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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这次被剪头发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朗格勒接受剃度。被囚禁了几天后，他想办法在半夜爬上了一个开着的窗户，跑到最近的市场大门，溜出了城。之后，狄德罗因为害怕父亲会派人追来，所以一路逃跑，走了120公里到达了朗格勒和巴黎的中间点特鲁瓦，在乘上去往巴黎的马车前在这里找到了一家旅店，给图瓦妮特写了一封语气夸张的信。他说：“我已经在恶劣的天气中走了30里格[48]……父亲现在一定怒不可遏，他肯定会像他先前威胁过的那样剥夺我的继承权。要是再失去你，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49]图瓦妮特看到信时肯定备受打击。狄德罗去朗格勒前曾对她保证自己会获得父母的允许，还能得到一笔生活费用，现在他却堕落成了罪人和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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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充满了痛苦忧虑。由于被家庭抛弃，同时担心会被逮捕然后送回朗格勒，狄德罗只好匆忙离开了之前的公寓，搬到了西岱岛上的双桥路。更糟的是，狄德罗发现，图瓦妮特明显受到了他父亲书信的影响。她明确地告诉他说，自己不愿意嫁入一个“不认可”她的家庭，并取消了与他的婚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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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范德尔夫人的记述，图瓦妮特的这一决定直到1743年初才发生了动摇。有一天，她听说自己从前的恋人重病缠身，一个人住在西岱岛上的小房间里。最终，她和母亲赶到了前未婚夫的病床前，看到他形容消瘦，非常可怜。[51]母女二人在这里悉心照料着营养不良、奄奄一息的狄德罗，直到他恢复健康。也许是在这期间，也许是在这不久之后，图瓦妮特改变了心意，再次决定嫁给狄德罗。1743年11月6日，这对新人在巴黎的圣皮埃尔公牛教堂结为连理，在这里，年轻情侣可以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成婚，同类的教堂在当时的巴黎没有几个。狄德罗在1743年10月年满三十岁，理论上已可以与图瓦妮特合法成婚，但他还是选择在午夜举行了一个低调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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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写给图瓦妮特的几封多愁善感的情书之外，狄德罗没有保存多少这一时期的信件。不知为什么，当评论到尼古拉-居伊·布勒内在1767年卢浮宫沙龙上展出的画作时，狄德罗提到了自己的早年生活。在与他的妻子相识二十五年后，狄德罗用他一贯轻率的风格总结了那段混乱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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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巴黎。我本应穿上学者的外衣［神学教授穿着的带皮毛领子的长袍］，正式成为索邦神学院的一位博士。我认识了一位天使一般美丽的女性；我想和她同床共枕，于是我这样做了；我和她有了四个孩子，然后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我热爱的数学，放弃我装在兜里的荷马和维吉尔的诗歌，放弃我喜爱的戏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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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这段文字中闭口不提的反而最能说明问题。他的这段话将自己形容成某种不可抗力的受害者，但实际上他没有提到父亲对图瓦妮特的正确判断；图瓦妮特受到的教育和她的社会地位确实使得她与狄德罗不般配。狄德罗也没有表达出（尽管他偶然承认）内心强烈的负罪感，因为他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让父亲失望透顶，在母亲去世前都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还导致了狄德罗家族内部产生了裂痕。但是，狄德罗对早年生活的仓促总结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上的真实情况。尽管狄德罗对自己的行为很不负责，但他认为自己的渴求是正当的，并且欣然承认了自己对充分、全面、大胆的生活方式不计后果、贯彻终生的向往。正是这些性格特点让他很快写出了一系列书作，勇敢地向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宗教基础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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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s Viard，Langres au XVIIIe siècle：tradition et Lumières au pays de Diderot（Langres：Dominique Guénot，19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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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élébration du centenaire de Diderot，” La Revue occidentale philosophique，sociale et politique 4（188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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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its Divers，” Courrier de l’Art 32（188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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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ancisco Lafarga，Diderot（Barcelona：University of Barcelona Publications，1987），66. 市议会甚至还接受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为了纪念叶卡捷琳娜大帝而提供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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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朗格勒大教堂。该教堂建于12世纪，由于兴建时是为了纪念3世纪的殉道者凯撒利亚的马梅（Mammes of Caesarea），所以又被称为圣马梅大教堂。下文统称为朗格勒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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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iard，Langres au XVIIIe siècle，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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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dame de Vandeul，Diderot，mon père（Strasbourg：Circe，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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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dame de Vandeul，Diderot，mon père（Strasbourg：Circe，1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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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toine-Augustin Bruzen de la Martinière，Le Grand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et critique（Venice：Jean-Baptiste Pasquali，173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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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当代的估计，在1728年，朗格勒大教堂的土地、地租以及其他各类产业每年可以创造出10万里弗尔的收益。朗格勒的公爵兼主教皮埃尔·德·帕尔代朗·德·贡德兰可以从这笔收益中得到2.2万里弗尔的巨额薪资。这一数目到法国大革命时增长到了5.8万。获得高薪的人还包括朗格勒大教堂的财务主管，他可以获得1万里弗尔的年薪。See Robert de Hesseln，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France（Paris：chez Desaint，1771），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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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hn McManners，Church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vol. 2：The Relig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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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ohn McManners，Church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vol. 2：The Relig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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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16世纪中期，耶稣会发表了他们的首篇“使命宣言”，他们声明，耶稣会的教育目标是“促进灵魂在基督教生活和教义中的进步，宣扬基督教信仰”。John O’Malley，Introduction，The Jesuits II：Cultures，Sciences and the Arts，1540-1773（Buffal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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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神父（法语：abbé）是天主教的低级教士，他们很少在大修道院和教堂任职，大多数是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和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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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他同时也是朗格勒公爵及朗格勒大教堂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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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ernard Picart，Cérémonies et coutumes religieuses de tous les peuples du monde…（Amsterdam：chez J. F. Bernard，1723），2：125，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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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bbé Charles Roussel，Le Diocèse de Langres：histoire et statistique（Langres：Librairie de Jules Dallet，1879），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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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lbert Collignon，Diderot：sa vie，ses oeuvres，sa correspondance（Paris：Felix Alcan Éditeur，1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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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Vandeul，Diderot，mon pèr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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