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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狄德罗有生以来第一次手头相对宽裕，生活欣欣向荣，于是他决定举家搬出吊刑路上拥挤的旧公寓，来到塔兰内路上的一栋楼房，将家安置在位于楼房第五层的公寓。这里处于圣热尔曼区，比狄德罗之前居住的区域要更接近中产阶级水平。这个新居所一年的租金是600里弗尔，有6个房间，4个壁炉，公寓后面还有专门的厨房区域。但这里最大的优势是楼的第六层还有一个单独的书房，头顶就是楼房的孟莎式屋顶。狄德罗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余下的三十年光阴，穿着他的家居长袍和拖鞋，在书海中笔耕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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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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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平静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18世纪50年代中后期，《百科全书》的批评者们联合起来，发起了新一轮的猛攻。反对势力远及里昂，在那里，一个新的、影响力强大的耶稣会组织，针对当时“百科全书主义”导致的精神“流沙”，制造诽谤文章，组织研讨会议，开始高声反对《百科全书》，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巴黎，新类型的批评也开始出现。在18世纪50年代加入这个阵营的最有力度的声音来自埃利·卡特林·弗雷龙，这位才华横溢的保守派批评者备受法国王后的青睐和提携。1754年，他开始出版法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期刊《文学年代》。期刊每十天出版一期，影响力强，传播广泛，很快成为不断扩大的反对哲人们和《百科全书》的声浪中最尖锐的声音。弗雷龙尤其享受仔细审阅《百科全书》新出版的每一卷，一丝不苟地对其中所谓的剽窃行为进行嘲笑，并对其中的反宗教观点提出严厉的斥责。[29]然而，对《百科全书》产生最大影响的，并不是被指控剽窃和对上帝及宗教不敬，而是后来的一次政治刺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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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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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1月5日，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一名高大魁梧的男子，据说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坚信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上帝的准许——想办法进入凡尔赛宫宫殿周围的区域，意图杀害，或者如他后来坚称的，伤害路易十五。刚进入凡尔赛宫，达米安便查明国王当晚将离开自己居住的区域，前去看望病中的女儿维克图瓦公主。马车停在凡尔赛宫北花园和皇家庭院之间的道路上等候国王，达米安于是混进了一小群围观者和侍卫的队伍中，与他们一同在马车附近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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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45分，四十六岁的路易十五从位于主宫殿的小套房中走出，走下台阶，朝着等候的马车走去。[30]达米安一直按兵不动，等到路易十五要踏入马车时才突然从冬天黑暗的夜色中冲出，一下子抓住了国王的左肩，然后将一把袖珍折刀刺入了国王第四、第五根肋骨之间的位置。尽管厚重的冬衣保护了国王，但他依然血流如注。警卫迅速地将路易十五抬到了寝宫，而国王则感到自己受到了致命一击。尽管卧室内的所有人都告诉国王，达米安的武器造成的伤口并不会危及生命，但国王还是让人找来了自己的告解神父，并为自己给王后带来的所有痛苦而向她致歉。路易十五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完全康复了；唯一无法修复的伤口是他的精神和他作为君主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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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刺后的几天乃至几周中，路易十五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体痊愈转移到了一个让他深感不安的想法上：达米安的行动背后很可能有更大的阴谋。为了查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法国最专业的刑讯人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对达米安严刑逼供，先是在凡尔赛宫，后来在巴黎古监狱中。1757年3月28日，复活节刚过，达米安就被处以极刑，方式极其残忍，这也准确反映了路易十五在经历了给他带来严重精神创伤的刺杀之后，法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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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当日，下午3点不到，巴黎古监狱的狱卒将达米安拖出牢房。他很快被扒了个精光，绑在一辆车上，跨过塞纳河来到格列夫广场，在这里，16名行刑人已经安排好了一出将让他生不如死的壮观表演。他们使用了与处死弗朗索瓦·拉瓦亚克——一名狂热的天主教信徒，他在1610年杀害了受国民敬爱的亨利四世——同样的方法。首先，他们割开了达米安刺伤国王的那只手；然后，他们将煮沸了的硫黄、铅、油和蜡的混合物，倒在伤口上；继而对犯人身体的其他部分如法炮制。