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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V. A. Bilbassov，Diderot à Pétersbourg（Saint Petersburg：Skorokhodov，1884），173. 格林在1774年2月7日写给涅谢尔罗迭的一封信中暗示说腓特烈主使了这个阴谋。Corr.，1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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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Corr.，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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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Corr.，1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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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 [:170186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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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 第十二章 遗言：讲给专制统治者和美国起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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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3月5日，星期六，一架设备完善的英国马车载着狄德罗驶离了俄国首都，向海牙进发。比起来时的路，回家的旅途整体平顺得多。狄德罗脆弱的胃肠系统已经适应了异国的菌群，不再发出抗议了。天气也没有和他作对。在去往里加的路程上，气温更像是更加温暖的夏天而不是初春，这让他和他的旅伴，一位性格温和的名叫阿萨纳修斯·巴拉的希腊贵族都感到惊喜。不过，旅途并非平平无奇。刚驶离圣彼得堡570公里，狄德罗的车夫尝试让四驾马车跨越依然冰封的德维纳河。结果证明，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随着车轮的转动，冰冻的河面开始承受不住了。根据狄德罗对这个差点儿发生的惨剧粗略的记述，车夫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刻试着把马车赶过一座浮浮沉沉的“水晶桥”，而车上的乘客则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1]尽管狄德罗没有解释清楚他们三个人到底是怎么从不断于冰层下涌出的河水中逃脱的——他好像费力地爬上了一艘船，三十个男人在另一边努力将马车拉上了岸——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狄德罗很可能要溺水而亡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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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旅途相对简单。唯一的一次绕行发生在马车经过普鲁士时，狄德罗要求车夫避开柏林和睚眦必报的腓特烈二世。尽管格林恳请狄德罗至少与这位擅长吹奏长笛的艺术资助者见一面，但狄德罗很明显没有刻意逢迎腓特烈的意思——他曾经将这位令他厌恶的统治者描述为“一只不怀好意的猴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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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4月5日，在断然拒绝与腓特烈见面之后，狄德罗到达了海牙。和一年前一样，他还是靠戈利岑亲王及其夫人为他提供食宿。在到达这里后写的头几封信中，狄德罗向朋友和家人夸耀了此处美好的天气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实际上，他几乎不停不休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行进了2400公里，其间马车坏了三辆，他此时也已经筋疲力尽了。[4]他迅速地躺回了阔别九个月的舒服的床铺，之后的一周几乎都在梦乡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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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戈利岑夫妇的照料下，很快恢复了体力，随后又进入了狂热的工作状态。他在海牙的主要任务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委托给他的：负责监督起草女皇的教育改革和慈善工作的相关法令和计划的法语版本。[5]狄德罗勤奋地工作，在停留在荷兰的前五个月内就完成了这项工作，继而开始修订他未发表的手稿，希望能够整合出一个比较全面的个人作品集。然而，在海牙第二次逗留期间，最让他充满激情的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编撰一部由俄国君主赞助的《百科全书》。在到达海牙不久后，他写信给图瓦妮特，说他很快就要签约开始这个新的图书计划了。在说明了这个合约将价值高达20万里弗尔——这是第一部辞典的报酬两倍还多——的巨资之后，他让妻子开始搜寻一间更好的公寓。他宣称：“这一次，《百科全书》对我来说将会有真正价值，而且不会给我招来麻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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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尽管狄德罗得到了保证，说他很快会收到定金，但他并没有从圣彼得堡那里获得任何确凿的消息。事实上，女皇已经做出了决定，她认为让自己的名字和新的《百科全书》联系起来并没有多大好处，尽管狄德罗再三宣称这部书将比第一部更为大胆。但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亲自将这个决定告知狄德罗，而是让最早与狄德罗联系的人，别茨科伊将军采取拖延战术，直到这个图书项目自行消亡。到了秋天，狄德罗终于明白，圣彼得堡方面的沉默意味着俄国版《百科全书》永远不会诞生了。这个决定对狄德罗的余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解放作用；他卸下了编撰又一部大辞典的重担，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对他晚年所了解到的欧洲君主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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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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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俄国之前，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承诺，他永远不会辜负她的信任，不会讲她和她的统治的坏话，至少不会当众这样做。他是个讲信用的人，勉力维持着这个诺言。在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狄德罗烧毁了他记录自己在俄国首都经历的笔记。在回到了海牙，最终回到巴黎之后，狄德罗也更多地强调了他这次旅程的积极面，尤其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聪明才智、良好的意图、处事公正，以及“开诚布公”地对待哲人的能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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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狄德罗回到了荷兰，他发现自己对当时的君主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非常有趣的是，他首先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暗示了这个变化。1774年9月，狄德罗向这位女皇透露说，他为了打发时光，开始重读塔西陀。塔西陀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受崇敬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言论自由以及一切自由权利的支持者，还是罗马帝国强权政治的激烈批评者。更重要的是，狄德罗还告诉女皇说，他已经匆匆完成一本政治小册子，名为《君主的政治原则》。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要求阅读这个文件，而狄德罗没有将其寄给女皇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政治原则”实际上是一系列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格言，从一位仁慈的专制统治者的角度写作，为的是有益于他（或她）之后统治者。