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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尽管狄德罗得到了保证，说他很快会收到定金，但他并没有从圣彼得堡那里获得任何确凿的消息。事实上，女皇已经做出了决定，她认为让自己的名字和新的《百科全书》联系起来并没有多大好处，尽管狄德罗再三宣称这部书将比第一部更为大胆。但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亲自将这个决定告知狄德罗，而是让最早与狄德罗联系的人，别茨科伊将军采取拖延战术，直到这个图书项目自行消亡。到了秋天，狄德罗终于明白，圣彼得堡方面的沉默意味着俄国版《百科全书》永远不会诞生了。这个决定对狄德罗的余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解放作用；他卸下了编撰又一部大辞典的重担，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对他晚年所了解到的欧洲君主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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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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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俄国之前，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承诺，他永远不会辜负她的信任，不会讲她和她的统治的坏话，至少不会当众这样做。他是个讲信用的人，勉力维持着这个诺言。在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狄德罗烧毁了他记录自己在俄国首都经历的笔记。在回到了海牙，最终回到巴黎之后，狄德罗也更多地强调了他这次旅程的积极面，尤其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聪明才智、良好的意图、处事公正，以及“开诚布公”地对待哲人的能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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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狄德罗回到了荷兰，他发现自己对当时的君主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非常有趣的是，他首先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暗示了这个变化。1774年9月，狄德罗向这位女皇透露说，他为了打发时光，开始重读塔西陀。塔西陀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受崇敬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言论自由以及一切自由权利的支持者，还是罗马帝国强权政治的激烈批评者。更重要的是，狄德罗还告诉女皇说，他已经匆匆完成一本政治小册子，名为《君主的政治原则》。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要求阅读这个文件，而狄德罗没有将其寄给女皇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政治原则”实际上是一系列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格言，从一位仁慈的专制统治者的角度写作，为的是有益于他（或她）之后统治者。这个小册子里面充满了巧妙而残酷的建议——比如，君主应当“结盟以埋下仇恨的种子”[8]，而永远不要“举起手却不攻击”[9]——看似在教导统治者玩弄权术、自私利己和实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其真实目的则在于讽刺狄德罗最厌恶的那位越来越向专制统治倾斜的统治者腓特烈二世。不过，这个手册体现出的残酷无情的方针明显也同样适用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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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政治原则》不是狄德罗在写给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信中提到的唯一一篇政治论文。更令叶卡捷琳娜大帝担心的无疑是这位曾经是自己客人的哲人竟敢承认他仔细研读了女皇的《圣谕》——她的那部有关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畅销作品，而且阅读时“手中还拿着笔”。[10]狄德罗在海牙的东道主戈利岑亲王也知晓了这位哲人新创作了这样一份对女皇很不尊敬的文件。在狄德罗即将离开海牙前，这位俄国外交官觉得自己有必要撬开狄德罗的木箱（里面锁着他的手稿）——这或许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命令。戈利岑随后偷走（并很可能烧毁了）这个叫作《对〈圣谕〉的评论》的文件。狄德罗常说“朋友间的信任和坦诚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戈利岑的这个举动自然让他既沮丧又愤怒。不难想象，他在戈利岑住所余下的日子里态度肯定相当冷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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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好命运眷顾，狄德罗还有这个文件的另一份复本，或者是该文件的笔记版本，并且他在返回巴黎的路上对其进行了修改。第一眼望去，这个最终版本看起来不过是一些迷你短文，讨论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圣谕》中的各种条文规定。具体看来，这本小书是狄德罗第一次开诚布公（并且以平等的姿态）对女皇说话。如果说他在过去曾不情愿地承认叶卡捷琳娜大帝有统治俄国的权力，现在，他明确要求，统治权只能由人民给予君主，而且不能被任何人剥夺：“国家是唯一的君主；人民是唯一真正的立法者。”