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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MeToo”运动关乎个体和女性群体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有很强的道德主义倾向。这种道德主义与人的尊严、平等这些重要的价值关联在一起，应当予以关切和支持。这场运动出现的反对和异议也并不令人意外，同时有些来自（常常是伪装过的）男权主义意识的反弹。正当的批判往往并不反对运动的价值目标和原则，而是针对这些原则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这一点往往涉及分寸的适度性。展开这些讨论是有意义的，虽然未必能达成共识。像齐泽克提出的问题涉及人类交往的复杂性。平等的道德原则在大部分人际关系中具有优先地位，但两性或同性的亲密关系可能是最为复杂和丰富的人类活动，道德因素并不是其中唯一要考虑的要素，有时（在达到基本底线之上时）甚至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这当然不能为性侵和明确的性骚扰提供借口，因为这些行径已经落在基本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之下，使得道德问题凸显为最为优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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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2018年年初，美国喜剧演员阿齐兹·安萨里受到性骚扰指控，引起了激烈的争议，部分原因就与这种“灰色地带”有关。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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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么应当由谁、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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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嫌疑的作者与其作品的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个人以为，二者应当作必要的切割。实际上，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历史上的大部分作者都可能有某种“政治不正确”的弊病，他们很可能是男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宗教迫害者、沙文主义者、西方中心主义者或阶级压迫者……如果他们的作品都被禁止，那么人类文明史可能必须从当代开始。另外，对当代人可能需要更严格的标准，对性侵者，通过限制或禁止他们的作品对其不当行为予以惩罚可能是一个选项，但也需要考虑比例原则，而且这不是惩罚的唯一方式，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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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这些年在构想一种“广义政治学理论”。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需要这样一种听起来颇为宏大的政治理论？它与您在《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一文中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展望有什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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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理论虽然酝酿了许多年，但现在仍然停留在构想层面。最初的构想只是为研究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寻找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并没有这么庞大的计划。后来，对许多当代政治问题的思考都激发我去扩展这个框架。比如，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独特的，那么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内外的疆界，但文化又是变化的，其变化的动力是什么？疆界是什么意思，它可以改变吗？国家的疆界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此前更小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在相互碰撞和融合之后的产物，那么这种融合会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世界吗？另外，为什么同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彼此之间会出现那么大的分歧，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吗？在微观的层面上，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个体与他人以及群体的关系对身份的建构有什么作用？个体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各种现成的理论获得解释，但这些理论不在一个统一融贯的系统之中。由此，我就逐渐产生了发展一个系统理论的想法。书名都想好了，比较刻板的书生气，叫“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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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以“疆界”（boundary）与“遭遇”（encounter）为核心范畴，在政治本体论的基础层面上，系统性地重新阐述政治本身与政治原理。政治在根本上关涉人类所有形态的关系，而所有关系都需要根据彼此间的疆界来界定。人类基于各个层级的疆界——从个体自我，到家庭、宗族、部落和领地，到城邦与地域，再到民族国家和“星球”之间的物理意义与精神意义的疆界——来构成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自由与秩序、主权与服从、合法与非法、友爱与敌对等一系列基本的政治范畴。而遭遇是政治变迁的动力学，跨越疆界的物质与精神的遭遇，成为引发疆界改写、瓦解和重建的动力机制。这项基础性的研究是从哲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角度，建构新的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尝试。之所以称其为“广义政治学理论”（general political theory），在于它以两个范畴及其辩证关系为核心，容纳了最为广泛的政治现象——从经典的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到后现代的“生命政治”“身体政治”和“性别政治”等，并且试图打破规范性政治理论与经验政治科学之间的传统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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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宏大的理论构造是否有意义？我觉得至少需要通过三个标准的检测：第一，它自身是简洁、清晰和融贯的理论，这是一个形式标准；第二，它能够解释以往理论已经解释的现象和问题；第三，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既有理论难以解释或未能充分解释的现象和问题。如果不能满足这三个标准，那么这个理论只是对既有理论的转译，就是换一种说法而已，至多只有形式简约的意义。比如说，所有关系都可以界定为“遭遇”的亚类型，卡尔·施米特讲的“敌我关系”为一端，列维纳斯讲的“对他者的责任”是另一端，中间存在多种亚类型。不过即便成功地完成了“遭遇”的类型学处理，这仍然只获得了形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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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理论构想也可能具有创新的潜力。比如，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么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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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原始的两性关系，到小共同体的形成，遭遇是能动者的基本存在形式。如果说疆界确定了结构和秩序的边界，那么遭遇使疆界的扩展成为可能，从洞穴、家族、部落，扩展为小公国、王国、帝国等。遭遇有多种类型，包括疆界的瓦解、改写、重建，带来文化的征服、同化、分化和融合等。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当然有建构主义的取向，但建构本身受到疆界自滞性的限制，防止了激进建构主义的任意性。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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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么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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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么？