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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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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利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利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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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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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称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24]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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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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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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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74%的德国人、70%的瑞典人和64%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25]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额）。[26]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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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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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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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28]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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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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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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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弹劾总统与政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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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兆早已显露，美国政局会经历波澜汹涌的2019年。从年初创下“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纪录（长达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为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伴随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两大政党之间的分裂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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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总统是一项基于宪法原则的行动，实际上与党派斗争的逻辑紧密交织。12月18日众议员对弹劾案的投票几乎完全由党派身份所决定，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不出意料地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那么，在提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审判时，弹劾指控几乎没有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六十七张赞成票。然后，特朗普会宣告他从一场政治迫害中幸免于难，或者粉碎了一次政变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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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毫无悬念的弹劾行动为什么会开启？两党精英都诉诸宪政原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也都指控对手在玩弄“党派政治”。对特朗普“滥用权力”与“阻碍国会”的两项指控都依据宪政语言。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弹劾后演讲说，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次最仓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弹劾。他强调“降低总统弹劾门槛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正当的宪政理由；但指控民主党的弹劾企图“蓄谋已久”却显得荒诞，在逻辑上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与指控者是否蓄谋完全无关。更为反讽的是，他在谴责众议院弹劾证据不足、仓促草率的同时，却拒绝在参议院审判中传唤证人出庭和文件调查，试图迅速完成一次更加仓促草率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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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党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还有希望践行法治要求的程序与证据原则吗？众议院的听证与辩论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后真相效应”：在民主党议员看来“确凿的证据”，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只是“传言”而已。然而，“后真相效应”也与证据的品质成反比。假如累积的证据接近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确凿程度，那就可能终结后真相的游戏。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暂缓将弹劾指控提交参议院，以此要求参议院确立一个更充分和公正的审判程序，同时也在期待新的证据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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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12月29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顾“有违国家利益”的告诫，坚持冻结对乌克兰军援长达八十四天的过程与内幕细节，以及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之间造成的冲突与困扰，读来惊心动魄。[29]这也许仍然算不上最确凿的证据，但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会对麦康奈尔“迅速而无痛的弹劾审判”计划造成巨大的压力。[30]2020年1月6日报道，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表示，如果被参议院传唤，他愿意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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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者相信，弹劾争斗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两党都试图以此争取中间选民。“FiveThirtyEight”网站发表一份综合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公众对弹劾的态度有所变化。在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之前，反对率始终高于支持率，从9月底之后支持率超过反对率并保持微弱优势（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为49.4%，反对率为46.8%）。与此同时，对总统的认可率几乎不受弹劾的影响（波动幅度在2%以内），截至新年1月3日认可率为42.5%，不认可率为53%（与2019年7月31日的数据完全相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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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立场不仅体现在对弹劾总统的态度上，也是影响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民调表明，在美国公众三十种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分布中，党派分野是区分政治态度最主要的分界线，远远超过年龄、性别、种族与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12月数据）。而“党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也更加个人化（10月数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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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政治分裂深感忧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兰克·布鲁尼9月25日发表文章《为什么弹劾特朗普令人恐惧》。他认为弹劾行动虽然正当，但其政治后果却是可怕的。它将强化政治对抗和两党斗争，进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却不可能将他罢免，这会使美国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疯狂状态。而弹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视的罪恶，也不可能改变选民立场，因为“特朗普的本色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当今政治部落主义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见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确信是在“凝视黑暗”。布鲁尼认为“正义之事与明智之事并不总是相同的”，暗示当下最迫切的目标是弥合而不是撕裂分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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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佩平斯基也认为“弹劾争斗要比你想象的更为可怕”，但做出了与布鲁尼不同的判断。他10月底在Politico杂志发表文章，引入“政体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标志是“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基础发生冲突”，这远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争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险。“在面临政体分裂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官员相信，规范、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视、颠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国已经显示出政体分裂的征兆：两党对弹劾问题相持不下，分歧已从政策领域转变为“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政治话语中将对手贴上“非美国、不忠诚甚至叛国”的标签。而将依据宪法秩序弹劾总统的行动等同于“政变”，对行政权的制约遭受质疑，立法机构职能的行使被视为非法，则是政体分裂最清晰的迹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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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平斯基认为，在美国政治尚未被政体分裂耗尽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认真对待这场弹劾的宪政意义。他期望，经由弹劾案的考验与洗礼，分裂的公众能够重新肯认共同的民主政体原则、捍卫法治、维护三权分立，最终恢复宪政秩序。否则，美国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体分裂。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选举出一位能够‘结束华盛顿的混乱局面’的总统，因为分裂的双方都会将对方视为非法和非民主的。选民将会失去对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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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受到《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的关注援引，反映出对分裂危机的共同感受。几篇评论文章都提到一种令人畏惧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届大选中失败，特别是在双方得票率接近的情况下，他和支持者们会接受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吗？不要忘记，甚至在2016年胜选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认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更多的普选票，指控那是“作弊”的结果。[35]那么，如果争取连任的竞选失败，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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