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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一直很清楚恢复被分析打破的一切有多难，但在20世纪的现象学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罕见。《方法的探究》的新意在于萨特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分析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萨特曾经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只存在一种生活哲学，为了与这一说法保持一致，他承认分析理性一度因为它的分隔和瓦解能力而具有了解放的力量：分析让法国的资产阶级能够向旧制度宣战。确实，法国大革命只是摧毁了已经被分析理性瓦解的制度。分析理性接着又凸显了一种自由主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变得具有压迫性，以至于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分裂”。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让人们团结起来。因此，它同阶级分析是相抵触的。这样，分析理性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就偏离了创建新未来的目标，转而试图让现状成为永恒；此时，它的倾向就是只看得到单个的个体，无法看到使这些个体在社会中团结在一起的各种方式，这就形成了推翻现有制度的重大障碍。鉴于此，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对阶级利益的认识是发生巨变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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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辩证法，萨特长久以来对分析理性是唯一理性形式这一说法的质疑终于坐实。他早期的作品中也曾经出现过“辩证法”，但同许多人一样，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可说的，只除了要求进行综合性的动作好让分析留下的僵硬结构获得生机。《方法的探究》是萨特的宣言——他现在打算复兴辩证法，而《辩证理性批判》就被他用来践行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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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辩证法的时候，他开始重视具体人，从他们的实体性——即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出发。他向马克思寻求帮助，去反对那些将具体现实与抽象决心混为一谈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卢卡奇是萨特批判精神的主要靶子之一，有人认为这不仅因为他是当代最糟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因为他经常批评萨特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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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对卢卡奇的批评之一是卢卡奇认为萨特并不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了解海德格尔。这个说法有很大问题，因为《辩证理性批判》不仅是萨特最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作品，同时也是他最具海德格尔色彩的作品，或者更准确地说，尽管文中并没有像早期的作品那样频繁地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但它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要比之前更加深入。萨特现在又重新试图将自由和人为性、自为和此在以及谋划和处境统一起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这种努力自《存在与虚无》开始，但没有在这里完全达成。他后期的作品依然保留了《存在与虚无》的说法，将谋划视为面向未来超越一种处境，但现在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阐述谋划，不过他遵循的模式更多地源自海德格尔，而不是马克思。谋划在两种客观性时刻之间斡旋，即在既定处境与可能的改变之间。萨特始终认为既定环境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既定的，我们经常通过生活在其中就把它超越了。但是，尽管他的现象学描述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依赖分析从自为和此在这两方面去阐述自己的存在论，这让他的描述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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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见解就是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可能性的谋划决定处境的方式在工作和行动中最为明显。他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需求和稀缺是工作和行动的基础，但这两者在《存在与虚无》中只占了一点点篇幅。也就是说，对需求的终极意义改变了萨特的哲学，他将注意力转向实体性，并将其完全融入他的谋划概念，我们在引文可以看到这一点。结果就是对行动的辩证论述。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行动的阐述成了从传统的否定之否定角度去理解辩证法的基础。行动或者萨特所说的实践是对既定事实的否定，只要既定事实是由需求定义的，实践就是否定之否定。朝向新的积极性的否定之否定从来都是被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因此，行动揭示了限定在既定处境当中的局限性，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些局限性似乎是存在当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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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认同了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的说法“人是人的未来”。在《方法的探究》中，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社会被组成它的各个阶级阻隔或开启未来的方式去看待社会。他在引文的结尾提出了这个观点，完成了从个人视角到社会视角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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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在《方法的探究》中表述的目的是利用存在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在引文中看到的是萨特利用马克思主义去实现存在主义长期以来的目标——成为具体的哲学（concrete philosophy）。《存在与虚无》中的措辞依然在下面的描述中出现了——面向未来，超越既定的处境，但是这种超越根植于需求，因此萨特不得不修改他对谋划的阐述。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对萨特而言，谋划展示了决定当前现实处境所孕育的各种可能性。举例来说，从立志成为医生的理想来看，所处社会的某些特性看起来是障碍，另一些则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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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选取的引文结束之后，萨特马上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出自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 ）几年前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2它解释了社会是如何限制一个人的可能性的，包括这个人对施加在他身上的这种限制的抗争。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黑人，他是机场的地勤人员，因为种族问题被明令禁止驾驶飞机。萨特提出：面对这样的限制，一个人可能做出何种回应？这一限制针对的不是这个具体的黑人，而是他的种族。这个叛逆者选择了反抗，偷了一架飞机，独自飞跃了英吉利海峡，走向了一个原本对他来说不可能的未来。