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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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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狄德罗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六的统治开始于对一系列进步的政策的公开支持。在即位几个月后，这位新国王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举措：他恢复了被祖父解散了的全国最高法院，也就是重新建立了国家对王权的限制。同样重要的是，他选择了改革派顾问和内阁部长作为自己的随从，其中很多人都是狄德罗的朋友或同事。著名的百科全书派人士、重农主义者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男爵先是成为主管海军的国务大臣，后又升至国家财政总监这一要职。此后，曾经在《百科全书》编撰工作的最后几年中尽其所能保护狄德罗不受宗教团体迫害的警察总监安托万·德·萨尔蒂内接替了杜尔哥，成为海军国务大臣。狄德罗的好朋友马勒泽布也成为政府的一员。在路易十五将这位反对解散最高法院的政变的前图书业督查赶出凡尔赛宫四年后，马勒泽布成为皇家侍卫队总管大臣。这位自由派贵族在路易十六即位后的头几个月中执行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法国的清教徒和犹太人的政治地位提出建议。他最终建议国王给予这两类人完全的公民身份，但被国王否决了。对这位新国君来说，有一些事依然过于激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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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旧制度的保守主义依然存在，但狄德罗相信，法国最有头脑的人正在努力将国家领进一个新时代。新政府在第一年处理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改革供给不足的粮食市场。这个任务落到了杜尔哥肩上，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到了1774年9月，这位法国财政总监说服路易十六签署了一项法规，即允许谷物在全国自由流动，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杜尔哥这样做是希望将国家盘根错节的法律、税收和贸易准则变得更加宽松，进而使法国这片西欧最肥沃的土地的潜力得以完全释放，同时让地主、佃农，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以面包为主食的农民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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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尔哥和整个法国来说都很不幸的是，这些改革正好遇到了接连不断的粮食歉收。这不仅让谷物和面包的价格暴涨，而且还引发了多起暴动，预示着十年后的法国大革命的逼近。到了1775年，骚乱、抢劫和暴力起义已经相当频繁，国王不得不在全国各地的面包房和谷仓外驻扎士兵。尽管路易十六在此期间继续支持杜尔哥，但这位年轻国王的改革计划开始走向尽头。到了1776年春天，一群包括恢复运转的巴黎最高法院，谷物贸易中的利益相关方，以及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本人在内的批评者重整旗鼓，成功地将国王争取到了反对杜尔哥的提议和政策的一方。此后，杜尔哥由于担心国家负债进一步加重而表示不愿意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这也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当年5月，路易十六要求杜尔哥辞职；马勒泽布也很快离开了政府。此时距离狄德罗第一次写到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尚不到两年。这位哲人看到自己的朋友们或是离开政府，或是被遣散，再一次为国家忧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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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尔哥和马勒泽布短暂的政治经历，狄德罗没有做多少记录，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实际上并不赞同谷物市场的自由化，但他不想在公开场合反对杜尔哥。另一些原因无疑与他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有关。他的各种胃肠问题不断加剧，他还提到自己好几颗牙都开始“晃荡”，他的眼睛在天黑以后就看不清楚，他的腿脚也“越来越懒，需要拐杖的次数成倍增加”。[20]最严重的还是他的心脏问题。就在一年前，即1775年7月到8月之间，他因为严重的心绞痛不得不减少了各种活动，他将这个病症描述成了心中的“爱”[21]。[22]在1776年8月写给格林的信中，狄德罗甚至暗示自己的这位朋友说，如果他还想在自己死前和自己见上一面的话，就必须马上放弃去圣彼得堡的行程。狄德罗说，他已经到了“只剩几年，很快就只剩几个月的年龄，离只剩几天的日子也不远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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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晚年生活过得如隐士一样，其中大多数时间他要么躲在塔兰内路的“公寓的雨水槽”之下，要么在他的朋友艾蒂安-邦雅曼·贝勒在塞夫尔的住所的客房中度过，后面这个地方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塞纳河以及古老的塞夫尔石桥。在这一时期，狄德罗完成了多项工作，其中有一出他最终命名为《当好人还是当坏人？》的戏剧。[24]和他之前创作的郑重其事、以道德教育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戏剧不同，这部短小的喜剧讲述了一个叫阿杜安的巴黎文人的一天，这个和狄德罗很像的人对一种思想进行了试验：为了公众的利益努力，时常意味着道德妥协，甚至是彻底的虚伪。[25]阿杜安扮演了木偶戏大师的角色，意图用欺骗的方法解决三个棘手的情况：他成功解决了一个没完没了的诉讼，方法是蒙骗了一个律师；他帮助一位寡妇为儿子争取到了补助，宣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不过也玷污了这位寡妇的名声；他说服了自己的旧情人允许她的女儿出嫁，骗她说她的女儿已经怀孕了。