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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也曾为自己的工作“定性”：“这些阐释乃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这种诗的历史性的唯一性是绝无可能在文学历史上得到证明的，而通过思的对话却能够进入这种唯一性。”(51)况且，从根本处说，诗固不可“释”。海德格尔说，“释”诗犹如落雪覆盖晚钟，终不免使晚钟走样。关键是反复吟诵，悟其诗意，幸得要领，观入堂奥，则一切阐释便属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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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这里仍不免要追问：为什么海德格尔偏偏要挚爱荷尔德林而不是别的诗人？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思”特别要与荷尔德林的“诗”作一番“对话”，而不是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大诗人“对话”？对此，海德格尔也自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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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作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地，存在之澄明已达乎其印记。荷尔德林的运思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思想的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的敞开状态（Offenheit des Seins）；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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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荷尔德林的诗歌其实诗意地思了存在之真理（澄明）。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别的诗人是无法与之比肩的。海德格尔还认为，荷尔德林的诗还领受诗的天命的召唤而特别地“诗化”（dichten）了诗的本质。所以，荷尔德林就是“别具一格的诗人之诗人（der Dichter des Dichter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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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别具一格的伟大在于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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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尔德林规定了诗人的天职和诗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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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尔德林的诗“思”了存在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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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两点，荷尔德林就是“诗人之诗人”，是诗人的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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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由荷尔德林诗化地表达出来的诗的本质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这篇文章开头先列出荷尔德林的五个“中心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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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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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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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已体验许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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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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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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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上面五个关于诗的“中心诗句”，已经颇能端出诗的本质了。这五个诗句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且次第推进，直逼诗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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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说“诗无邪”。这其实是算不得稀奇的。作诗为“游戏”。诗的游戏自由无碍，沉湎于想象王国。要说有非功利性的事情，那么作诗就是最无功利计较的了。我们看到，荷尔德林曾与席勒过从甚密，后者对荷氏诗歌亦有过良好的评识。显然，荷尔德林的“诗无邪”说承袭席勒之“游戏说”。作诗无利害取向，纯系“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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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邪”说还不能摸到诗的本质。诗之为“游戏”，平常之见。但诗之为游戏乃游戏于词语，足见应在语言中求索诗的本质。荷尔德林的第二个诗句说：被赋予给人的语言乃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只有人能“见证”他自己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在于他与存在的归属关系。人就是在“见证”活动中成其本质、成其历史的，而这种“见证”活动需借助于语言。何以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呢？按海德格尔的理解，所谓“危险”，乃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语言有所揭示，被揭示的存在者向人驱迫而来，既可能向人露出真相，也可能以假象和伪装来迷惑人。也即说，语言既有“显”的一面，也有“隐”（蔽）的一面。所以，语言创造了存在之被“威胁”的可能性，即“存在之遗失”（Seinsverlust）的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了。况且，虽说语言有揭示和保存存在之真理的作用，但在语言的实际发生中，往往是鱼目混珠、雅俗难辨的。足见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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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语言是人的财富，似乎应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仿佛语言就是工具，是人取之用之的对象。其实不然。语言是被赋予给人的。语言不是人的工具，倒可以说，人是语言的“工具”。语言通过人展开出来。语言为人提供了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中而实存一番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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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唯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在一种更源始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财富。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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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海德格尔关于人与语言（存在）的关系的观点，在这段话中已可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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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的第三个中心诗句接着要解答“语言如何发生”的问题。“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被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这就是说，语言根本上乃发生于对话（Gespräch）中。我们人是一种对话，这也等于说：我们人能彼此倾听。说和听是同样源始的。语言就在说和听中实现出来。此处的关键在于“众多天神得以命名”一句。海德格尔释之曰：“自从语言真正作这对话发生，诸神便达乎词语，一个世界便显现出来。但又必须看到：诸神的出现和世界的显现并不单单是语言之发生的一个结果，它们与语言之发生是同时的。而且情形恰恰是，我们本身所是的本真对话就存在于诸神之命名和世界的词语生成（Wort-Werden）中。”(56)实际上，是诸神把我们带向语言，诸神招呼我们，我们应答（Zusagen）诸神，诸神才获得命名。但谁来“命名”诸神呢？并非我们中无论谁谁都可以负此重任的。唯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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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荷尔德林接着诗曰：“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Was bleibt aber，stiften die Dichter）。”海德格尔认为，此处所谓“持存”（das Bleibende），即是“存在”（Sein）。存在不是已经现成之物，而总是发生着、涌现着的，固此可以说是“易逝的”。“创建”这易逝的存在，保持神圣，正是诗人的天职。“创建”通过“命名”来实现。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存在者。凭此“命名”，存在者才被“指派”（ernennen）为它所是的东西。“诗乃存在之词语性创建（worthafte Stiftung）。”(57)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我们已经看到，海德格尔区分了“创建”的三重意义：捐赠、建基和开端。创建存在绝不是对现成事物的加工。创建是自由的创造，“新”的设立，是一种充沛的“捐赠”。诗把存在“捐赠”出来。“捐赠”即“建基”。“捐赠”之际，人才有“本”，人才被建基于大地之上。所以，荷尔德林诗曰：“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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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有劳碌之命，但人之栖居的本质不在于劳碌。人的栖居是因为诗的存在之创建而获得奠基。所以人之存在在根基上就是“诗意的”。人生在世，乃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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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诗句的意义还不止于我们从字面上获得的美妙感觉。海德格尔后来以此诗句为题专门作了一个演讲（1951年）。如果说诗人因为“作诗”而活得“诗意”十足，似乎不会引起多少异议。但荷尔德林这个诗句说的是人。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标明了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栖居的“诗意”本质。作诗并不是一个职业，以此为职业的倒也不见得就是诗人了。作诗乃是人之实存的本真特性。人当然可能堕落，沉沦于非本真的无诗意状态，但无诗意的非本真不能否定诗意的本真。海德格尔说：“栖居之所以可能是无诗意的，乃因为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58)人有视力，才会有盲者。绝不能因为有盲者而否定人有视力。人本质上是要“作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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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让栖居成为栖居。但人又是如何达到栖居的？是通过“筑造”。无所筑造便无所栖居。所以，所谓“作诗”也是一种“筑造”。海德格尔从词源上考证说，在古高地德语中，“筑造”（bauen）即buan，意即“栖居”（wohnen）。而且，表示“筑造”的buan、bhu、beo亦即“我是”（ich bin）、“你是”（du bist）中的bin（是）。就此而言，“我是”、“你是”即是“我栖居”、“你栖居”。(59)足见“筑造”、“栖居”与“作诗”，甚至与人的“是”（存在）是一体的关系。人存在，即作诗，即筑造和栖居。人生在世，是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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