通过选择自己，我也就选择了这个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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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的同时，责任的概念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动。萨特一开始告诉读者他是在作为一件事情“无可争辩的作者”这个意义上使用“责任”这个词的。但是，他在之后的两页内就得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结论：“事实上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我的责任本身以外。”萨特在1948年一份未出版的手稿中则更加直截了当，他在其中写道，在事后为既不是他导致也不是他所希望的事情承担责任，这是自由的本质。4但是，责任并不主要是向后看。只是因为我选择了未来，才要对过去负责。这就是责任性（responsibility）并非义务性（accountability）的原因。同时，它也不意味着可责性（culpability）。萨特正是通过这种夸张意义上的责任，后来将存在论上的自由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同政治上的自由概念关联在一起，将其视为某种需要实现的东西。因此，萨特正是通过责任的观点来防止他有关自由的哲学理论沦为斯多葛学派的消极主义，也就是适应我拿到手里的牌而不是试图做点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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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将萨特哲学的这一方面自始至终视为他对德军占领巴黎的一种反应。1944年解放后不久，萨特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了一番讲话：“德军占领期间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候。”5这句话最能体现萨特存在论上的自由概念与政治上的自由概念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讲，自由没有程度可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自由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自由是有程度的，但是萨特并不是以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多少来衡量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或行动自由），而是由自由问题的困扰程度来衡量。在纳粹占领期间，法国人发现他们过去享有的理所当然的自由被剥夺了。同样的境况使每一个法国人都想到反抗，思考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何作为，这让自由变得非常现实。由占领引发了自由问题，它不是选择某样东西而不是选择另一样东西的问题，而是通过在面对死亡时采取行动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政治形势也可能导致我们回归到某种内心的自由，同样可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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