这个小册子里面充满了巧妙而残酷的建议——比如，君主应当“结盟以埋下仇恨的种子”[8]，而永远不要“举起手却不攻击”[9]——看似在教导统治者玩弄权术、自私利己和实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其真实目的则在于讽刺狄德罗最厌恶的那位越来越向专制统治倾斜的统治者腓特烈二世。不过，这个手册体现出的残酷无情的方针明显也同样适用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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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政治原则》不是狄德罗在写给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信中提到的唯一一篇政治论文。更令叶卡捷琳娜大帝担心的无疑是这位曾经是自己客人的哲人竟敢承认他仔细研读了女皇的《圣谕》——她的那部有关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畅销作品，而且阅读时“手中还拿着笔”。[10]狄德罗在海牙的东道主戈利岑亲王也知晓了这位哲人新创作了这样一份对女皇很不尊敬的文件。在狄德罗即将离开海牙前，这位俄国外交官觉得自己有必要撬开狄德罗的木箱（里面锁着他的手稿）——这或许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命令。戈利岑随后偷走（并很可能烧毁了）这个叫作《对〈圣谕〉的评论》的文件。狄德罗常说“朋友间的信任和坦诚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戈利岑的这个举动自然让他既沮丧又愤怒。不难想象，他在戈利岑住所余下的日子里态度肯定相当冷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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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好命运眷顾，狄德罗还有这个文件的另一份复本，或者是该文件的笔记版本，并且他在返回巴黎的路上对其进行了修改。第一眼望去，这个最终版本看起来不过是一些迷你短文，讨论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圣谕》中的各种条文规定。具体看来，这本小书是狄德罗第一次开诚布公（并且以平等的姿态）对女皇说话。如果说他在过去曾不情愿地承认叶卡捷琳娜大帝有统治俄国的权力，现在，他明确要求，统治权只能由人民给予君主，而且不能被任何人剥夺：“国家是唯一的君主；人民是唯一真正的立法者。”[11]他接着更激进地解释说，君主和国家之间的契约给予了人民反抗、罢免和在极端情况下判处暴君死刑的权利（如果君主蔑视法律）。[12]狄德罗在这里对人民主权论的阐释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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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直到1785年，即狄德罗去世一年后，才收到或者读到这个文本。尽管文中提到合理合法的弑君行为的部分被划掉了（这样做的或许是范德尔夫人，或许是她的丈夫），狄德罗的这个作品依然不乏令叶卡捷琳娜大帝生气的地方。狄德罗在文中向叶卡捷琳娜大帝发起了一个激烈的“争论”，他不但指责她没能像她在《圣谕》中承诺的那样建立一个贯彻代议制的政府，甚至还预言说，如果没有新的法典，俄国接下来的君主将不会像她一样仁慈和开明。狄德罗没有在这个作品中拐弯抹角：尽管他称赞女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也非常不留情面地断言，她是一个将自己伪装成开明君主的独裁统治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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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狄德罗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但他仍然非常乐意花费大量时间为她效力，尤其是在他认为自己能够对她的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时候。他对叶卡捷琳娜大帝产生影响的最佳机会在1775年3月出现，当时，女皇要求狄德罗呈上一个教育机构的新规划，以保证俄国学生能够从字母表一路学到大学。[14]当年秋天，狄德罗完成了这个任务，将长达170页的手稿寄给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个文件的标题是《为俄国政府起草的大学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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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和隐晦的日子结束了。狄德罗的《计划》以几个强有力的警句开篇，表明教育的功能不是培养更有知识和教养的贵族阶层，而是打击迷信、宗教偏狭、偏见和社会不公。狄德罗在《计划》的第一行中写道：“教导一个国家就是让其变得文明。”[15]他继续说，教育不仅“让人获得尊严”，而且对被奴役和无知的人来说，无疑具有解放或是彻底改变的效果：“［接受了教育的］奴隶很快认识到自己不是生而为奴的”，而“野蛮人褪去了丛林的凶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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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坚信教育可以驱动社会和道德进步，而这个信念促使他彻底重新思考了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他在法国经历过的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的是封闭式的教学方法，由接受了宗教训练的学者主导，并以复制这样的学者和这些学者的信仰为最高目的。而狄德罗理想中的大学与此截然不同，他呼吁新的俄国大学用宗教宽容教育代替神学教育。他也相信各个学科的教职人员应当是获得良好薪资报酬的公务人员，他们应当欢迎“国家所有的孩子”进入课堂。他的计划最激进的一面或许发生在更广泛的课程设置层面：狄德罗预见了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将拉丁语和希腊语推下圣坛，呼吁开设一系列更加实际、具体的课程，将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数学和实验科学，还提出后者应当在实验室当中教授。他坚持认为，这个新的教学法最终将会让实验的地位超过普遍被接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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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自由、世俗、由经验主义哲学驱动且面向全国学童的教育，在狄德罗看来不仅是仁慈和公平的问题；这是对国家最有益的事。[17]除了“教化”整个国家，狄德罗还表明，从数学上讲，让广大民众接受教育是最合理的。他论述说，如果说下一个牛顿将诞生在宫殿而非一间民舍中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那么将赌注全压在贵族出身的人群上，把所有教育资源都用在他们身上，是很不明智的。简单来讲，受教育的民众越多，国家就有越多的机会培养出具有美德和才华的人，也有更大的概率遇到偶然出现的天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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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似乎是在1777年的春天第一次参阅了狄德罗的这个《计划》。和狄德罗的很多提议相同，女皇感觉他对教育的认识要么过于激进，要么不适合在沙皇俄国实施。此后不久，这个文件就和狄德罗的其他政治思考一样被束之高阁，从未付诸实践。但是，如果说圣彼得堡方面对狄德罗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他的声音在18世纪70年代却并没有被压制。事实上，在70年代中后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他的声音可以说成了最有影响力、最进步（而且经常是最激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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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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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1774年10月21日回到法国时，这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开始于前一年的春天，当时，统治了国家51年的路易十五在天花的折磨下驾崩。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先于他离世，王位传给了他19岁的王孙路易-奥古斯特，这位新国王有意把自己和祖父的保守思想区分开来。他的首批举措中包括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接种小剂量的（活体）天花病毒，而这件事是路易十五拒绝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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