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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洪堡的语言观。其中传达出来的主张明显是反对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的。洪堡在别处也表示，以往的所谓“普遍语法”研究用的是逻辑的“分析”（Zerliederung）方法，这种“分析”其实就是肢解，是把语言当作僵死的材料来处理的。他认为，“把语言分解为词语和规则的做法，只不过是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僵死的劣作而已”。(53)而他的比较语言研究就不是单纯地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而是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不同民族的特殊语言中如何显示出一种“人类普遍语言”？洪堡的意思是：“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54)他并且认为，每一种语言中都蕴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Weltansicht）。这些看法都表明，洪堡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的高度来思考语言的，其中也明显含着反对逻辑主义语法研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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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洪堡语言思想中的上述倾向，海德格尔似乎没有特别加以关注。海德格尔倒是更愿意认为，正是在洪堡那里，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得到了极端的发挥。洪堡也同样是从“说”这种人类活动来看待语言的，并且把语言看做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尽管洪堡把语言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观解，但海德格尔认为，只要洪堡的哲学立场是形而上学的，那么，他就还不可能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考语言。“洪堡把语言的本质规定为活动（Energeia），但完全是非希腊式地在莱布尼茨单子论意义上把Energeia理解为主体的活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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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洪堡处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形而上学的顶峰时代里，所以他的语言思想也是形而上学语言观的顶峰了。不过，正是在这个顶峰上，也才出现了新的契机。要说洪堡语言哲学中有什么值得为思想所注意的因素的话，海德格尔认为，根本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即人与语言的关联的转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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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德格尔认为，着眼于人的“说”终归是触不着“作为语言的语言”的底蕴的。“说”是一种“表达”，也可以称它为人的一种“活动”。这两者自然都是关于“人言”（作为“说”的语言）的正确观念，但是由此却还没有达到语言的本质，更深的一度还没有揭示出来。这更深的一度，就是我们上文已经有所陈说的语言的“大地性”。(56)如若不是从这一度出发，那么，“人言”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海德格尔指出，时至今日，就连语言（人言）的发声现象也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规定。尽管语音学、声学和物理学的解释已经十分的发达，但它们都没有深入根本，都没有从“静寂之音”来经验语音的来源。(57)显然，这仍旧是要强调植根于“大地”（Physis意义上的“大地”）的“人言”的“肉身因素”，需得从人与大地的“归属性”来理解“人言”。如果说“人言”是已经“显”出的，那么它的“根”却在“隐”处，是从“隐”处“显”出来的，或者说，“隐”者“显”出才成就了“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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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说”（sprechen）与“道说”（sagen）的区分实际也表达了上面的意思。这两个词在日常德语中几近同义。海德格尔却对它们作了一番区分。一个人能“说”，滔滔不绝地“说”，振振有词地“说”，但却没有“道说”；相反地，某人沉默而不“说”，但却能在不“说”中“道说”许多。“说”是人的有声的表达。而“道说”的本义是“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道说”这种“显示”未必就是有声的，未必需要表达出来。根本上，“道说”是本真的，在“说”之先。首先要有“道说”这种“显示”，人才能“说”。所谓“不可说者”，其实不只是缺乏表达的东西，而是未被道说的东西，还没有被显示的东西。以海德格尔的说法：“根本上必定不可说的东西被抑制在未被道说的东西中，它作为不可显示者栖留在被遮蔽的东西中，那就是神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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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不可“说”的“神秘”呢？因为“说”植根于“道说”，而“道说”总是一种隐匿着的“显示”，即前文所谓的“道示”（Zeige）。“道说”根本上是亦“显”亦“隐”、“显–隐”一体的“大道之说”。如果说人也“道说”，那无非是指人响应于无声的“大道之说”。所以，人可以不“说”而“道说”。唯从“说”（人言）方面看，才有“神秘”；而从“道说”方面看，是无所谓“神秘”的，因为“道说”是自行展开的。概而言之，有一种“人言”所不能涵盖的源始的“道说”或“显示”，那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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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说”和“听”的关系来讲，海德格尔认为也可以见出有一种“大”于“人言”的语言。