紧接着，行刑人开始准备将犯人开膛破肚、四马分尸。但计划实施得不太顺利。四名马夫（以及他们骑的四匹马）尝试了三十多次，但达米安的关节依然没有断裂。到了下午6点，行刑人决定将犯人的四肢稍稍切开，以便马匹再次尝试；这一回，达米安的胳膊和腿终于被扯断了，这个阴谋险些得逞的弑君者也断了气。作为最后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行刑人把达米安的残骸收拾到一起，扔进了熊熊烈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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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达米安，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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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安的处决经过精心设计，意在名副其实地对他的身体和难以想象的行动“毁尸灭迹”。然而，这个狂人对君主的袭击成功地让路易十五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使这位君主进入了一个异常阴暗且愈发保守的时期。尽管哲人们和百科全书派人士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强烈谴责导致达米安罪行的宗教狂热主义，但因为某些神职人员将《百科全书》与可能发生的革命带来的威胁联系了起来，辞典的编撰工作再次进入了险象环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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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正当《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准备出版辞典的第七卷时，辞典的批评者——保守派作家和愤怒的神职人员——又迎来了新一代的文学讽刺作家的加入，这群人花费了大量笔墨，写了很多反对启蒙运动哲人和《百科全书》的文章。[31]1757年10月，雅克-尼古拉·莫罗，一个为《风雅信使》供稿的写专栏文章的老手和政府的吹鼓手，发表了一些有关法国哲人的“实用性建议”。他在文中发明了一个伪人种论的术语——“鼓噪之徒”（Cacouac），用以描述宣扬思想自由的这个“部族”。他宣称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来自希腊语的kakos，意思是“坏的、卑鄙的”），这个词原本是用来让人们联想到愚蠢的鸭子嘎嘎的叫声，暗中将哲人们斥为一种“怪异”、“恶毒”且“腐化堕落”的生物，他们扭曲的思想则会产生毒液。[32]由于这第一篇文章取得了成功，莫罗继而发表了《作为鼓噪之徒的历史的新回忆录》，在书中他细致描写了这些奇怪人类的习性，以及打败他们的方法——吹口哨（相当于喝倒彩）。[33]这本书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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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莫罗的讽刺才能媲美的，只有机会主义作家、剧作家夏尔·帕利索·德·蒙特努瓦。和莫罗一样，帕利索意识到反对哲人的作品拥有广阔的市场。1757年，他发表了《有关大哲学家的小书信》，在书中指责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剽窃，嘲笑他们狂妄自大，奚落他们的观点前后矛盾，斥责他们对批评神经过敏。[34]除了这些攻击，《百科全书》还受到了更多更严重的谴责。最令人心惊的是由国王签署的一个控制煽动性言论和自由思想的声明，他想以此警告大众：任何人如果“创作，命人创作，或是印刷攻击宗教、煽动思想、损害国家权威、妨碍国家秩序与平静”的作品，将被判处死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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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百科全书》的第七卷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问世了。在众多招致批判的条目中，达朗贝尔编写的“日内瓦”尤其不谨慎，吸引了最多的炮火。这一条目的其中一部分写于1756年，当时这位数学家正在日内瓦拜访伏尔泰，这个类似游记的条目可能是《百科全书》中唯一一个引发了国际性事件的条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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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朗贝尔在条目的开头称赞了日内瓦的各种优点。他滔滔不绝、充满诗意地描述了这座城市在莱芒湖上的地理位置如何完美，它的人民如何富裕和勤劳。但是，在这段长度远超其他条目的文段中，达朗贝尔偷偷夹杂了不少无礼的观点。首先，他对日内瓦这座加尔文教城邦禁止一切戏剧作品的演出提出了批评，同时还贬低了这里的清教教堂中唱诗的质量。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还将根本不属于这座城市的清教神职人员的神学信仰归于他们。据他说，大多数瑞士牧师都开始警惕地看待迷信和不必要的抽象化概念，甚至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以及其他基督教谜团（比如地狱）是荒谬且不必要的。他暗示说，这和国境线另一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迷信行为，形成了极好的对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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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朗贝尔编撰的这个条目让法瑞边界线两边的宗教团体都极为愤怒。