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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491 远离美国的欧洲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德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这如何可能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和平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惧的德国早已脱胎换骨,被驯化为温良无害的新德国。思想史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说过,如今在德国四处可见的是“平庸之善”。但罗伯特·卡根表达了怀疑:“果真如此吗?这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德国吗?”他在《外交事务》(5/ 6月号)发表文章《新德国问题》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欧盟内部矛盾的加剧,将会改变德国及其在欧洲的作用,致使“德国问题”有可能旧病复发。作为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顾问,卡根的博学与雄辩让人很难低估这种危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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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493 所谓“德国问题”,是指它对欧洲和平带来的威胁。德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又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1871年统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欧洲均势格局的力量,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和平建设规划特别重视解决德国问题。外交家乔治·凯南曾提出,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来解决德国与其余欧洲国家的关系问题”,而这只有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保障下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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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495 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国告别了其曲折而耻辱的过往,转变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和平的新德国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才能够持续,正如旧德国的转变。他赞同小说家托马斯·曼的一个观点,善恶主要不是所谓“国民性”问题,而取决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两个德国,一善一恶。邪恶的德国只不过是善良的德国陷入了不幸与罪恶,因而是误入歧途并走向覆灭的善良德国。”因此,维护弃恶从善的新德国,依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包括四个要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励德国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深刻肯认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抑制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获得了和平与繁荣,最终“埋葬了旧的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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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497 但是,形成这些良性要素的历史环境既非寻常也未必永久持续。2009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在欧盟内部造成了裂痕,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德国主张的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弹,还出现了反德“共同阵线”的话题,而德国人对要“资助他人的挥霍享乐”而心生怨恨,萌发了受害者意识。这种局面可以说是19世纪末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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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499 如果争端仅止于经济层面,并不值得特别担忧。然而近几年的变化则不再能让人保持信心:整个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地区民主政治开始衰退。特朗普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峙中选择支持后者,他抨击欧洲的中右派与中左派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特蕾莎·梅),而赞赏民粹主义、非自由派的右翼领袖(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和波兰的卡钦斯基)。美国还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这是巩固欧洲和德国政治稳定的体制。此外,英国脱欧也会对欧洲均势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公开质疑以往美国承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将迫使德国和欧洲为防卫自主而发展军事力量。这些趋势意味着,遏制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已经开始松动,所有四个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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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01 也许危机感是多余的,也许德国战后的变化是如此深刻,再也无法逆转。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国人也难以抗拒那些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义的德国选择党(AfD)如今已经跃居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其领导者宣称已经厌烦了德国人“对内疚的崇拜”,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被他们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方的傀儡”的德国政要。如果某个政党能够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执政之路。在未来几年,德国可能将身处一个再度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形形色色崇尚“血与土地”的政党可能掌权。在这种环境中,德国人能够抵御自身的民族主义回潮吗?实力政治曾主导欧洲大陆长达千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即便是最为自由的德国(哪怕仅仅出于自卫)也很难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那就必须思考在这个秩序瓦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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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03 2000年以来的西方 [:1701877006]
1701877504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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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06 森林在燃烧:从美国加州、巴西亚马孙,到澳大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大面积的山火失控。触目惊心的图片和影像传达着气候危机的凶兆,而这只是最可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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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08 一个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谈也会让人渐渐习以为常,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烦,或者干脆怀疑和否认——直到震惊的时刻来临。个体健康状况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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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10 现在这个时刻来了,绝非危言耸听:有极大的概率,我们无法达成控制气候变暖的预期目标。不是迟了,而是已经太迟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们终于同意一起来“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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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12 地球生态并不会毁灭,但将长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将在医院度过余生)。这甚至不是什么“代际间正义”问题,而是当下年轻一代(或者足够长寿的中年人)会遭遇的命运。可这么悲观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则会让人过于绝望。也许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会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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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14 这些感想是因为阅读《纽约客》9月发表的长文,题为《如果我们不再假装会怎样?》。[54]作者乔纳森·弗兰岑的核心论点令人沮丧。他相信“气候大灾难(apocalypse)即将来临”,并认为“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无法防止这场灾难”。这很难让人接受。但在研读了十多篇相关文献之后,我却没有发现有力的反驳论据。弗兰岑很可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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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16 2019年在(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仅相差0.04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趋势的数据是,这个排行榜上最热的前八名全都属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地球开始“发烫”,格陵兰冰盖融化了三千亿吨冰(净损失),明显高于近几年的年度平均值二千四百亿吨。9月22日,数百人聚集于阿尔卑斯山,为山上的冰川举办“葬礼”,宣读“悼词”。炎热的夏季,法国和德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的温度过高,曾被迫关闭核反应堆的运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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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18 牛津词典的2019年度词汇是“climate emergency”(气候紧急状态),其词典定义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此前,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都相继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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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20 11月《生命科学》学刊发表一份声明,题为《世界科学家的气候紧急状态警告》,来自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上万名科学家联署支持。他们“清晰而明确地”宣告:“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为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一些重大转变——转变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随后这份声明在“世界科学家联盟”网站继续征集科学家联署。[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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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22 实际上,科学家的危机警报早已拉响。早在1992年,由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肯德尔领衔,发表《世界科学家致人类的警告》,大约一千七百名知名科学家签名。2017年11月,超过一万五千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同题警告的“第二份通知”,发起人是美国生态学教授威廉·J.里普尔,他也是今年这份声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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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24 气候危机意识也逐渐深入大众文化。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当时就引起轰动,后来出现了许多观赏性更强的影视作品。2004年气候灾难电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虽然作为科幻片,其科学性屈从于虚构性,因而受到几位科学家质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气候公共教育的努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2006年主创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受到广泛赞誉,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编撰的同名图书曾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于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卓越成就,戈尔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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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26 经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绝于耳的警告,的确更新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带来了可观的行动实践。那么,为什么人类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远远落后于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获得正确认知的过程过于缓慢,错过了有利的行动时机。在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逐渐达成广泛共识之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变得日益紧迫,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难度极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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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28 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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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0 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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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2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97%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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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4 在8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格蕾塔·桑伯格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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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6 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63]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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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38 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蒂莫西·伦顿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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