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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西洋秩序”。在我看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可能有相当强的理由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西洋秩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不只是陷入向外扩展的困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西方世界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未必导致其崩溃，但会使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因此，奉行“大西洋秩序”的国家需要重新确立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内外政策的调整。目前“大西洋秩序”的趋势是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这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中可窥见一些端倪。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哪怕持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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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目前既有国际秩序的困境或者危机对中国未必就是“利好消息”。有人认为，现在西方衰败了，正好是中国“反守为攻”的好时机，这种想法很可能是一种错觉和误判。中国已经是世界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许多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做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当今世界是一个“联通的世界”，已经不可能相互隔绝。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地独立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完全地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个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这需要建立起真正的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未来，不可能把一个区域秩序的价值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而应当在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真正的对话。这种互动不只是为了达成相互理解，也要求各自的改变，要求各个国家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公正的全球秩序做出变革的努力，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相互批评、竞争甚至一些冲突。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全球对话，以此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原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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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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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于2018年11月13日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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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西方社会现状与广义政治学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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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2003年开始，您每年写一篇“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自2016年起，您把综述的标题改为“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似乎比较明确地把重心放在了公共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认为这项工作是一种带有立场的（interested）写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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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系列最初的定位是“资讯服务”，设想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界同行，通过介绍西方知识界最近发生的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事件和议题，为专业学者提供更开阔的（超越自己特定专业的）视野。简单地说，就是帮助读者“being informed”：一是便于大家了解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动向，一是使大家对公共思想与专业研究之间的关联保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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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服务性的工作看上去挺简单，主要是“力气活”（每年年底读上百篇文献，直接使用的有五六十篇），但困难是在大量的文献中进行取舍，这要求对“重要性”有尽可能客观的判断，但议题的选择和呈现方式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主观视角，这是让我反复纠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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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难是如何处理重要性与新颖性之间的平衡。文章最理想的效果是让读者获得原本不熟悉但却十分重要的信息、动向和观点，但这个目标越来越难以达成。在200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网络信息资源还没有这么发达，相对容易做到。后来，读者对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获取越来越便利，青年学者的外语能力普遍都比较强，西方思想界发生的重要事情很快就得到传播。如果重要的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坚持选题的重要性就很可能会失去新颖性。但如果为了保持文章的“新鲜感”去写一些冷门偏僻的议题，就会成为“猎奇”，从而偏离初衷。所以，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调整了文章的定位，更加明确地着眼于公共思想议题，并加强和加深评论的部分，从“综述”变成“述评”，希望在观点和论辩（而不是信息本身）的层面上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新意。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篇幅难以控制，这个系列从最初的一万字左右，到现在超过了两万五千字。另一个风险是，无论如何节制，都很难完全避免某种主观性。比如，最近这篇文章中讨论特朗普执政的部分，就有朋友批评相关的评论“过于负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失去了客观性，其实我还是相当节制的，因为西方思想界在总体上对特朗普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无论如何，这个写作受制于我个人的视角和知识积累，无法达到一种“年鉴”式的客观性标准，这也不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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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去年《外交事务》有文章说，这是杰克逊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宏观战略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复仇。如果回顾起来，一度流行的对美国政治的认知是否存在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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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能有些方面需要反思，其中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当作美国文化的核心，但早年他也是一位“信条论者”。他在1981年的著作中曾说，“将民族性等同于政治信条或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说，一个英国人变得“非英国化”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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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尽管某种倡导“普遍自由”“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议程长期掌握美国的文化领导权，“白人民族主义”却依旧死灰复燃。马克·里拉在特朗普胜选几天后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及2017年出版的新书，把账算在了身份政治，尤其是所谓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文系培养的自恋主义文化上，但《波士顿评论》最近的文章批评里拉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是另一版本的国家层面的象征主义政治，其本身未必不是空洞的。在您看来，什么是民主党和自由派需要在失败中总结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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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特朗普的胜选原因有偏重经济和偏重文化的不同解释，我认为单一解释都是片面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最贫困的阶层。这个情况与欧洲相似，英国支持脱欧或者法国支持勒庞的核心选民都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而是来自中下阶层。福山认为，这些人经历了“社会相对地位的巨大损失”，并担心自己会每况愈下，落入最底层。特朗普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有效地将白人工作阶层的受挫感归咎于“他者”（全球化中的“掠夺者”、享受福利的“懒惰者”，以及“窃取”经济成果的外来移民等），从而将其选民基本盘的经济要求与他们的种族认同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伪装成”）美国正统的文化政治论述，并向选民许诺了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变白”）的梦想。