[11]他接着更激进地解释说，君主和国家之间的契约给予了人民反抗、罢免和在极端情况下判处暴君死刑的权利（如果君主蔑视法律）。[12]狄德罗在这里对人民主权论的阐释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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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直到1785年，即狄德罗去世一年后，才收到或者读到这个文本。尽管文中提到合理合法的弑君行为的部分被划掉了（这样做的或许是范德尔夫人，或许是她的丈夫），狄德罗的这个作品依然不乏令叶卡捷琳娜大帝生气的地方。狄德罗在文中向叶卡捷琳娜大帝发起了一个激烈的“争论”，他不但指责她没能像她在《圣谕》中承诺的那样建立一个贯彻代议制的政府，甚至还预言说，如果没有新的法典，俄国接下来的君主将不会像她一样仁慈和开明。狄德罗没有在这个作品中拐弯抹角：尽管他称赞女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也非常不留情面地断言，她是一个将自己伪装成开明君主的独裁统治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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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狄德罗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但他仍然非常乐意花费大量时间为她效力，尤其是在他认为自己能够对她的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时候。他对叶卡捷琳娜大帝产生影响的最佳机会在1775年3月出现，当时，女皇要求狄德罗呈上一个教育机构的新规划，以保证俄国学生能够从字母表一路学到大学。[14]当年秋天，狄德罗完成了这个任务，将长达170页的手稿寄给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个文件的标题是《为俄国政府起草的大学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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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和隐晦的日子结束了。狄德罗的《计划》以几个强有力的警句开篇，表明教育的功能不是培养更有知识和教养的贵族阶层，而是打击迷信、宗教偏狭、偏见和社会不公。狄德罗在《计划》的第一行中写道：“教导一个国家就是让其变得文明。”[15]他继续说，教育不仅“让人获得尊严”，而且对被奴役和无知的人来说，无疑具有解放或是彻底改变的效果：“［接受了教育的］奴隶很快认识到自己不是生而为奴的”，而“野蛮人褪去了丛林的凶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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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坚信教育可以驱动社会和道德进步，而这个信念促使他彻底重新思考了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他在法国经历过的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的是封闭式的教学方法，由接受了宗教训练的学者主导，并以复制这样的学者和这些学者的信仰为最高目的。而狄德罗理想中的大学与此截然不同，他呼吁新的俄国大学用宗教宽容教育代替神学教育。他也相信各个学科的教职人员应当是获得良好薪资报酬的公务人员，他们应当欢迎“国家所有的孩子”进入课堂。他的计划最激进的一面或许发生在更广泛的课程设置层面：狄德罗预见了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将拉丁语和希腊语推下圣坛，呼吁开设一系列更加实际、具体的课程，将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数学和实验科学，还提出后者应当在实验室当中教授。他坚持认为，这个新的教学法最终将会让实验的地位超过普遍被接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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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自由、世俗、由经验主义哲学驱动且面向全国学童的教育，在狄德罗看来不仅是仁慈和公平的问题；这是对国家最有益的事。[17]除了“教化”整个国家，狄德罗还表明，从数学上讲，让广大民众接受教育是最合理的。他论述说，如果说下一个牛顿将诞生在宫殿而非一间民舍中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那么将赌注全压在贵族出身的人群上，把所有教育资源都用在他们身上，是很不明智的。简单来讲，受教育的民众越多，国家就有越多的机会培养出具有美德和才华的人，也有更大的概率遇到偶然出现的天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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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似乎是在1777年的春天第一次参阅了狄德罗的这个《计划》。和狄德罗的很多提议相同，女皇感觉他对教育的认识要么过于激进，要么不适合在沙皇俄国实施。此后不久，这个文件就和狄德罗的其他政治思考一样被束之高阁，从未付诸实践。但是，如果说圣彼得堡方面对狄德罗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他的声音在18世纪70年代却并没有被压制。