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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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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利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利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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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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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称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24]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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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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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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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74%的德国人、70%的瑞典人和64%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25]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额)。[26]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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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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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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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28]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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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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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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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弹劾总统与政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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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兆早已显露,美国政局会经历波澜汹涌的2019年。从年初创下“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纪录(长达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为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伴随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两大政党之间的分裂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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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总统是一项基于宪法原则的行动,实际上与党派斗争的逻辑紧密交织。12月18日众议员对弹劾案的投票几乎完全由党派身份所决定,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不出意料地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那么,在提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审判时,弹劾指控几乎没有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六十七张赞成票。然后,特朗普会宣告他从一场政治迫害中幸免于难,或者粉碎了一次政变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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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毫无悬念的弹劾行动为什么会开启?两党精英都诉诸宪政原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也都指控对手在玩弄“党派政治”。对特朗普“滥用权力”与“阻碍国会”的两项指控都依据宪政语言。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弹劾后演讲说,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次最仓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弹劾。他强调“降低总统弹劾门槛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正当的宪政理由;但指控民主党的弹劾企图“蓄谋已久”却显得荒诞,在逻辑上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与指控者是否蓄谋完全无关。更为反讽的是,他在谴责众议院弹劾证据不足、仓促草率的同时,却拒绝在参议院审判中传唤证人出庭和文件调查,试图迅速完成一次更加仓促草率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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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党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还有希望践行法治要求的程序与证据原则吗?众议院的听证与辩论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后真相效应”:在民主党议员看来“确凿的证据”,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只是“传言”而已。然而,“后真相效应”也与证据的品质成反比。假如累积的证据接近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确凿程度,那就可能终结后真相的游戏。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暂缓将弹劾指控提交参议院,以此要求参议院确立一个更充分和公正的审判程序,同时也在期待新的证据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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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12月29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顾“有违国家利益”的告诫,坚持冻结对乌克兰军援长达八十四天的过程与内幕细节,以及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之间造成的冲突与困扰,读来惊心动魄。[29]这也许仍然算不上最确凿的证据,但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会对麦康奈尔“迅速而无痛的弹劾审判”计划造成巨大的压力。[30]2020年1月6日报道,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表示,如果被参议院传唤,他愿意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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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者相信,弹劾争斗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两党都试图以此争取中间选民。“FiveThirtyEight”网站发表一份综合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公众对弹劾的态度有所变化。在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之前,反对率始终高于支持率,从9月底之后支持率超过反对率并保持微弱优势(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为49.4%,反对率为46.8%)。与此同时,对总统的认可率几乎不受弹劾的影响(波动幅度在2%以内),截至新年1月3日认可率为42.5%,不认可率为53%(与2019年7月31日的数据完全相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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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立场不仅体现在对弹劾总统的态度上,也是影响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民调表明,在美国公众三十种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分布中,党派分野是区分政治态度最主要的分界线,远远超过年龄、性别、种族与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12月数据)。而“党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也更加个人化(10月数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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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政治分裂深感忧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兰克·布鲁尼9月25日发表文章《为什么弹劾特朗普令人恐惧》。他认为弹劾行动虽然正当,但其政治后果却是可怕的。它将强化政治对抗和两党斗争,进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却不可能将他罢免,这会使美国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疯狂状态。而弹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视的罪恶,也不可能改变选民立场,因为“特朗普的本色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当今政治部落主义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见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确信是在“凝视黑暗”。布鲁尼认为“正义之事与明智之事并不总是相同的”,暗示当下最迫切的目标是弥合而不是撕裂分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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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佩平斯基也认为“弹劾争斗要比你想象的更为可怕”,但做出了与布鲁尼不同的判断。他10月底在Politico杂志发表文章,引入“政体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标志是“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基础发生冲突”,这远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争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险。“在面临政体分裂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官员相信,规范、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视、颠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国已经显示出政体分裂的征兆:两党对弹劾问题相持不下,分歧已从政策领域转变为“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政治话语中将对手贴上“非美国、不忠诚甚至叛国”的标签。而将依据宪法秩序弹劾总统的行动等同于“政变”,对行政权的制约遭受质疑,立法机构职能的行使被视为非法,则是政体分裂最清晰的迹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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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平斯基认为,在美国政治尚未被政体分裂耗尽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认真对待这场弹劾的宪政意义。他期望,经由弹劾案的考验与洗礼,分裂的公众能够重新肯认共同的民主政体原则、捍卫法治、维护三权分立,最终恢复宪政秩序。否则,美国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体分裂。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选举出一位能够‘结束华盛顿的混乱局面’的总统,因为分裂的双方都会将对方视为非法和非民主的。选民将会失去对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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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受到《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的关注援引,反映出对分裂危机的共同感受。几篇评论文章都提到一种令人畏惧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届大选中失败,特别是在双方得票率接近的情况下,他和支持者们会接受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吗?不要忘记,甚至在2016年胜选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认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更多的普选票,指控那是“作弊”的结果。[35]那么,如果争取连任的竞选失败,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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