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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于自由的谢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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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如此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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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有所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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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于仁爱之宅。(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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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所传达出来的海德格尔的态度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要从“问”（Fragen）回到“答”（Ant-wort）。前期海德格尔突出了能够“问”存在的此在，一切都系于此在的“问”，倘若此在不“问”存在，则存在学无从谈起。后期海德格尔则一反这种主观的倾向，试图重新摆正人与存在的关系。人不是“问”存在，而是“答”存在，响应存在，契合于存在，居于“存在之邻”。“问”还不免与被问者相对待，还极有可能回到主体–客体的对立关系上去；“答”才是一种款款接纳、自由奉献的开放态度，才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态度。“问”是积极意欲的，终难免迫切和焦躁，因为焦躁，还不免误入歧途。“答”虽非消极，却是无急迫意欲的期候。于“答”中才有所谓的“安息”（beruhen），才有真正的自由的欢欣，才有泰然和美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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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这一由“问”向“答”的转变很能体现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转向”的真正意蕴了。由这一转变，海德格尔不再从此在急不可待地逼向存在，而是要着眼于存在本身，着眼于存在之真理的“自行发生”来运思，要听命于存在之真理的邀请，期待“存在的召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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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istenz经常也被译为“生存”，这对于实存主义诸家的语言用法来说也许是适合的，但并不适合于作为形而上学追问路线之一的实存哲学传统。本书统一把Existenz改译为“实存”。相应地，我们把通译为“存在主义”或者“生存主义”的Existenzialismus改译为“实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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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图宾根，1986年，第4页；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6页。以下只标出德文版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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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德–英对照本，纽黑汶，1958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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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德–英对照本，纽黑汶，1958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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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存在学”、“形而上学”几可划一。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存在学”（旧译“本体论”）这个名称，从事“存在学历史”之解析工作；而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往往采用“形而上学”和“哲学”两词。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存在学或形而上学指的是西方人所特有的源起于希腊的一种问题方式和实存态度，讨论的根本课题是“存在问题”，是一个以“存在”范畴为核心的范畴和概念体系。后期海德格尔也把形而上学称为“存在–神–逻辑学”，以此来标明西方人的由形而上学所规定的精神向度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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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德–英对照本，纽黑汶，1958年，第38页。该文标题直译应为：《这是什么——哲学？》（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显然，海德格尔想以此标题突出“这是什么？”的问题方式与“哲学”的一体性，表明两者都是西方所特有的。在“这是什么？”这种起源于希腊的“问题方式”中，事关紧要的无疑是其中的“是”（ist）。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语中的系词或不定式einai的形成，以及进一步发生的不定式的名词化，对于西方哲学文化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另可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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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内海德格尔研究者俞宣孟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其主要理由是：在中国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先秦时代，汉语中尚没有形成相当于西方语文中的系词“是”。进一步，即使“是”用作系词之后，中国哲学仍没有发展出“本体论”的可能性，因为中国哲学在先秦时代已经定型了，而且汉语没有西方语言中那种动词的变形。参看俞宣孟：《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35页。这里我还想在海德格尔的角度上补充一点：即便在现代汉语思想中，也是不可能形成“存在学”（“本体论”）的，因为现代汉语中的系词“是”并不是通过不定式而形成的，现代汉语中的“存在”也不是通过“是”的动名词化的结果。依我看，海德格尔关于希腊文中“不定式”的形成及其意义的考察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引线（本书第二章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此外，严格说来，如果说汉语传统思想中没有形成“存在学”，那么也就没有“哲学”，因为“存在学”范畴体系乃是“哲学”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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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文版，弗林根，1986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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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德格尔：《什么是形而上学？》，德–英对照本，纽黑汶，1958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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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图宾根，198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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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前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的更详细讨论，参看本章第二节“还原·建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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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载《路标》，德文版，美茵法兰克福，1978年，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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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2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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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特别是其中“语言”和“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两文。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区分”和“二重性”更能合乎事情本身地挑明前期所思的“存在学差异”。也请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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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看罗曼：“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差异’与语言”，载柯克曼斯（编译）：《论海德格尔与语言》，英文版，伊汶斯顿，1972年，第303页以下。柯克曼斯在“存在学差异、解释学和语言”一文中对罗曼的论文也作了引证和论述，见该书，第195页以下。进一步可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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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德文版，美茵法兰克福，1955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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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德文版，美茵法兰克福，1986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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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德文版，美茵法兰克福，1986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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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德文版，美茵法兰克福，1986年，第42页。此句或可译为为什么是存在者而不是无？”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在其著名论文“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中，把海德格尔的这个句子当作一个典型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假陈述”来加以分析和清除，致使此句成为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个标本了。参看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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