即便这个许诺落空，特朗普也一定会将其归咎于民主党的破坏或者各种“反美势力”的阴谋，而他将永远是最正确和最具智慧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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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派和左派来说，如何对待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是个艰巨的难题。将他们全部判定为邪恶的种族主义者，然后决一死战？或者应当分化和瓦解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如何建立支持民主党政治议程的政治联盟？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里拉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认为2016年民主党政治失败的教训之一是“身份政治”陷入了歧途。在他看来，以特殊群体的身份来塑造政治，在道德上或许很有意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尤其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他呼吁重返公民政治，诉诸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团结，而不是强调各个特殊群体的独特差异。他的新书《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一半以上的书评都是批评性的，而在不到一半的赞赏者中又有一半是来自保守派的声音，这使他像是自由派阵营中的“变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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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里拉的问题意识有些同感，但对他的观点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重建公民政治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路径不是放弃，而是经由身份政治来实现（正如寻求世界主义的目标，也无法抛开而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身份政治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公民政治，并且非常重视在多样的族群身份之间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但自由派建立“交叉性”的政治努力在实践中并不成功。比如，在策划女性群体支持希拉里竞选的一次集会中，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女性团体要求参加却被拒绝在外，因为她们大多倾向于反对堕胎（所谓pro-life）的立场。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上推出的《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十分醒目，包括对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声明。然而，民主党的网站主页上却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各个群体分别提出的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意义上，里拉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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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坚持道德原则的同时如何保持良好的政治现实感，也是自由派需要反思的问题。比如，去年拆除罗伯特·李的塑像等南方邦联纪念碑的动议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夏洛茨维尔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我注意到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的意见，他算是元老级的民权运动领袖，是马丁·路德·金的亲密战友，曾担任国会议员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当然反对极右翼的“白人至上论”，但他却主张保留那些纪念物。他的理由是，一项正当的动议如果会造成民众的严重分裂，会丧失多数支持，那么在政治上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当时有六成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保留这些纪念碑（即便在非洲裔美国人当中，也有44%主张保留，高于主张移除的40%）。扬本人注重经济而轻视象征物的看法或许过于老派，但他的意见发人深思：什么问题可以妥协？什么样的妥协就变成了背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道德原则的指南，也同样需要具有现实敏感性的政治智慧，需要情景化和策略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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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述评文章里说，去年欧洲经历了“马克龙时刻”，像哈贝马斯就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机遇。不过，法国《世界报》也刊登了两种左翼的批评声音。梅朗雄背后的政治哲学家尚塔尔·墨菲认为，“新工党”“第三条道路”呼唤出的“中左”共识，废弃了左右之分，导致了代表性危机，而马克龙的政策则是这种后政治逻辑的最高阶段；传说是马克龙老师的艾蒂安·巴里巴尔虽然支持“重建”欧盟，但认为马克龙的方案无助于政治对经济治理的统御，公民代表将只有咨询功能，而一些民族相对其他民族的霸权地位将被进一步强化。您会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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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我看来，激进左翼的批评常常会带来很独到的思想启迪，巴迪欧、齐泽克和墨菲等理论家总是带来令人兴奋的刺激，但在政治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可行的策略往往不得而知。“代表性”是左翼人士老生常谈的议题，只有神一般的政治家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代表性从来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泛泛而论“代表性断裂”而不做差异化的分殊辨析，就连文字游戏都谈不上。在国民议会选举的五百七十七个席位中，梅朗雄的政党与法共联盟才拿下二十七席，如果推他做法国总统可能是更严重的代表性危机。当然，左翼理论家会说，在政治上以“数量”把握“本质”是极为肤浅的，那么深刻理解的本质与数量无关吗？他们很可能也不会断然否认，然后就会在暧昧玄妙的语词中进行更精彩的概念游戏。我从年轻时就偏爱激进理论的智识挑战，那种“我有哲学，你是意识形态”的说辞对我没有什么威慑力。这类理论拿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可能非常有趣，但在讨论公共政治议题的时候我会谨慎甄别，依据其相关性和现实感来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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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比墨菲的现实感好一些。他自称左派，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马克龙主义者”（但在激进左翼看来，哈贝马斯至多算自由左派）。他对马克龙的支持和赞赏是基于务实的态度，他认为，马克龙代表了欧盟摆脱解体危机最现实可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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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在社会议题上偏左，但在经济政策上有偏右的取向，与当年的托尼·布莱尔或者比尔·克林顿有相似之处，他们在经济政策上距离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可能就一步之遥。放眼全球，左翼政党在经济上成功的例子太少了。那些在政治社会议题上偏左的政治家，在执政之后往往会倒向偏右的经济政策。这不是说左翼在经济上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这首先需要全球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迁，而获得这个前提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从左翼的立场看，更好的替代方案总是可能的，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放弃革命的希望。因此不少激进理论家实际上期待出现一个危机总爆发的时刻，想象这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机遇。但如果危机真的爆发了，最后胜出的政党未必是激进左翼，也有可能是极右翼，是新法西斯主义。因此，马克龙代表的中左调和主义可能是最可行的欧盟改革路线，目前看来有相当大的潜力。在当前欧洲的形势下，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赞成开放的多元文化主义，支持女权主义，并且具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已经相当难能可贵。在德国，默克尔的联盟最近终于与社民党成功组建了联合政府。作为欧洲一体化领导者的“法德轴心”幸存下来，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盟似乎看到一点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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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盟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不明朗的，最近意大利议会选举的结果又给欧盟的事业带来了阴云。法国国内对欧盟的态度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很难说未来勒庞或其同党就不会当选总统。“德国选择党”在短短几年内就位居第三大党，也有可能在未来主导政府。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处在文化内战的分裂状态，每个国家都有部分民众支持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而另一部是倾向于本土主义的疑欧派或脱欧派。双方会长期处在拉锯战之中，欧盟的事业也注定将经受相当长期的反复摇摆的考验，常常会陷入不进则退又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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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一直认为，欧盟的危机无论多么严重，只要不彻底解体，就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经过整整四百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发展成熟。相比之下，欧盟过于年轻了，它的建构应当是百年尺度的事业。欧洲人通过自觉反思自己的历史遗产，包括战争的灾难和痛苦，有意识地来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超越已经习惯固化的民族国家结构，这显示了人类的政治努力能够企及近乎乌托邦的理想。这是值得付出巨大耐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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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去年，“#MeToo”运动席卷欧美。在齐泽克看来，“#MeToo”运动解决问题的方式——签订性契约——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伴随这一运动的展开，您觉得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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