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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此又重提他的“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个命题。这个命题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提出来的；而现在则进一步联系于“大道之说”来加以表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在场的庇护，因为在场的显露始终委诸于道说的成道着的显示。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的方式。”(65)在“道说”中，在“大道”所开辟的“道路”中，才有在场的显露，也才有不在场的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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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人言”，即“人之说”。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凡人的任何语言都是在“道说”中生成的，都是在“大道”所开辟出来的“道路”（也即“道说”）中生成的，可以说，是由作为“道说”的语言“指派”、“发送”（schicken）给人的。只有这样的“人言”（人的语言）才是本真的人言，才是“命运性的”（geschicklich）和“历史性的”（geschichtlich）。(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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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人“说”语目，而是语言“说”人，是语言“让”人“说”。是语言（“道说”）“用”人，而不是人“用”语言。也可以说，语言在人那里“开辟道路”，通过人而发声为词。人能“说”，那是因为人归属于“道说”，顺从“道说”而“倾听”，从而能够“跟着言说”（nachsagen）一个词语。语言说——“道说”。人只是“跟着说”而已。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的固有特征乃基于词语也即出于道说的人之说的大道式渊源。”(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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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还是“人言”（即一般所见的语言）的“起源”问题。海德格尔对此又有何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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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区分了作为“道说”的语言和作为“人说”的语言。关于作为“道说”的语言以及它的起源，海德格尔明确表示它是不可“知”的，因为人总是已经被嵌入“道说”之中了，是归属于“道说”的。我们是跳不出“道说”来“知”这种“道说”的。因此，海德格尔认为，“道说”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之缄默，同时还要我们不谈论这种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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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言”呢？显然，只要“人言”是出于“道说”的，是在“道说”所开辟的“道路”中生成的，那么“人言”的“起源”终究也是不可“知”的了。我们只能说“人言”是出于“道说”的。但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由“知”所得，而是由“思”所得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来，只要“大道”的“开辟道路”使“道说”走向“人言”，那么，“道说”与“人言”就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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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本质”和“起源”不可“知”。这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是什么缺点，而倒是优点。因为凭着这一点，我们就“被拉入我们——为语言之说所用的我们——作为终有一死的人所栖居的地方之中了”。(68)人栖居于何处？栖居在“大地”上。因此。这话充分暗示出我们前文已经多次提到的语言的“大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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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后期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关键点就在于他所强调的语言的植根性，语言与大地（Physis）的一体归属关系。所谓“静寂之音”，所谓“道说”的“开辟道路”等，都启示着这一度。而对这一度的揭示，不但在“返本归根”这个意思上是启人深思的，而且对一般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对语言（人言）的对象性研究是否能够揭示出活生生的语言——不仅具有“形式要素”而且具有“肉身要素”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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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本质”不可“知”但可“思”。“思”深入更深的也是切近的一度，思入“大道之说”。如果说“人说”是一种“跟着说”，那么，“思”便是一种“跟着思”（nachdenken），是一种“追思”。于是，现在就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Wandel der Sprache），即人与语言关系的“转换”。人与语言的关系是由人如何归属到“大道”之中的方式来决定的。(69)人归属于“大道”，响应“大道之说”而有所说。响应“道说”的人之说有两种形式：“思想”（“思”）与“作诗”（“诗”）。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语言转换”，也就取决于“思”与“诗”这两种方式及其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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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五节 思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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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德格尔那里绎和发挥出一个“诗化哲学”或者“浪漫美学”的体系，这种做法国外有，国内前些年更盛。我在这里以“思与诗”为题作本章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却不是想突出海德格尔思想的美学或诗学“归宿”。这不是本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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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诗”，这是海德格尔始终关注的课题。瓦尔特·比梅尔说，从《存在与时间》到演讲“艺术作品的本源”、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的阐释，都贯穿了“诗（Dichten）–思（Denken）–语言（Sprache）”这样一个“问题圈”。(70)这样理解犹嫌空泛，还没有实际地切中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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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诗”这个课题在1930–1940年代的海德格尔那里是特别突出的，所谓“诗–思–语言”的“问题圈”那时当然已经有了。但“思”这个课题（对“思”的“思”）却主要是在1950年代公然显出的。海德格尔50年代以“思”为主题的著作就有筑·居·思”（1952年）、《什么叫思想？》（1954年）、“什么是哲学？”（1956年）、“思想的规律”（1958年）和“泰然任之”（1959年）等等。这不是偶然的、表面的，而是与我们在上面所理出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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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在道路的诸路段上，1930–1940年代着重论“无蔽”（Aletheia）和“诗”，即论作为“无蔽”的存在之真理（澄明）和作为“无蔽”的语言（“诗”）；1950年代着重论“逻各斯”（Logos）和“思”，也即论作为“逻各斯”的存在之聚集运作和作为“逻各斯”的语言（“思”）；同时，海德格尔在1950年代还展开了关于“大道之说”即作为“道说”的语言（“诗–思合一”）的论述。因此，比梅尔所谓“问题圈”实际上就是“道路”；但说“圈”也是恰到好处，因为“道路”总是“回归性”的。以上区分各个“路段”，只是就其在各个阶段“显”出的重点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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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记取“思想道路”的固有特性的前提下，我们实可以列出以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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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theia（解蔽）→Logos（聚集）→Ereignis（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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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ten（诗）→Denken（思）→Sage（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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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说，这两个“线索”以其一体的对应标识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大道–道说”）思想的“道路”的伸展。又考虑到“思想道路”的“回归性”，同时也联系海德格尔主要在《形而上学导论》（1935年）中借早期希腊思想所作出的对他的“道路”的“前瞻”，我们也应该把上述“线索”作“共时”的标画，庶几可以形成他的“思想道路”的“剖面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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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几乎在《形而上学导论》这个著名讲座的同时，海德格尔就在其手稿中写下了“大道”一词，基本形成了他的“大道”思想；而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是借希腊的Physis的名义来思其“大道”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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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得对“诗–思–语言”作一些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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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前文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专题讨论。诗的本质已由荷尔德林道出：诗乃“存在之创建”。所谓“创建”即“命名”。诗的“命名”“令”存在者存在。通过“命名”，诗人创建了“持存”（“存在”），道说了“神圣者”。这就是诗的“解蔽性”。“命名”即“解蔽”（entbergen）。但诗的“道说”（Sagen）和“命名”（Nennen）是响应“神圣者”的召唤——“存在”意义上的语言——而来，因此，根本的“道说”乃是神圣者的“道说”，“命名”乃是语言的“命名”，是语言的“令”。诗人受“神圣者”的“暗示”才有所“道说”，按语言之“令”才有所“命名”。这里，“解蔽”（Aletheia）意义上的诗和语言的归属关系是显然的。(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