狄德罗创作的这出短剧在主旨上更接近《拉摩的侄儿》而非《一家之主》，不光是为了给戏剧观众增加一个茶余饭后的娱乐项目。一位评论者准确地指出的，这是狄德罗创作过的唯一一部真正好笑的戏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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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狄德罗同意为卢修斯·阿奈乌斯·塞内加（公元前1—公元65）的六卷作品全集的法语版写一个短篇后记（霍尔巴赫，尤其是奈容也参与了翻译工作）。[27]总结这位罗马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的人生和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塞内加留下的遗产有积极的一面，狄德罗那一代的哲学家（乃至更早的伊拉斯谟和蒙田时期的哲学家）都是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斯多葛哲学的基础思想。塞内加的一系列备受推崇的论文和哲学对话（比如《论天命》《论智者不惑》《论心灵的安宁》）表明，真正的快乐并不来源于我们的健康或财富，而是来源于做善事、有美德的人生。[28]写清楚塞内加的哲学理论并不是挑战所在；真正的难处在于这位古罗马哲学家的人生并没能达到他的哲学价值标准。首先，众所周知，塞内加批判了金钱对人产生的诱惑，可他本人却积攒了大量财富，是当时罗马数一数二的富人。而他更严重的罪恶是成为尼禄的老师，据说他与这位嗜血的皇帝一起谋杀了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对于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来说，这个斯多葛派哲学巨擘犯下了伪善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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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年轻时也曾斥责塞内加自相矛盾，而且还曾指责这个哲学家助纣为虐，为了满足尼禄的各种欲望而让“正直勇敢的公民被处死”。[29]三十年后，狄德罗在他最终长达500页的后记中评述了塞内加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准则，并把为这位“一千八百年以来受人诽谤”的古罗马哲学家正名当作目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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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为《哲学家塞内加的一生》的后记发表于1778年。这篇论述性的思想性传记频繁离题，经常缺乏狄德罗充满激情的哲学对话中惯有的那种活力和机敏。不过，这依然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首先，狄德罗坚决为塞内加和尼禄的关系辩护，这无疑有助于把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关系合理化。[31]另外，这篇文章不但解决了狄德罗和塞内加同样面临的问题（他们都依附专制统治者），还为狄德罗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得以公开地评价他和让-雅克·卢梭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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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中，狄德罗肯定更愿意忘记他和卢梭痛苦的决裂，尤其是因为卢梭指责自己背叛了他，甚至策划了针对他的恶毒阴谋。然而，到了18世纪70年代末，遗忘卢梭成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与霍尔巴赫的团体中的很多人一样，狄德罗非常担心卢梭即将出版的作品《忏悔录》，他认为卢梭的这个意图将一切大白于天下的自传中会充满针对他和其他哲人的半真半假的偏执妄想。的确，狄德罗此前就遭受了不少污蔑，可这一次有所不同。和其他与他打过笔仗的作家不同，卢梭不是什么三流剧作家或缺乏想象力的记者，而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卢梭比狄德罗的其他敌人更了解他的生活。对狄德罗来说，真正面临危险的是他珍视的后世评价和他作为一个正直、慷慨、真诚、忠实地对待朋友的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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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解决这个威胁的方法是反过来斥责卢梭。在《忏悔录》发表之前，狄德罗就用《哲学家塞内加的一生》首先出击，在文中将卢梭比作污蔑塞内加的人，并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脚注来指责卢梭缺乏独创性、喜欢混淆视听、剽窃他人思想，还说卢梭最好的想法都是从塞内加、普鲁塔克、蒙田和洛克那里得来的。[32]当然，狄德罗没有提到自己对卢梭的冷淡和忽视，也没有提到他嘲笑卢梭内心的恐惧毫无道理加剧了卢梭的疑心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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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命运的安排，狄德罗对卢梭的口诛笔伐在1778年底印刷出版，卢梭当时去世才几个月。这并不是个好时机。对这本书的所有读者来说，狄德罗指名道姓的斥责看起来缺乏气度，而且报复心过强，负面评论因而立刻如冰雹一般砸下来。作为对这些评论的回应，狄德罗又用了两年时间修改、扩充了塞内加的传记，调整了表达方式，并将这本书重新命名为《论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统治》。除了进一步强化对塞内加事业的辩护和对批评者的回应之外，他加入了一个全新的，而且更加不留情面的部分，专门悉数卢梭的罪责。狄德罗先是宣称这个日内瓦人对人生扭曲、非理性的看法导致其失去了“二十位体面的朋友”，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位曾经的哲人是如何成为这个时代最积极的哲人的反对者呢？