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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由一些阐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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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并不得出“哲学命题”，而是让命题得到澄清。如果没有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模糊不清的：哲学的任务是使思想清晰，使之具有分明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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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哲学必须为可思想之物划定界限；而这样做也就为不可思想之物划定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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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哲学由于清楚表明什么是可说的，它也就指明了什么是不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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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特根斯坦派给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就是对我们的思想和论述进行澄清的过程。根据前后一贯的观点，这也正是《逻辑哲学论》要达到的目标；在以上最后引用的两个论题中“哲学”同样也可指《逻辑哲学论》本身。在论题4.114中维特根斯坦补充说：“（哲学）必须超越可以思想的东西而为思想划定界限。”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看，这个借助阐明或澄清而达到的“超越”过程会让我们站在高处俯瞰有意义的话语的界限，并从而能够如实地认识到带我们到达该处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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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我的命题按照以下方式而起到阐明的作用：任何一个理解我的人，当他已经用这些命题当梯子登上高处之后，最终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比如说，他在登高之后必须抛掉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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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该记得一般命题的真值由组成它们的基本命题的真值所决定，完全按照上节所给出的真值表规定的方式。因此，一般命题有时真和有时伪，全依世界中的事物的情况而定。但是逻辑的真命题永远为真，不管真值在其组成成分中的分配情况如何；逻辑伪的命题永远为伪，而与其组成成分的真值无关。前者是重言式，后者是矛盾式（《逻辑哲学论》 4.46）。因此，逻辑命题的真值独立于世界中事物的情况：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它们“什么也没有说”（《逻辑哲学论》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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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逻辑空洞而无意义。相反，逻辑在描述世界与语言的基本结构上起着重要的工具作用，维特根斯坦将它形容为“逻辑的命题描述世界的支架”，它们做到这一点是靠显示语言必须怎样才有意义来实现的（《逻辑哲学论》6.124）。逻辑只需假定名称指示客体和命题有意义（出处同上）；另一方面，“逻辑不涉及我们的世界真正是什么样子的问题”（《逻辑哲学论》6.1233）。虽然逻辑完成的是一种完全普遍性质和形式性质的任务，即显示世界与语言为了相互联系而必须具有的结构，但是这种任务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由此显示出有意义的话语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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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这些界限只划定事实话语的范围，一切涉及价值和宗教的东西就超出了界限之外。因此，关于这些事情就什么也不能说。但是这些却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维特根斯坦说它们是“更紧要的事情”（《逻辑哲学论》6.42）。他在《逻辑哲学论》和几封信中都强调一点，即认为这些事情正是《逻辑哲学论》最终真正关心的问题——尽管《逻辑哲学论》是通过（几乎）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来显示这一点的。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明白维特根斯坦在结合其主要论点以及他将哲学视为“阐明”的观点时所强调的一点。这就是人们不能正当地使用语言来谈论语言；人们不能正当地说命题具有某种这样的结构，即其中的成分与世界的成分通过图像映示关系而相互关联。当然这恰恰正是《逻辑哲学论》的要旨所在；但是《逻辑哲学论》的命题是些哲学性质的因而也是阐释性质的命题，它们是可以抛掉的梯子踏板，正如我们刚看到的那样。严格地讲，语言、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逻辑结构，在人们正确看待它们时是能够显示其自身或者说使其自身显示出来的。维特根斯坦关于这一点的说法是：“命题不能表示逻辑形式：逻辑形式从命题中得到映示。语言不能表示在语言中得到反映的东西。”（《逻辑哲学论》4.121）与此完全一样，人们不能说伦理和宗教性质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超出了语言的界限，所以关于它们的命题也就没有可映示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这类命题不可能有意思。更确切地说，伦理的和宗教的事情显示其自身：“确实有些事情不能用语言说出。它们使其自身显示出来。它们是神秘的事情。”（《逻辑哲学论》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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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的意图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是在科学的摧毁性入侵下努力保护价值内容。