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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并没有打破三重悖论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做出特殊的复杂安排：将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分开处理，让北爱尔兰与英国共享关税区，但仍然与爱尔兰共和国留在单一市场，因此在爱尔兰海设置了海关检查。彭博社的新闻评论说，这是让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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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坚持归属英国的联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彼此间长期的冲突在欧盟体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重新被脱欧议程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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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选举之后，利物浦大学乔恩·汤奇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约翰逊的权宜之计没有消除脱欧与爱尔兰和平难以兼容的忧虑。近年来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爱尔兰统一的呼声逐渐强劲，在当地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高。最近一次独立民调显示，爱尔兰统一的支持与反对率几乎相同（46%对45%）。相反，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这次议会选举后，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当选议员中，联合派的议员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少数。虽然要想实现爱尔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体趋势有利于民族主义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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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苏格兰地区再度兴起。反对脱欧、要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苏格兰地区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四十八席。《纽约客》报道透露，该党领袖妮古拉·斯特金表示，她将致信约翰逊首相，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格兰的公投，“给苏格兰一个选择，去寻求另一种未来”。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苏格兰最好的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欧洲民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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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约翰逊的政策会激发分离主义浪潮，并想象了一种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颠将不再伟大，最终留下的只有英格兰。”[51]这个图景或许过于悲观，而《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更值得重视，文章将脱欧的冲击概括为“三个D”：“分裂、损害与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随着英国失去其作为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世界增强的影响力，约翰逊首相谈论的“全球性英国”的愿景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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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美国的欧洲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德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这如何可能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和平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惧的德国早已脱胎换骨，被驯化为温良无害的新德国。思想史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说过，如今在德国四处可见的是“平庸之善”。但罗伯特·卡根表达了怀疑：“果真如此吗？这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德国吗？”他在《外交事务》（5/ 6月号）发表文章《新德国问题》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欧盟内部矛盾的加剧，将会改变德国及其在欧洲的作用，致使“德国问题”有可能旧病复发。作为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顾问，卡根的博学与雄辩让人很难低估这种危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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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国问题”，是指它对欧洲和平带来的威胁。德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又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1871年统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欧洲均势格局的力量，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和平建设规划特别重视解决德国问题。外交家乔治·凯南曾提出，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来解决德国与其余欧洲国家的关系问题”，而这只有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保障下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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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国告别了其曲折而耻辱的过往，转变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和平的新德国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才能够持续，正如旧德国的转变。他赞同小说家托马斯·曼的一个观点，善恶主要不是所谓“国民性”问题，而取决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两个德国，一善一恶。邪恶的德国只不过是善良的德国陷入了不幸与罪恶，因而是误入歧途并走向覆灭的善良德国。”因此，维护弃恶从善的新德国，依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包括四个要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励德国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深刻肯认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抑制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获得了和平与繁荣，最终“埋葬了旧的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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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形成这些良性要素的历史环境既非寻常也未必永久持续。2009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在欧盟内部造成了裂痕，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德国主张的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弹，还出现了反德“共同阵线”的话题，而德国人对要“资助他人的挥霍享乐”而心生怨恨，萌发了受害者意识。这种局面可以说是19世纪末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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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争端仅止于经济层面，并不值得特别担忧。然而近几年的变化则不再能让人保持信心：整个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地区民主政治开始衰退。特朗普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峙中选择支持后者，他抨击欧洲的中右派与中左派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特蕾莎·梅），而赞赏民粹主义、非自由派的右翼领袖（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和波兰的卡钦斯基）。美国还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这是巩固欧洲和德国政治稳定的体制。此外，英国脱欧也会对欧洲均势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公开质疑以往美国承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将迫使德国和欧洲为防卫自主而发展军事力量。这些趋势意味着，遏制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已经开始松动，所有四个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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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危机感是多余的，也许德国战后的变化是如此深刻，再也无法逆转。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国人也难以抗拒那些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义的德国选择党（AfD）如今已经跃居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其领导者宣称已经厌烦了德国人“对内疚的崇拜”，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被他们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方的傀儡”的德国政要。如果某个政党能够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执政之路。在未来几年，德国可能将身处一个再度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形形色色崇尚“血与土地”的政党可能掌权。在这种环境中，德国人能够抵御自身的民族主义回潮吗？实力政治曾主导欧洲大陆长达千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即便是最为自由的德国（哪怕仅仅出于自卫）也很难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那就必须思考在这个秩序瓦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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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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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在燃烧：从美国加州、巴西亚马孙，到澳大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大面积的山火失控。触目惊心的图片和影像传达着气候危机的凶兆，而这只是最可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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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谈也会让人渐渐习以为常，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烦，或者干脆怀疑和否认——直到震惊的时刻来临。个体健康状况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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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时刻来了，绝非危言耸听：有极大的概率，我们无法达成控制气候变暖的预期目标。不是迟了，而是已经太迟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们终于同意一起来“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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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态并不会毁灭，但将长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将在医院度过余生）。这甚至不是什么“代际间正义”问题，而是当下年轻一代（或者足够长寿的中年人）会遭遇的命运。可这么悲观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则会让人过于绝望。也许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会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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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感想是因为阅读《纽约客》9月发表的长文，题为《如果我们不再假装会怎样？》。[54]作者乔纳森·弗兰岑的核心论点令人沮丧。他相信“气候大灾难（apocalypse）即将来临”，并认为“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无法防止这场灾难”。这很难让人接受。但在研读了十多篇相关文献之后，我却没有发现有力的反驳论据。弗兰岑很可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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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仅相差0.04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趋势的数据是，这个排行榜上最热的前八名全都属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地球开始“发烫”，格陵兰冰盖融化了三千亿吨冰（净损失），明显高于近几年的年度平均值二千四百亿吨。9月22日，数百人聚集于阿尔卑斯山，为山上的冰川举办“葬礼”，宣读“悼词”。炎热的夏季，法国和德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的温度过高，曾被迫关闭核反应堆的运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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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词典的2019年度词汇是“climate emergency”（气候紧急状态），其词典定义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此前，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都相继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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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生命科学》学刊发表一份声明，题为《世界科学家的气候紧急状态警告》，来自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上万名科学家联署支持。他们“清晰而明确地”宣告：“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为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一些重大转变——转变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随后这份声明在“世界科学家联盟”网站继续征集科学家联署。[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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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科学家的危机警报早已拉响。早在1992年，由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肯德尔领衔，发表《世界科学家致人类的警告》，大约一千七百名知名科学家签名。2017年11月，超过一万五千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同题警告的“第二份通知”，发起人是美国生态学教授威廉·J.里普尔，他也是今年这份声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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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意识也逐渐深入大众文化。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当时就引起轰动，后来出现了许多观赏性更强的影视作品。2004年气候灾难电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虽然作为科幻片，其科学性屈从于虚构性，因而受到几位科学家质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气候公共教育的努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2006年主创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受到广泛赞誉，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编撰的同名图书曾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于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卓越成就，戈尔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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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绝于耳的警告，的确更新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带来了可观的行动实践。那么，为什么人类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远远落后于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获得正确认知的过程过于缓慢，错过了有利的行动时机。在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逐渐达成广泛共识之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变得日益紧迫，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难度极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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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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