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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0 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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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2 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2℃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1.5℃,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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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4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1.1℃!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1℃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66]要实现2℃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20%,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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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6 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得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作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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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48 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68]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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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0 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亚历克斯·罗森伯格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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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2 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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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4 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19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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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6 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加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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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58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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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0 2000年以来的西方 [:1701877007]
1701877561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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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3 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五十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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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5 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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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7 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71]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或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等教育纪事报》还组织了专题讨论。[72]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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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69 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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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1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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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3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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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5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60%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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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7 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74]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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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79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ve)。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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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81 如果用体育竞赛作比,马科维茨似乎是说,精英阶层在双重意义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学竞争中,他们的子女接受了昂贵而优质的强化训练(这是中下阶层完全无力负担的培训),这相当于包揽了最优秀的教练和训练设置,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就业竞争中改换了比赛项目,原来的比赛是(比如拔河之类)人人可以参加的项目,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之类)未经特殊训练完全无法入场的项目。这些新设置的项目对获胜者的奖赏(收入)极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达不到准入门槛。马科维茨相信,这些高收入行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精英阶层有意为之——为了将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他们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因此优绩制的实际操作证明,所谓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虚假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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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83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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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85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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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87 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着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护自己的特权地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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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77589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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