狄德罗给出的答案如刀锋一般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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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成了清教徒中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中的清教徒，在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中宣称自己是自然神论者和索齐尼主义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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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先是创作了多部喜剧，继而撰文反对所有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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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为自己的文学事业辛勤耕耘，却抨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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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先是反对道德败坏，继而创作放荡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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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的虚假和伪善中，最令人痛苦的与狄德罗自身相关：“同样，他诋毁了一个最钦慕他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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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对卢梭的两面性人格的这些猛烈控诉在1782年出版，这一年，卢梭的《忏悔录》的头几卷也恰好问世。尽管他们二人都希望在这个最后的公开冲突中占领道德制高点，但这两个记述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争论都没能决定到底错在谁身上。相比于其他，从这两个男人笔尖流淌出来的所有仇恨和遗憾汇聚成了一个无比尖锐的证据，证明着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因为对于相互污蔑的恐惧和永远失去的友谊而承受了烧灼般的痛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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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的长篇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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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最后出版的书作可以说是他最不成功的一部作品。在第二版（1782年版）《哲学家塞内加的一生》问世之前，狄德罗的很多朋友，包括奈容在内，都请求这位日渐衰老的哲人在该书出版之前，对手稿进行彻底的改动或者删节。狄德罗婉拒了。在该书终于问世后，就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都为之震惊。刊登在《文人共和国新闻》上的一篇评论很有代表性，其作者帕欣·德·拉·布朗什里不仅嘲笑狄德罗对塞内加阿谀奉承，而且批评他把插在卢梭背上的刀“捅得更深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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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狄德罗的事业中有一个很讽刺情况。在文人们对他对塞内加偏颇的辩护频频摇头的几年中，狄德罗也为自己对后世的影响做出了更有效的投入：他为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间最畅销的作品，即纪尧姆-托马·雷纳尔神父的《东西印度群岛哲学及政治历史》（以下简称《东西印度历史》），写了几百页的评论。毫不夸张地说，狄德罗对雷纳尔的这部巨作所做出的匿名贡献不仅改变了这本书，而且改变了历史。[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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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尧姆-托马·雷纳尔神父的《东西印度历史》的首卷图画，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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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这个图书项目之前，狄德罗已经认识雷纳尔三十年了。和狄德罗一样，雷纳尔一开始来到巴黎是为了成为神职人员。这个身材矮小，面容严肃，目光深邃而锐利的男人经常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戴着一顶形似包头巾的蓝色调布帽。最初令他获得知名度的是有关荷兰和英国议会的书作，以及他编辑的两本期刊：一本是《文学新闻》，也就是《文学通信》的前身；另一本是《风雅信使》，这是当时最受推崇的期刊之一。然而，雷纳尔的事业走向在18世纪6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当时，掌管法国海军和海外殖民地的外交部长艾蒂安-弗朗索瓦·德·舒瓦瑟尔邀请这位作家创作一本有关现代战争的手册，该作品最终在1762年出版。[38]之后不久，舒瓦瑟尔又交给了雷纳尔一个规模更大的任务，要求他编写一部研究欧洲在从印度到北美范围内殖民情况的多卷本作品。这部书最终成了雷纳尔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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