事实上，在70年代中后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他的声音可以说成了最有影响力、最进步（而且经常是最激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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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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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1774年10月21日回到法国时，这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开始于前一年的春天，当时，统治了国家51年的路易十五在天花的折磨下驾崩。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先于他离世，王位传给了他19岁的王孙路易-奥古斯特，这位新国王有意把自己和祖父的保守思想区分开来。他的首批举措中包括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接种小剂量的（活体）天花病毒，而这件事是路易十五拒绝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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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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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狄德罗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六的统治开始于对一系列进步的政策的公开支持。在即位几个月后，这位新国王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举措：他恢复了被祖父解散了的全国最高法院，也就是重新建立了国家对王权的限制。同样重要的是，他选择了改革派顾问和内阁部长作为自己的随从，其中很多人都是狄德罗的朋友或同事。著名的百科全书派人士、重农主义者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男爵先是成为主管海军的国务大臣，后又升至国家财政总监这一要职。此后，曾经在《百科全书》编撰工作的最后几年中尽其所能保护狄德罗不受宗教团体迫害的警察总监安托万·德·萨尔蒂内接替了杜尔哥，成为海军国务大臣。狄德罗的好朋友马勒泽布也成为政府的一员。在路易十五将这位反对解散最高法院的政变的前图书业督查赶出凡尔赛宫四年后，马勒泽布成为皇家侍卫队总管大臣。这位自由派贵族在路易十六即位后的头几个月中执行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法国的清教徒和犹太人的政治地位提出建议。他最终建议国王给予这两类人完全的公民身份，但被国王否决了。对这位新国君来说，有一些事依然过于激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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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旧制度的保守主义依然存在，但狄德罗相信，法国最有头脑的人正在努力将国家领进一个新时代。新政府在第一年处理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改革供给不足的粮食市场。这个任务落到了杜尔哥肩上，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到了1774年9月，这位法国财政总监说服路易十六签署了一项法规，即允许谷物在全国自由流动，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杜尔哥这样做是希望将国家盘根错节的法律、税收和贸易准则变得更加宽松，进而使法国这片西欧最肥沃的土地的潜力得以完全释放，同时让地主、佃农，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以面包为主食的农民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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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尔哥和整个法国来说都很不幸的是，这些改革正好遇到了接连不断的粮食歉收。这不仅让谷物和面包的价格暴涨，而且还引发了多起暴动，预示着十年后的法国大革命的逼近。到了1775年，骚乱、抢劫和暴力起义已经相当频繁，国王不得不在全国各地的面包房和谷仓外驻扎士兵。尽管路易十六在此期间继续支持杜尔哥，但这位年轻国王的改革计划开始走向尽头。到了1776年春天，一群包括恢复运转的巴黎最高法院，谷物贸易中的利益相关方，以及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本人在内的批评者重整旗鼓，成功地将国王争取到了反对杜尔哥的提议和政策的一方。此后，杜尔哥由于担心国家负债进一步加重而表示不愿意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这也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当年5月，路易十六要求杜尔哥辞职；马勒泽布也很快离开了政府。此时距离狄德罗第一次写到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尚不到两年。这位哲人看到自己的朋友们或是离开政府，或是被遣散，再一次为国家忧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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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尔哥和马勒泽布短暂的政治经历，狄德罗没有做多少记录，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实际上并不赞同谷物市场的自由化，但他不想在公开场合反对杜尔哥。另一些原因无疑与他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有关。他的各种胃肠问题不断加剧，他还提到自己好几颗牙都开始“晃荡”，他的眼睛在天黑以后就看不清楚，他的腿脚也“越来越懒，需要拐杖的次数成倍增加”。[20]最严重的还是他的心脏问题。就在一年前，即1775年7月到8月之间，他因为严重的心绞痛不得不减少了各种活动，他将这个病症描述成了心中的“爱”[21]。