《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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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对我有很大启发。后来，当我联系到“遭遇”这个概念，就感到有可能在更宽泛和更系统的层面上使用“疆界”这个范畴。“遭遇”的概念最初来自受到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本杰明·纳尔逊（Benjamin Nelson）的意识结构（structures of consciousness）理论，该理论近年来通过英国的世界主义理论家德朗迪（Gerard Delanty）等人的努力获得复兴。我是在和德朗迪的交往中开始了解并研读这些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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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完全没有把握。三年前我制定的计划是今年完成，现在看来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专业的学术工作，需要与前人对话，一个庞大的理论构想需要处理的文献太多。如果我现在就退休了，用五年时间有希望完成。实际上，学术界极少有人会公开谈论一个自己尚未充分发展的理论构想。恰恰是因为没有把握，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以及何时完成，所以才会有这样奇怪的“事先张扬”，将其用作对自己的激励。听说有人公开宣布自己戒烟，就有更大的概率成功。困难的事情可能有相同之处，或许理论创造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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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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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澎湃新闻对作者的访谈（2018年3月18日）文稿整理而成，收录时稍有删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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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西方主流正在从“单声部”重回“多声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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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举办过“读懂中国”论坛，现在上海举办“读懂世界”论坛，二者可相映成辉。我们需要内外兼具的视角，因为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实际上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我们谈起世界，关注的往往是西方世界，但必须意识到西方并不是世界的全部。虽然我今天要谈的是西方问题，但必须指出这个可能的盲点。另外，今天在讨论西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重“内在视角”，就是要进入西方的自我理解和世界图景中。中国讲究“知己知彼”，无论是将对方当作朋友、竞争者还是敌人，如其所是地“知道”对方非常重要。日本学者在对待中国问题时，特别强调“知华”。中国对于西方问题也应该如此，比如对待美国，无论采取所谓“反美”还是“亲美”的立场，你首先要成为“知美派”。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现代思想史，西方思想内部有显著的多样性，所谓“主流”，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而是众多声音汇集而成的潮流。这是西方主流思想长期的特点。受时间限制，我只能冒着简单化的风险，讨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一是意识形态的，这是西方内政外交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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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在年底都要写一份西方思想文化热点的综述，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大家比较关注政治发展趋势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比较容易忽略文化领域。近年来，在新的技术文明下，互联网带来了虚拟空间与虚拟的现实性，文化变迁在很深的层面上改变了人的自我认知、存在体验、社会感、社会意识和对国家的感知。有一个从事IT行业的年轻人，给我看过一张“世界地图”，这个地图不是按照国别来划分世界，而是根据互联网的人口分布来分割：这是“Facebook国”“Twitter国”“QQ国”“微信国”……这样一张“世界地图”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认知框架，以及一种相当不同的“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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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冲击引发了许多问题，包括大学在将来是否还会存在？古典人文教育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网络时代是否造成文化的扁平化甚至弱智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人特别警觉新技术的破坏作用，有人则为互联网时代叫好。负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网络游戏上瘾、网络色情的泛滥等，但我今天要举几个相当正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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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熟悉的维基百科（Wikipedia）是非常惊人的了不起的事业，将世界上这么多人的智慧聚沙成塔，形成了公民自发性、非营利支持的一个文化标杆。维基百科到现在已经整整运营十五年了。在创办之初，有一群物理学家曾评估维基百科的物理学词条的正确率，结果令人惊讶，它的错误率非常低，与各大著名的百科全书不相上下。维基百科依然在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新技术文明带来的新的文化生产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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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网文化一个常见的批判是其“文化快餐”性质，即迅即而浅薄的消费。但也有反潮流的例子。比如，Aeon网络杂志（https://aeon.co/）创设以来，覆盖的主题有哲学、科学、心理学、健康科学、社会与文化，而且着眼于大视野和深度讨论，大多数文章都是几千单词的长文，许多作者都是著名学者和专栏作家，网站上还有质量很高的纪录片。我写年度综述时，仅关于ISIS的问题就读了近七十篇文章，其中发表在Aeon网站上的两篇完全是一流水准。这个网络杂志提倡“长阅读、慢阅读和深阅读”的模式，呈现出反潮流的样态，短短三年就已经在英语知识界获得了非常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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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国拉开了又一轮总统竞选的帷幕。西方竞争性民主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财团用金钱干预政治，一是政治家越来越像明星一样操纵选民。这两个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但在互联网条件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应对方式。比如，奥巴马第一次当选时，他的大部分竞选经费来源于网络小额捐款（二十美元以下），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一点完全不可想象。2016年，美国有哲学家出面组织，带一群年轻人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借用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弹幕”形式（一边看电视剧一边评论，评论随之在屏幕显示），来为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节目做即时的在线评论，专门指正其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论证错误。这当然需要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一个竞选人给出一个数据或者提出一个观点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在弹幕上评论说，这个数据是不确切的，或者这个观点的前提有问题，或者这里的逻辑推论是错误的，等等。在民主政治时代，哲学家可能做不了哲学王，但可以发挥自己的强项来提高民主政治的辩论质量，来抵制政客利用煽情和错误事实来误导和操纵选民，让政治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事实和理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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