瑞士方面基本上指控为异端邪说，于是要求达朗贝尔撤回文章。法国的天主教徒被形容为容易上当受骗且在宗教上落后，因此也痛斥了达朗贝尔。更糟的是，凡尔赛宫（以及被指派对1752年之后发表的每个条目进行审核的宗教审查人员）发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没有就这条具有挑衅性和宗教异端倾向的条目争取他们的同意，不然这个条目根本就不会出现。[38]由此造成的非议很快将《百科全书》置于险境。顽固的达朗贝尔也没起到缓解紧张局面的作用。他拒绝道歉，不同意收回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愿做一点儿让步，反而对法国当时如同宗教审判时期的氛围、凡尔赛宫中反对进步的宗教寄生虫，以及文学批评家铺天盖地的“讽刺和小册子”发表了不少怨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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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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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合时宜的条目造成的余震让狄德罗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这件事除了给《百科全书》的敌人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还在狄德罗和他认识时间最长、关系最亲密的朋友让-雅克·卢梭的最终决裂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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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和卢梭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发生在几年前的1752年10月。当时，狄德罗正忙于工作，且身陷有关普拉德神父的无休止的丑闻之中；卢梭当时正在享受自己在音乐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尽管这个事业十分短命。他发表的《论科学与艺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此后仅仅两年，这位音乐家兼哲人就成功地将自己的独幕歌剧《乡村中的占卜师》，搬上了枫丹白露宫的舞台，在整个法国宫廷面前表演。这场演出令路易十五非常着迷，他不但提出接见这位性格古怪的词曲作者，而且还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告诉卢梭，他想要为卢梭提供一份王室津贴。让狄德罗极为震惊的是，卢梭竟然拒绝了这两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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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没有因为卢梭拒绝了与国王直接对话的机会而责怪他的朋友，他知道卢梭的膀胱向来不好，很可能会在觐见国王时出丑。真正令他恼火的是卢梭清高地放弃了王室津贴。卢梭在《忏悔录》中提到这段故事时说，狄德罗不仅试图强迫他接受这份津贴，还指责他忽略了他一直以来的伴侣泰蕾兹·勒瓦瑟，以及她的母亲的经济状况。据说，卢梭向狄德罗解释，他不愿接受国王的提携是因为他必须保护自己与真理、自由和勇气的关系，这对他来说是最最紧要的。卢梭说，狄德罗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于是拂袖而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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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狄德罗之后的争吵基本遵循这个模式。引发这些争论的经常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但这些争论实际上提出了更重要的哲学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应当与什么人为伴，应当如何在腐化的世界中保持操守和清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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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人之间与此类似的嫌隙在达朗贝尔发表“日内瓦”这个条目的几个月前进一步加深。1756年之前，卢梭就表达了他对巴黎社会的厌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绪也针对聚集在霍尔巴赫男爵周围的一群人体现出虚伪和做作，这些自由思想的崇尚者每周四和周六都会聚在一起纵酒狂欢。这个卢梭口中的“小集团”一开始以为卢梭对人类文明的抨击只是他油腔滑调的哲学立场的一部分。这一认识结果是个严重的误判：到了18世纪50年代中期，卢梭对社会的谴责，以及他对进步能够带来的裨益的批判，已经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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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56年4月，卢梭用有些戏剧性的方式离开了巴黎，前往位于巴黎北部10英里的蒙莫朗西的一个迷人乡村小屋隐居——用“归隐处”作为这个地方的名字真是恰如其分。满怀情谊地整修并准备好这个居所的是卢梭富有的贵族老友，路易丝·德·埃皮奈。卢梭生活在小山羊庄园的地界上，却远没有与哲人圈子彻底切断联系。埃皮奈本身就是有名的文化沙龙女主人和有思想的女性文人，与哲人圈子的重要人物联系紧密。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755年，她已经成为卢梭和狄德罗的一位共同挚友、文学批评家、百科全书派哲人弗雷德里希-梅尔希奥·格林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