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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而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对象，也正在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对西方本身的思考产生意义。所以，将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讨论带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内在地理解西方。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桩纯粹的“地域性”的事务。如果不把西方对中国的感知和理解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没有办法充分地理解今天西方思想图景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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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讨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但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的人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入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我希望介绍如《经济学人》这样严肃和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媒体的观点，这能帮助我们更自觉地发现“外部的眼光”，来丰富我们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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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的发展，无论人们抱有非常乐观的期许，还是有比较谨慎的预估，都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全球秩序，它会对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应该受到重视。所以我会每年寻找关于中国的讨论话题，收入这个系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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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所提出的“新世界主义”强调，汲取古代天下思想中的求同存异等积极特征，同时强调以儒学中的“关系性”思想作为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认同的源泉。但是这种基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的“关系性认同”，倘若是在一个政治权力/权利分配问题上存在矛盾的背景下进行，其所推动建立的“后霸权”的世界秩序有多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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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义沟通世界跨文明间的认同的使命与世界秩序建立存在怎样的关系？跨文明认同是否有助于解决政治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即使在同一文明中，文明的趋同是否仍难以确保合理秩序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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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声明一点，对于“新世界主义”这个提法，以及我们希望最终发展出一个学派的目标而言，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这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学术努力。我们有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而我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提纲性的理论表述，也仍然是非常初步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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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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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么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但观念的变迁是动力机制中必要的环节。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巨变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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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的欧洲，是封建王国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后来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再到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个历史演变背后既有政治文化观念的变化，又是通过现实的政治经济权力去落实的，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历史性转变。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现实，从来不是天然的或“现成的”，它是做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它有历史的起源和发展，也可能有自己寿命的期限。但改变这个秩序，当然不是仅仅靠新概念的提出和新的想象的形成就能够完成。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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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欧盟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演变的过程。欧洲是最早出现民族国家的地区。但现在欧盟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了相对完整的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但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获得了现实可行的实施条件。这意味着文化观念的改变，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的实践力量，最终改变一个区域的秩序。虽然目前欧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英国可能要退出欧盟[2]，比如这些年持续的债务危机，所以有“疑欧派”的质疑和忧虑，这当然是严重的挑战。但从长期历史的视野来看，欧盟从具体的理念酝酿到基本完成建设，仅仅用了半个世纪，我认为这是惊人的、极为卓越的人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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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问题再严重，只要不彻底解体，这个成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被低估。这显示了人类的政治努力能够实现某种近乎乌托邦的目标。欧洲人通过自觉反思自己的历史遗产，包括历史上的灾难和痛苦，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超越了以前被认为完全无法改变的民族国家结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虽然发展是曲折的，但欧盟的历史还很短暂，需要经过许多曲折发展才能慢慢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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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理解跨文明之间的认同跟相互依赖的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我需要提醒一点，所谓“秩序”不是静止不变的局面，也不是完全和谐的局面。秩序本身是针对混乱的，没有冲突就取消了秩序本身要针对的问题。秩序不意味着消灭冲突，而是一种应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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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界秩序格局也是如此。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跨文明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冲突。世界永远会有冲突。冲突是生生不息、永远在那里的。我们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道“矛盾”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一个动力，它永远在那儿。但是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更有效的方式，来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或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解决它，而不必采用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来处理。所谓“秩序”是指能够以恰当的、适度的方式来应对和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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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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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是作者于2016年2月27日在“政见”网站（http://cnpolitics.org/）主办的“政见线上沙龙”第一期中所做的访谈。美国Rice大学人类学博士王菁采访，后由主办方整理、作者审阅成文。此次收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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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年12月31日《英欧贸易与合作协议》生效，英国正式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彻底脱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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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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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近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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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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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1]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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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它还有“目标”的含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2]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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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停摆，北约组织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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