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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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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97%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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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格蕾塔·桑伯格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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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63]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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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蒂莫西·伦顿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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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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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2℃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1.5℃，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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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1.1℃！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1℃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66]要实现2℃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20%，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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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得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作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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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68]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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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亚历克斯·罗森伯格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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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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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19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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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加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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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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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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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五十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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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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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71]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或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等教育纪事报》还组织了专题讨论。[72]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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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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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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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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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60%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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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74]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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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ve）。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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