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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11月6日发表文章《民团总统》，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们”（hard-core supporters）已经准备以暴力对付敌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拥有这样一群支持者：“他们是执法人员、军人、建筑工人，为特朗普而骑行的摩托车手们……这些人都是硬汉（tough people）。”他说自己很希望他们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后来又说，“他们通常不会玩硬的，直到他们走到某个特定的地步，到那时情况就会非常糟、非常糟”。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竞选活动和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着一张威胁性的底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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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大选结果会怎样？如果特朗普默许或鼓励那些硬汉必须开始“玩硬的”了，那么情况会有多糟？会发生暴动最终导致宪政危机吗？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并非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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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间，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断刷新人们对总统职位的想象。比如，他会在意加拿大电视台在播放老电影《小鬼当家2》时删去了他当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钟片段，并为此公开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实际上这是电视台2014年开始常用的剪辑版本（为节省播出时间删去了几个无关情节的片段）。但这类“外交小事”又何足挂齿？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会五角大楼、国务院或白宫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发布重大的国家安全决定，更不用说他连绵不断炫耀自夸或侮辱谩骂的推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弹劾的原因”，《纽约客》资深作者苏珊·B.格拉瑟如是感叹。她因为每周撰写“特朗普的华盛顿”专栏而无法摆脱“难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国朋友为她提供了一个新造的德文词来抒怀，竟然有三十三个字母之长，其简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将此选作自己的年度词汇，写下岁末的专栏《特朗普痛之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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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何必计较这些细枝末节？许多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会同时声称“虽然并不喜欢他这个人”。格拉瑟这样的“白左”知识人困于自己道德洁癖的执念，因此无法理解政治评价的要义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绩，而不是其个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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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吗？圣诞节前一周，福音派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发表社论，呼吁罢免特朗普，引起轩然大波。社论将“道德”置于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宪，而且“几乎是一个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范例……对于许多不顾其污损的道德记录而继续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们可以这样说：记住你是谁，以及你侍奉的是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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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苏利文对此评论说，“终于，有福音派媒体以简洁的语言说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紧”（character matters）——不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义上是重要的。“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则，却在崇拜的骚动中被置之不顾。”苏利文自诩为“欧克肖特式的保守主义者”，年轻时曾担任《新共和》主编。这位立场多变的知名评论家，12月在《纽约》杂志网站发表犀利的文章，笔锋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议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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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利文看来，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竞选者在胜选后错失良机，并成为猖獗独断的总统，最终走向被弹劾的命运。2016年竞选时期，当其他候选人还在继续“僵尸般的政治和经济”陈词滥调时，特朗普却通达了“许多美国人的积怨和焦虑”，因此脱颖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总统议程，通过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案，结合对中产和工薪阶层的税收减免，他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并轻松获得连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谦逊，承认自己作为新手会犯错，或者能有一丁点的宽宏大量，奇迹就会发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认，现在意识到他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涉嫌“越界”，那么我们会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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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想象中的“如果”都没有发生，苏利文就此总结出两个核心教训：第一，“特朗普主义在这个国家拥有真正的支持基础”，包含着一些必须回应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没有能力回应这些需求，“他是一个如此不稳定、恶毒、具有破坏性的自恋者，以至于威胁到整个政府体制”。因此，这场弹劾在根本上事关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独特地不适合他担任的职位，如此蔑视他曾宣誓要捍卫的宪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败坏，以至于他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会引发危机，只是简单的时间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人置身于椭圆形办公室的事实，“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尚存一丝生命，那么弹劾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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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可能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中被罢免，而且他还有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再执政四年。民调显示，在登记的选民中，有46%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票给特朗普，同时有34%的人会无条件地投票支持他，还有17%的选民将对比权衡民主党的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个比例结构在过去一年中几乎保持不变，甚至在几个“摇摆州”也是如此。多数专家预计，在2020年11月将会有一场旗鼓相当的激烈竞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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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当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的少数派，他们曾在2016年呼吁“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现在发起了反对特朗普连任的“林肯计划”（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决心击败特朗普》。他们声称自己仍然坚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场，虽然与民主党人存在许多政策分歧，但“我们共享的对宪法的忠诚，要求一种共同努力”。他们发起林肯计划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法治、宪法和美国精神的伤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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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估计“林肯计划”会有多少影响。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疑虑与不满由来已久，但在2016年大选前，他们就决定接受一项“与魔鬼的交易”，因为这个闯入共和党的政治素人给出了难以拒绝的回报，不只是共和党内无人匹敌的选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转向保守派的决定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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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思·马库斯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单，他预告在当选后将从中提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承诺。[42]而且特朗普兑现了这个承诺，执政三年多以来，在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支持下，他提名并通过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联邦各级法院，包括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以及一百一十二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回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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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特朗普是否会被罢免或能否连任，他已经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将会影响美国政治几十年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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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的雄心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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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倾覆，这个四月成为欧洲“残忍的季节”，混合着“记忆与欲望”，交织为无数缅怀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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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适时地献上一篇颂词（Ode），他在旁征博引与词不达意之间费力寻思，写下这一象征性事件的启示：“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们，我们历史和遗产的脆弱，我们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欧洲作为艺术故乡的有限性。”至于如何面对未来，莱维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时间是建筑师，但人民是工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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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告慰却不是回答，因为“时间”这位建筑师已经隐匿了那幅蓝图。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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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这种格局深藏着悖谬的陷阱，它呼唤心怀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场，引领欧洲开拓未来，但同时将会以过于严苛的考验摧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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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深知这种考验的分量，她即将在2021年秋季卸任。马克龙显示出责无旁贷的雄心，他对欧洲的危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经济学人》11月9日刊登封面报道《马克龙看世界》，并在网站上发表了对他长篇访谈的全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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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坦言，英国脱欧的曲折过程、美国在战略上的背弃以及欧盟事业进展的举步维艰，“这在五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深信，欧洲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我们将会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消失，或者至少我们将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但随着美国从欧洲和中东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连同其新的保护主义，欧洲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他警告说，“当世界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由实力强权政治所决定的秩序，欧洲正面对近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美国背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不能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全球力量，那么将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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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著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这些障碍以及他对时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动摇这位总统的信心，“一种神奇的而且无疑是过度的对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之能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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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心并非毫无基础。马克龙是具有宏大视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来对五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上百次访问（包括两次出访中国），他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特朗普的威慑，并积极调整和促进与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毕竟，他领导的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一个核大国，其军事影响力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区，而且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平稳。就国内政治而言，马克龙及其政党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他的国内声望也开始恢复，支持率仍然不高（34%），但至少回到了“黄背心”抗议运动之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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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正积极推动“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这是多国（包括英国）组成的联盟计划，以便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他还提到了德国倡导的“欧盟防务合作协议”（PESCO），以及用于资助军备研发的欧洲防务基金（金额高达一百三十亿欧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辅助北约而设计的”。他对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表明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他与默克尔的观点相近：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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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的“欧洲主权”抱负可能实现吗？《经济学人》在导引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以防务为例，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很难一致同意去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武装力量。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于疏远美国而寻求与俄罗斯缓和的想法心存警觉，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陷入自身的内部困境，无暇顾及一个宏伟的全球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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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历史上很多次要让欧洲成为全球性力量的呼唤最终都落空了。马克龙的欧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评，被视为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位四十一岁的年轻总统坚信，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实际上在恳请欧洲的政治同僚们想象：“如果坚固的美欧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马克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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