习惯上人们把“说”和“听”对立起来，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就这么简单吗？不然。“说”同时就是“听”；而且更应该说，“说”首先就是一种“听”。有所“听”才能有所“说”。“听”也不只是“听”“说”者，而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海德格尔说得明白：“这种顺从语言的听也先于一切通常以最不显眼的方式发生的听。我们不只是说这语言，而是从语言而来说。只是由于我们一向已经顺从语言而有所听，我们才能从语言而来说。在此我们听什么呢？我们听语言的说。”(59)我们首先是在语言中“听”语言，后才能有所“说”。“说”者总是首先已经有所“听”得，后才能向“听者”“说”些什么。“说”首先是一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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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一贯倡导“听”（“倾听”）的。显然，在“听”和“说”中，海德格尔认为“听”更能体现出人与语言的归属关系。照一般所见，“说”在“听”之先，海德格尔却颠而倒之，认为“听”在“说”之先。在另一处，海德格尔说得更绝对、更离谱：“我们听并不是由于我们有耳朵。我们有耳朵，并且在身体上配备有耳朵，乃是因为我们听。人听雷霆、林啸、水流、琴声、摩托、噪声等，仅仅是因为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归属于（zugehören）这一切了。”(60)说到底，“听”（Hören）就是一种“归属”（Gehören）。这里，海德格尔显然是要我们注意“听”与“归属”这两个德文字之间的字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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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归属”于什么呢？根本上就是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根本的“听”即是“听”语言之说。由此就触着了深处：我们听“道说”，只是因为我们本就在“道说”之中。我们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我们是以让语言向我们显示的方式而顺从语言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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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无疑总是与人类的“说”维系在一起的，但海德格尔要问的是：“这是何种方式的维系呢？它的维系力量从何处而来，怎样起作用呢？语言需要人类的说，但语言并非我们的说话活动的单纯制作品。语言本质居于也即基于何处？”(61)这些问题不是传统语言观所能回答的。传统语言观固守于人的说话活动，所见的语言就是人的“说”，并且它对“人言”的形式化和工具化的研究早已把“人言”连“根”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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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要揭示的就是这个隐而不显的“根”。这个“根”已经被思及了，那就是作为“道说”的语言，就是“大道之说”。人归属于“大道”，“听”“大道”之“道说”（显示）才有所“说”。“道说”即“示”，是源始的“隐”着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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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说”如何“显示”？“道说”之“显示”让在场者显现出来，让不在场者归于隐匿。以海德格尔的说法，“道说”绝不是对显现者的随后追加上去的语言表达，相反，一切闪现和显露都基于显示着的“道说”。“道说把在场者释放到它当下的在场中，把不在场者禁囿在它当下的不在场中。”海德格尔又说：“有所带出的居有（das Eignen）使作为道示的道说在其显示中活动，这种居有叫做成道（ereignen）。它给出澄明之开放，在场者进入此澄明而持留，不在场者出于此澄明而离去，并且在隐匿中保持其持留。成道者乃大道本身——此外无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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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比较难辨。在这里，“成道”（ereignen）、“道说”（Sage）和“道示”（Zeige）是同一个意思。“道说”之“显示”即“大道”之“成道”，也即“大道”的运作和展开。“大道”之“成道”有着一体的两面，即“解蔽”（“澄明”）和“聚集”（“居有”）。“道说”的“显示”也是“解蔽”和“聚集”的统一。作为“道说”的语言既是“解蔽”（Aletheia）又是“聚集”（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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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说来仍旧空泛得很。若要进一步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道说”，关键还是要联系“人言”来讨论。这就是说，重要的还是弄清楚“人说”与“道说”的关系，也即人与“大道”的关系。而这里所谓的“关系”，前面已经有所提示了。人是归属于“大道”的，人总是已经在“道说”中，倾听“道说”而有所“说”。这就摆明了人的位置和态度。进一步从“大道”方面来看，“道说”是如何发生为“人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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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这方面的议论十分晦涩。凡着眼于“大道”的议论必将是勉强的。倘若就某个具体事物发议论，我们可以求助于一个它物来解释之、说明之。但“大道”是无所凭靠的，再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解释“大道”了。“大道”本不可“说”。