萨特认为这种反抗行为已经将黑人推向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确实，怨恨已经在超越既定处境，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在萨特看来，认为这个叛逆者打破了社会加诸他身上的条条框框是不对的。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已经预见了这种反叛的可能性，因此很容易就能加以遏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抗姿态来自个人，并没有他人加入。在他的谋划中，社会区别对待不同种族的矛盾被隐藏了，同时也被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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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越发认识到改变社会的难度，因此，即便是来自个人的反抗姿态也让他感到欣慰，充满希望。《方法的探究》的新意在于他比过去更加清楚——通过认识一个可能的未来，一个人可以认清自己所在的阶级，这一事实本身有助于阶级意识的产生。在这本书中，萨特自始至终都清楚缺乏阶级意识可能付出的代价。他预演了恩格斯的例子——在16世纪“农民战争”期间，（从德国其他地方的农民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些农民群体是如何各自达成和解的。从比他们所能见到的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他们显而易见的胜利对他们所处的整个阶级而言就是一个失败。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一个阶级可以通过认清自己来认识历史中的自己。只有那么做之后，这个阶级才会在那段时间里成为历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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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证理性批判》中文译本译为《方法问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林骧华等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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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十章 『人是粗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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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辩证经验期间所能够实现的“发现”……就是在几个不同层次上向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关系之双重特性的发现：在社会规定之外、实在的但又抽象的个体之间的单一关系，决定了人类关系直接显示其相互性。而这种首先由第三者，随后由群体中介的相互性将是共同体的最初结构。……我们知道，对抗的相互性的制约整体在抽象中建立在行动场域上人的多元关系之上，即建立在匮乏之上。我们也看到，作为死亡威胁的匮乏把一种多元性的每个个体造就成一种对他人的死亡风险匮乏的偶然性（即，当前的富足关系在其他实践组织和其他环境之间不是先验地可想象的）在我们人的偶像实在性中被重新内在化。人和一个匮乏场域内的同类多元性一起，是一种活动中的实践组织。但是这种作为否定力量的匮乏，在可换性中，把每个人和每个部分的多元性同时确定为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存在。例如，由于每个个人都有可能为自我（以及为所有他人）消费一种最必要的产品，他就会成为“多余的”人：如果他是我的同类，他就会威胁我的生命；因此他变成了非人类的。因为人（我的同类）看上去就像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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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对道德的最初规定就是善恶的二元论：他人的可理解的、有威胁的实践必须在他之中被破坏。但是作为为了满足需要而辩证地组织的方法，这种实践在他人中表现为行动的自由发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为了躲避死亡威胁而必须破坏的作为我在他人之中的自由的这种自由，就是通过物质性的人与人的原始关系。换言之，作为人与人之间致命关系的匮乏，其内在化本身就是由物质条件的一种辩证自由超越来实施的，自由在这种超越中，同时表现为场域的实践组织，以及在他人之中把自己当作另一个自由或需要破坏的反实践和反价值来理解。在为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life）的最初阶段，这不是一些通过人而互相对立的盲目本能，而是一些复杂的结构和通过实践对物质条件的超越，这种实践树立了一种道德，并继续摧毁不是作为单纯的威胁性客体，而是作为被认出并被追根问底地判罪的自由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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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我们所说的暴力，因为唯一可想象的暴力是通过无机物质的中介，自由对自由施加的暴力。我们确实看到，这暴力可以装扮出两种面目：自由实践能直接摧毁他人的自由，或者运用物质手段（愚弄、计谋）使它不能行动，否则它就可能起来反对（异化的）必然性，即变成另一种（重新落入相互性）可能性反对自由的活动，也就是博爱-恐怖。因此，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自由的相互确认，它通过外在性惰性，就是对自由的（相互的或单向的）否定。在反对反对者（即反对无论哪个别人）和反对他的兄弟时，人是粗暴的。在全部历史中，而且直至今日（如果匮乏发生了，就要直到对匮乏的取消，如果这种取消在某些环境中产生的话）都是如此，因为他的兄弟自己就永远有可能反对人。而暴力同有些人一向声称的完全相反，它掩饰对自己的一种实践认识，因为它通过自己的客体（即作为消灭自由的自由）来规定自我。当它确定博爱的联系时，它自称是恐怖；当它针对一个或数个个体的时候，当它根据匮乏的程度把一种不可超越的地位强加给他们的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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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理性批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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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卷是萨特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卷，如果将《方法的探究》（法语版之前发表过）也算在内，其篇幅接近800页。即便如此，如果读者认为这本书进步甚微也情有可原，当然这是相对于萨特自己对外公开的目标——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确定理应支配未来人类学的资源——而言的。跟往常一样，萨特给出了大量他所探究的体系的例子。他生动地描述了在公交车站排队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描述了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的前十首歌如何继续出现在下周的排行榜上，那是因为许多人都会去买其他人都在买的东西，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萨特所说的系列性（seriality），就像他对攻陷巴士底狱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聚合起来的群体一样。这些描述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举的例子——咖啡馆侍者或透过钥匙孔偷窥的人——一样令人难忘，但是危险之处在于人们总是记住这些例子，却记不住它们试图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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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本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它远未达到其所宣称的目标——为确保历史知识的可能性的辩证理性奠定基础，另一个问题是它写得非常糟糕，就萨特而言是反常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解释说这本书写得很匆忙，萨特靠兴奋剂支撑长时间写作，没有像他往常那样修改文稿。通过这本书最后部分的节选，我们可以知道这书有多难懂——如果忽略了这些说明，读者会看到一个最抽象的萨特。本章引文选自《辩证理性批判》的结尾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意图之一——总结由其中得出的基本观点。从引文开头所提到的“发现”以及我们在之前章节中讨论的内容——实践本身是辩证的——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在这一章中，我将探讨这一方式更为广泛的深意。