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事实领域），而事物在世界上的存在状态是非必然性的即偶然性的；世界上的事物碰巧成了现在的这种情况，也许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逻辑哲学论》6.41）。但是维特根斯坦说，价值的事情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们太重要了（出处同上）。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种领域的命题不能用来描述或说明与后一种领域有关的任何东西。后者超越世界，即超出世界的界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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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维特根斯坦并不仅仅限于给出这些否定性的论点。通过《逻辑哲学论》最后四页上几段简短而不系统的评述，维特根斯坦指明在他心目中伦理的和宗教的东西靠其自身所显示的样子。他说，意志的善意或恶意的行为对于世界并没有任何不同，意思是说它们并不改变关于世界上事物存在状态的任何事实，然而它们却改变了“世界的界限”（《逻辑哲学论》6.43），即它们影响到整个世界在道德主体眼中的样子。因此，善意的主体眼中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恶意的主体眼中的世界（出处同上）。维特根斯坦又说：“快乐者与愁苦者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出处同上）这就表示善意对善意的主体产生或伴随着快乐，而恶意对恶意的主体所给予的正好相反；或者表示最根本的道德上的善就是快乐本身。某些评论家赞成后一种解释，但是前一种解释看来却得到维特根斯坦在相关讨论中的更多支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6.43前面不远处说，伦理的回报和惩罚必须归于行为本身，而不应联想到它们在事实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即“惩罚”和“回报”这两个词的“通常意思”（《逻辑哲学论》6.422）。所以这一思想看来是指善意包含其本身的回报即快乐，而恶意则包含快乐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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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认为价值问题涉及作为整体的世界，而不涉及世界上的事实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他关于死亡和上帝的论断的支持。他说，在我死时世界对于我来说并未改变，而是结束（《逻辑哲学论》6.431）；因此我本人的死亡不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事件——“我们不是为了体验死亡而活着”，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生命没有结尾，正如我们的视野没有界限一样”（《逻辑哲学论》6.4311）。他在谈到上帝时又说“世界上事物的情况对于更高的领域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上帝不在世界之内显示自身”（《逻辑哲学论》6.432）。这一论断说，关于上帝（也许这是价值的根源或焦点）的思考仅仅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相关，正如关于价值问题本身一样。有两个命题支持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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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上事物的情况，而是这种情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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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从永恒的观点看世界就是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有限的整体。觉得世界是一个有限的整体，这才是神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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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最终引出《逻辑哲学论》有名的最后一句话——“不可说的，只可不说”（《逻辑哲学论》7）——而维特根斯坦作出这个论断的理由现在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即由于伦理的和宗教的内容超出世界之外，所以对它们什么也不能说。维特根斯坦在其信件中说，这是他的论点的真正要害，是通过对语言、世界及其相互关联的性质进行了逻辑研究才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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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与哲学 3.一些评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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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命运颇为奇特。人们将它看作一部有历史趣味的著作，而不是当作一种对需要接受哲学论题时通常会遭遇的挑战和考验的论述。人们往往对它作出阐述、说明和解释，但却很少对它进行认真的批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中的主要理由与《逻辑哲学论》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展中所占地位有关：它是一部早期著作，实际上还受到作者本人的否定——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将对其中的主要学说的否定当作他后期哲学的基石。因此，其中的思想很少被人当作真正可以采纳或反驳的论点。而这就是为什么评论家尽管认识到有对《逻辑哲学论》加以说明的必要，却很少对之作出批判性评价的理由。《逻辑哲学论》在某些方面像是在下一盘棋。人们不能想象认为《逻辑哲学论》可能为真，正如人们不能想象认为一盘象棋可能为真一样。这是因为《逻辑哲学论》是一种未曾给予解释的盘算。其中的主要概念——“客体”、“名称”等等——是些类似棋子的形式手段：国际象棋中的“后”并非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王后，连玩具王后也不是，而是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只靠许可的走棋规则来界定。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客体”和“名称”的性质；它们是抽象的平行结构中的组成成分，完全由其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所界定。