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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鳏在下曰虞舜。”（《尚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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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自远方来。”（《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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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牵牛而过堂下者。”（《孟子·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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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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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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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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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龙在田。”（《易经·乾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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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存，则其政举。”（《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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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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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经·序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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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句中的“有”、“在”、“存”等都是动词性的，与印欧语系中的词根as、bhu等的含义可以划一。不同语系的诸民族语言表现出来的这种深刻的一致性实可以暗示人类语言的源始发生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至于在后来的发展中，诸语言如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何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明和知识系统，乃是文化比较中的一个殊为复杂的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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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发挥，认为在古汉语中也发生了由动词性的“有”、“在”、“存”向动名词的转化，其情形犹如印欧语系中的名词“存在”的出现。老子《道德经》就有言：“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和“无”成了名词。对之进行探索，也就意味着“从词义的研究转向哲学范畴的研究了”。“在中国哲学史上，这个转变的标志是老子，在古代希腊则是巴门尼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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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和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这种“转变”而言，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仍需要特别强调，仍然是主要的和根本的。这种差异在语言上的表现之一，就是海德格尔所指明的“不定式”及其形成。在古汉语中是没有欧洲式的“不定式”的。固然，“有–无”之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中国思想中的“有”显然没有经过欧洲式的形式化的抽象过程，古汉语中的“有”也不是通过不定式（系词“是”）的名词化而形成的，所以不是西方哲学和语言中的“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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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存在学”的“存在”（on, Sein, Being）是系词或不定式“是”（einai, sein, be）的动名词化。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语言中的不定式“是”的形成以及进一步的动名词化，也就是“存在学”或“哲学”的萌发、产生的过程。反观汉语的情况，语言学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中国思想的成型期，即先秦时代，汉语中根本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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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王力专门考察了汉语中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指出：“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第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37)王力并且指出，汉语中的“是”字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这也可以表明，汉语的“是”不同于西文中的系词。因为我们知道，西文中的系词“是”与其不定式形式是一致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必定是先有不定式，后才有系词。这显然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中是没有“存在学”的，也是不可能出现“存在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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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古汉语中系词的迟迟出现，还在于汉语的非（弱）逻辑或非形式化的特性。汉语中没有明确的词类划分，更没有形成抽象的（形式化的）“不定式”。而没有这种形式化的过程，就不可能形成“存在”范畴和“存在学”范畴体系。现代汉语中的作为系词的“是”，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中国语文在现代的“形式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西化”的产物。“西化”至此，实际上在现代汉语中也还没有形成名副其实的“系词”。这种情况，我们以为还是要从海德格尔所揭明的“不定式”这种语法现象方面来加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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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而言，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以德里达的提法就是：在系词“是”（to be）功能的印欧语系组织之外有没有“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反种族中心主义者，德里达并且指出：“这绝不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38)提出上面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诋毁非印欧语系的语言及其文明类型，而倒是要防止以“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其他民族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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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消解，应该看做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的一大进步。这一进步对长期以来陷于要么“中学为体”要么“全盘西化”的两难处境中的现代汉语学术文化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而要超越文化评判中的单纯价值取向，当代语言哲学可以提供助力。因为，无论是文化差异的根本，还是诸文化之比较（“对话”）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实际都在语言中有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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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本题上来。海德格尔认为，上面所作的语法学和词源学探讨，至少已经能解答这样一个“先行问题”了：“存在”一词的情形如何？海德格尔总结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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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存在”一词的词语形式的语法学研究表明：在不定式中，这个词的确定的意义方式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已经被抹杀了。而名词化更把这种抹杀过程固定化和对象化。这个词于是就成了表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的名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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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存在”一词的词语意义的词源学研究表明：我们向来以das Sein之名所指说的东西，是三个不同词根的意义的有所抵消的混合，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词根的意义在这个名称中是突出的、起决定作用的。这种“混合”与前面所说的“抹杀”一起发生。这两个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借此就可以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sein一词是空洞的，只具有飘忽不定的意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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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海德格尔对“存在”一词所作的语法学和词源学探讨，目的是为了揭示“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如何在“存在”这个词语上表现出来的。在源头上，“存在”一词是由不同的词根而来，因而具有具体的、确定的意义，而且是动词性的“活”的意义。“存在”的这些具体丰富的活生生的意义，在后来的语言发展中逐渐地隐失了。这种“隐失”过程在语法上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存在”一词的不定式形式（在希腊语中是einai，在拉丁语中是esse，在德语中是sein，在英语中是to be，等等）；进而，动名词的出现，就把“存在”的不定式形式的空洞性和不确定性固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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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关心一下希腊语中的情形。海德格尔认为，在希腊语中，“存在”一词的不定式einai是晚出的。在早期希腊语中还没有这个统一的不定式形式。譬如在荷马时代，恐怕希腊语刚刚由不同的方言统一起来，就还没有einai这个一致的形式。海德格尔指出，“存在”（sein）在阿提卡语支中作einai，在阿卡狄亚语支中作enai，在列斯堡语支中作emmennai，等等。(40)形成一个抽象的einai，进而出现动名词形式to einai，以及其他相应的分词形式，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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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到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语已渐趋成熟，各类词语形式也已经成形了。国内有的学者研究了巴门尼德著作中的“存在”一词，指出巴门尼德是用三个希腊文来表述的，即estin（系动词eimi的主动语态现在直陈式单数第三人称），to eon（eimi的中性动名词）和einai（不定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常用eimi的中性分词on来表述“存在”，但在巴门尼德那里却没有用过，可见是前者用on来概括所有的estin、eon和einai。(41)由此可见，不定式einai在巴门尼德那里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到在哲学上把由这个不定式而来的动名词或分词当作明确的“范畴”加以研究的阶段。这似乎颇能印证海德格尔关于早期思想和希腊哲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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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的on和onta已经是“概念词语”，后来的“存在者状态的”（ontisch）和“存在学的”（ontologisch）乃是据此而构成的；而在上古的语言中，包括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所使用的则是eon和eonta这样两个“源始词语”。海德格尔说，在eon和eonta中还回响着estin和einai的源始含义，eon和eonta中的e就是estin的词根es中的e；反之，on和onta则似乎是无词根的分词词尾，可见是在语法发展之后才出现的，是通过对eon和eonta这两个源始词语的锤炼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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