我认为尽管存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缺点，《辩证理性批判》仍然不失为一部杰作，可能是20世纪唯一的政治哲学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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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发现人是由事物“调解”的，就像事物也由人“调解”的，他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对辩证理性的论述。他称之为辩证循环（dialectical circularity），它建立在谋划和处境的相互关系之上，这种关系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非常重要，而且如我们所见，萨特借用它在《存在与虚无》中为自由的阐述构建了框架。但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表述的立场与他之前的论述不同，与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将着重点放在影响谋划的物质条件上。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一度否定了这个观点——“人在所有处境中都是自由的”，他认为这个观点源于斯多葛派。当然，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完全自由的说法更趋向于萨特而不是斯多葛派的观点，但是萨特抗议说他的观点恰好与此相反：只要所处的环境仍然受到匮乏的制约，所有人就都是奴隶。他明确表示戴着镣铐的奴隶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高估萨特改变立场的程度。如我们所见，在他的论述中，总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而且他决不希望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避开这一观点——自由是一种谋划，将物质环境纳入实践当中，而实践又反过来产生相同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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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论点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只重视个人受物质环境制约的程度；个人被动地受到生产关系以及他们置身其中并受其制约的其他力量的约束。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径直讨论具体情况，忽略了以抽象论述开始（马克思本人就是这么做的）的需求，萨特对此深感遗憾。结果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让自己失去了辩证法的资源。为了进行纠正，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和《存在与虚无》中都以抽象论述开篇，目的在于逐步谈及具体情况。萨特在上述两本书中对这一任务的看法并不相同。如我们所见，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主要关注的是，如果以具体而不是抽象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质疑当前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工具，这是因为他的自由概念是对社会中自由缺乏的质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事情则更加简单。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告诉读者，如果有人认为当前社会是既定的，那么他（或她）就忽视了创造社会的历史，忽视了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建社会而不仅仅是社会产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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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开始尤其是从抽象的个人展开还有一个优点：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在这样抽象事物的基础上形成对具体社会的论述。随着论述变得越来越具体，它们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只有辩证的阐述才能充分描述具体社会，这是因为描述所用的词语必须来自其论述。最重要的是，不能将社会视为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系列的人类关系，最好是认为人由这些关系组成，而不是相反。随着萨特在后期越发受到评论者的认可，他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接近坚持主体死亡（death of the subject）论调的理论家，比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们认为勒奈·笛卡儿主体概念主导哲学的观点缺乏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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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面的节选部分显得很抽象，那么它也本应如此。这是因为尽管这本书并没有写完，但它确实是循序渐进，越来越具体的。萨特的一些读者似乎将《辩证理性批判》开头有关人类关系的抽象论述当成了他本人的观点，就好像他在逐渐谈及具体事物的过程当中不会予以纠正似的。这里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从高楼层的窗户看到两个工人正在忙碌，因为他们之间隔了一堵高墙，所以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对这些读者而言，这个例子似乎反映了社会的真相。更糟糕的是，萨特将被制度及社会状况分隔开的个人作为他的出发点，于是这些读者将同样的社会原子论归因于萨特，而萨特认为这种原子论是分析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在萨特看来，辩证理性的使命就是通过展示具体的联结来克服分析理性。这种具体的联结可能看上去是完全外在的，但又可以被证明是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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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假设是当我们触及具体时理论问题就会消失，即使我们只是向具体的论述靠近，事情也会更加明晰。例如，萨特试图在这里克服（在他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这一错误的二分法。无论如何，他认为个体有着集体所不具有的真实性。但是，真实的不是分析理性的个体，而是被分隔开来的个人。因此，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以孤立的个体为出发点，试图展示这种抽象的特征描述的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展示这样的研究意味着超越两个人抵达萨特所说的第三方，他试图对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论述。这样看来，调查中的抽象时刻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不够的。确实，它的不足正好切中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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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本人也承认他的论述无疑是严谨的，也必须如此。因此，它本身并不是批评，尽管它会在书中将我们引向一些荒谬的时刻。例如，为了说明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萨特举了个运动队的例子。队伍中每名成员的举动都需要其他成员的配合，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行动，队员彼此配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共同的实践中一起行动。无论如何，萨特在一个引人发笑的脚注中对这一分析做了补充说明，这个脚注揭示了他对运动队的论述的抽象化程度：“事实上，在足球比赛中，对方球队的存在让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1即使是在250页之后，他仍然认为自己之前有关阶级内部在阶级斗争层面上相对于自身关系的论述是如此抽象，他都还没将（一个或多个）敌对阶级充满敌意的活动纳入其中。这就是萨特的计划荒谬的一面，也告诉我们他写完这本书的难度为什么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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