于此“不可说”之“神秘”，我们大约不能指望“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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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首先说，“大道”是一切法则中“最朴素、最温柔的法则”。“大道”这个法则把终有一死的人聚集入“成道”之中并且把它保持于其中。而人之顺从道说的“能听”，人之于道说的归属关系，也是基于“大道”的。“大道”“居有”人。人是逃不过“大道”这一最温柔的法则的。人之所以能听，是因为“大道”已经赋予人以一个“栖留之所”，人已经在“道说”中了，人在那里“应答”（Ant-worten）“道说”。“应答”之际，人才有所说。每个被说的词语都是一个“应答”。海德格尔说：“使终有一死的人入于道说的归本（Vereignung）把人之本质释放到那种用（Brauch）中，由此用而来人才被使用，去把无声的道说带入语言的有声表达之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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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这里的意思简单化，那就是：人被“大道”所“用”，人被“用”于化“无声”为“有声”，也即化“道说”为“人说”。这就是作为“说”的“人言”的“生成”了，也就是“不可说→可说”的“生成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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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用”人来让“道说”成为“说”，海德格尔称这个过程为“大道”的“开辟道路”（Be-wëgung）。所谓“道说”，根本上就是通向语言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即“大道”的“成道”过程。因此，海德格尔有下面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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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居有着人，使人进入为大道本身的需用之中。所以作为居有（Eignen）的显示（Zeigen）成道着，大道乃是使道说通向语言的开辟道路（Be-wëgung）。这种开辟道路把语言（语言本质）作为语言（道说）带向语言（有声表达的词语）。(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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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海德格尔前面列出的“道路公式”就不只是标识着思考语言的思想道路，而是更有一层深意：所谓“把语目作为语言带向语言”指的就是“大道”的“开辟道路”，是“大道”把“道说”带向“说”（“人言”），或者说，是基于“大道”的“道说”自身“开辟道路”（bew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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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汉语中的“道”一词恰恰就有“道路”、“说”（“道说”）和“道”（所谓思想的最高“范畴”）这样三个基本意思。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海德格尔的“大道”是对老子的或者汉语的“道”有所借鉴和汲取的。从这里解析的情况来看，海德格尔基本上是取了“道路”（Weg）或“开辟道路”（Be-wëgung）、“道说”（Sage）等意思，以之标征他所思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想的事情，即“大道”（Ereignis）。海德格尔还说“大道”是“最温柔的法则”。中文的“道”自然也是有这个意思的。可见汉语的“道”的基本意思几乎全在海德格尔的“大道”一词上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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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比附”了。我们已经了解到海德格尔接近东方思想的努力的情况。无疑，海德格尔对汉语的“道”是有相当深入的体会的。把汉语思想中的“道”译为德文的“道路”的主张，也非有一番深入的体会工夫不可，绝非胡思乱想之举。而以汉语的“道”来诠证他的Ereignis，想必是颇令海德格尔伤了脑筋的。当我们中国人对自家的“道”的丰富的源始意义越来越隔膜和疏远的时候，海德格尔的“大道”却令我们“回忆”。然而，看来总是大成问题的是：我们“回忆”得起来吗？我们能够“回忆”吗？或者，我们应该“回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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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回忆”是思想的品性。又说，“无思”是这个时代的特质。这话尤其适合于时下的中国。我们根本还没有到海德格尔“回忆”希腊的“逻各斯”的那个境地上。我们无能于思也已经久而久之矣！所以，祖上的荣耀，本来也经不住“末代子孙”们的挥霍张扬。认了海德格尔这门“亲”，实在也没必要欢喜交加热泪盈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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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作一个“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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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道说”（Sage）。海德格尔的“定义”是：“基于大道的道说作为显示乃是最本己的成道方式。”“道说”就是“大道”之说，就是“大道”的“成道”，也就是“大道”的“开辟道路”。关于“道说”，我们再不能说更多的了。上面这句话似乎列出了一个陈述句。这可要小心。“大道”之“道说”是不待陈述的。凭任何陈述都是捕捉不到“道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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