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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0 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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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2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97%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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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4 在8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格蕾塔·桑伯格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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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6 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63]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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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8 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蒂莫西·伦顿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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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0 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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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2 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2℃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1.5℃,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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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4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1.1℃!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1℃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66]要实现2℃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20%,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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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6 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得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作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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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8 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68]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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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0 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亚历克斯·罗森伯格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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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2 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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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4 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19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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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6 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加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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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8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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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0 2000年以来的西方 [:1701877007]
1701877561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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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3 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五十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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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5 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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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7 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71]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或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等教育纪事报》还组织了专题讨论。[72]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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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9 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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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1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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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3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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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5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60%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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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7 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74]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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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9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ve)。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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