《逻辑哲学论》中的“名称”和“客体”与（类似“汤姆”的）名称和（类似茶杯的）客体相距之远正如象棋中的后不是王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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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人们对《逻辑哲学论》作出批判性评价（正如维特根斯坦本人所作的一样）时，很快便看出有许多理由去质疑《逻辑哲学论》的一些学说。以下就简单举出一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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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维特根斯坦本人对《逻辑哲学论》进行的批评，这种批评促使他在其后期主要著作《哲学研究》中采取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看法。这就是：《逻辑哲学论》有一种匀称、简洁和外观上的严格性，正如数学中一个优美的证明那样让理智感到愉悦。然而《逻辑哲学论》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才取得这种特征的，因为它的匀称和表面上的严格性导致极大地过分简化了它所探讨的问题。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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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假定语言有单一的本质，他可以通过揭示其逻辑结构来指明这一本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概念就是那些关于本质以及语言的逻辑结构的概念。那种认为语言具有统一的性质，用单一的公式便可将其概括，认清这一性质就可一举解决一切关于思想、世界、价值、宗教、真理等等哲学问题的思想是一种野心过大的看法——但这却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要求我们接受的。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驳斥了这种过分简单的看法而提出相反的论点——语言乃是一个由各自具有其自身逻辑的不同活动所组成的广大集合体。《逻辑哲学论》中的理论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受到严重歪曲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在该书中明确地声称语言是命题的总和，他所说的“命题”是指陈述句所断言的内容，例如“这张桌子是褐色的”，“天在下雨”等等，也就是有关事实的陈述。但是认为语言只是用来作出陈述的看法却忽略了语言的一大堆其他用途，诸如询问、发令、劝告、警告、承诺，此外还有许多用途。这些用途中没有一个能够用《逻辑哲学论》中关于语言结构以及怎样通过图像映示关系将意思与命题联系起来的论述得到说明。按照《逻辑哲学论》的原则，由于问题、命令、诺言等等不是命题，也就不是事实的图像，所以它们没有意思。但是由于语言的这些重要领域绝非没有意义，所以需要有一种学说恰当地将其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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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逻辑哲学论》完全忽视了语言极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所坚持的主张；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接受《逻辑哲学论》中只限于语言方面的一小部分理论。但是即使就这一部分——由陈述句所表达的命题而言，维特根斯坦也驳斥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表示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说语言——世界之间的最终关联是指示关系，即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名称所指示的客体。这样一种观点也经受不住仔细的考察，理由将在后面加以讨论；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开始便针对这种观点作了较长篇幅的反驳。所以正如维特根斯坦本人所主张的那样，《逻辑哲学论》的语言理论是过分简单和歪曲真相的，因而必须加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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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很有理由要问，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还有包括罗素在内的其他人——在撰写《逻辑哲学论》时没有看到这一点。回答是维特根斯坦——同其他那些人一样——陷进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去思考语言与世界。这就是原子论的模式。维特根斯坦的论题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即认为语言和世界是复合的从而是结构化的，由此它们的结构能够被分解为最简单和最基本的成分（或者至少是比较简单和比较基本的成分）。他还假定逻辑是专为描述和分解这些结构而设的。与这些假定相伴的还有其他一些假定；比如说，语言可以被看作一种真值函项结构——只有当人们认为一切语言都表现为命题，即断言性质的陈述句（或者至少是说一切句子都能转化为命题）时才容易接受这种特定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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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及与之相关的假定引发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是否明显就是用来分析语言与世界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自然语言的逻辑”的其他替代方案已经被人提了出来。这就引起了维特根斯坦后来对于谈及“语言的逻辑形式”时是否确有所指抱有的那种怀疑。不管怎样，语言与世界是否具有不同于其表层结构的“深层结构”？如果有，那么这些深层结构是否很明显就同《逻辑哲学论》中所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就应该接受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前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他在其中并没有论证这种关于语言与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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