[22]在1776年8月写给格林的信中，狄德罗甚至暗示自己的这位朋友说，如果他还想在自己死前和自己见上一面的话，就必须马上放弃去圣彼得堡的行程。狄德罗说，他已经到了“只剩几年，很快就只剩几个月的年龄，离只剩几天的日子也不远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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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晚年生活过得如隐士一样，其中大多数时间他要么躲在塔兰内路的“公寓的雨水槽”之下，要么在他的朋友艾蒂安-邦雅曼·贝勒在塞夫尔的住所的客房中度过，后面这个地方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塞纳河以及古老的塞夫尔石桥。在这一时期，狄德罗完成了多项工作，其中有一出他最终命名为《当好人还是当坏人？》的戏剧。[24]和他之前创作的郑重其事、以道德教育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戏剧不同，这部短小的喜剧讲述了一个叫阿杜安的巴黎文人的一天，这个和狄德罗很像的人对一种思想进行了试验：为了公众的利益努力，时常意味着道德妥协，甚至是彻底的虚伪。[25]阿杜安扮演了木偶戏大师的角色，意图用欺骗的方法解决三个棘手的情况：他成功解决了一个没完没了的诉讼，方法是蒙骗了一个律师；他帮助一位寡妇为儿子争取到了补助，宣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不过也玷污了这位寡妇的名声；他说服了自己的旧情人允许她的女儿出嫁，骗她说她的女儿已经怀孕了。狄德罗创作的这出短剧在主旨上更接近《拉摩的侄儿》而非《一家之主》，不光是为了给戏剧观众增加一个茶余饭后的娱乐项目。一位评论者准确地指出的，这是狄德罗创作过的唯一一部真正好笑的戏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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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狄德罗同意为卢修斯·阿奈乌斯·塞内加（公元前1—公元65）的六卷作品全集的法语版写一个短篇后记（霍尔巴赫，尤其是奈容也参与了翻译工作）。[27]总结这位罗马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的人生和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塞内加留下的遗产有积极的一面，狄德罗那一代的哲学家（乃至更早的伊拉斯谟和蒙田时期的哲学家）都是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斯多葛哲学的基础思想。塞内加的一系列备受推崇的论文和哲学对话（比如《论天命》《论智者不惑》《论心灵的安宁》）表明，真正的快乐并不来源于我们的健康或财富，而是来源于做善事、有美德的人生。[28]写清楚塞内加的哲学理论并不是挑战所在；真正的难处在于这位古罗马哲学家的人生并没能达到他的哲学价值标准。首先，众所周知，塞内加批判了金钱对人产生的诱惑，可他本人却积攒了大量财富，是当时罗马数一数二的富人。而他更严重的罪恶是成为尼禄的老师，据说他与这位嗜血的皇帝一起谋杀了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对于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来说，这个斯多葛派哲学巨擘犯下了伪善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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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年轻时也曾斥责塞内加自相矛盾，而且还曾指责这个哲学家助纣为虐，为了满足尼禄的各种欲望而让“正直勇敢的公民被处死”。[29]三十年后，狄德罗在他最终长达500页的后记中评述了塞内加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准则，并把为这位“一千八百年以来受人诽谤”的古罗马哲学家正名当作目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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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为《哲学家塞内加的一生》的后记发表于1778年。这篇论述性的思想性传记频繁离题，经常缺乏狄德罗充满激情的哲学对话中惯有的那种活力和机敏。不过，这依然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首先，狄德罗坚决为塞内加和尼禄的关系辩护，这无疑有助于把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关系合理化。[31]另外，这篇文章不但解决了狄德罗和塞内加同样面临的问题（他们都依附专制统治者），还为狄德罗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得以公开地评价他和让-雅克·卢梭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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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中，狄德罗肯定更愿意忘记他和卢梭痛苦的决裂，尤其是因为卢梭指责自己背叛了他，甚至策划了针对他的恶毒阴谋。然而，到了18世纪70年代末，遗忘卢梭成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与霍尔巴赫的团体中的很多人一样，狄德罗非常担心卢梭即将出版的作品《忏悔录》，他认为卢梭的这个意图将一切大白于天下的自传中会充满针对他和其他哲人的半真半假的偏执妄想。的确，狄德罗此前就遭受了不少污蔑，可这一次有所不同。和其他与他打过笔仗的作家不同，卢梭不是什么三流剧作家或缺乏想象力的记者，而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卢梭比狄德罗的其他敌人更了解他的生活。对狄德罗来说，真正面临危险的是他珍视的后世评价和他作为一个正直、慷慨、真诚、忠实地对待朋友的人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