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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年代之初，多少欧洲知识分子将希望与未来深切地寄托给斯大林的苏联？对他们而言，这是人类最终战胜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想和实在的前景，这是思想预见与道德情感的双重寄托。一系列的幻灭事件发生：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事件、“古拉格”，直到柏林墙的倒塌。半个世纪的历史，曾经的理想实际上在严酷的现实中破灭。但正统左翼如何对待自己的这段历史？如何对待这智识与道德的双重创伤？他们从未有过真正坦诚的自我批判与具有思想力量的历史解释。因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如果彻底自我清算，是否会陷入投降主义？是否会失去最后的抵抗？整个世界是否会落入资本主义的宰制之中？这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一种源自深刻道义感的负担。这个心结（complex）并没有解开。这仍然是左翼一个无法消除的心病、一个道德情感上的创伤内核。于是他们宁愿等待，如果相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自我化解的，那么历史终究会出现那个时刻——那个危机总爆发的时刻，那个濒临崩溃的时刻。到那个时刻，在历史证据的支持下，再来收复失地。而在此之前，左翼不得不被哈姆雷特的幽灵所俘获——深邃而高贵地背负着道义负担，怀着哈姆雷特式的迟疑与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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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国民众不是哈姆雷特。他们的“智力与品位”都不足以承受这种高贵的犹豫不决。于是，莱维这种毫无担当的投机分子才得以乘虚而入。的确，他们没有任何深刻的哲学见解，阿隆一开始就看得很准：“‘新哲学家’们首先引起轰动的，是他们彻底地反对苏维埃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莱维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他告别他的激进左翼立场是在1973年，那一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像他自己坦白承认的那样，正是阅读索尔仁尼琴使他“幡然觉醒”。因为正统左翼中具有一流见识与道义感的思想家们的迟疑与延宕，这个三流货色才得以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他的“幡然觉醒”并没有径直倒向右翼或极端自由派，他依然声称自己是“另类的左翼”（甚至“终身左翼”）。他的“新哲学运动”同志已经倒向了保守派，公开支持萨科奇的竞选，而莱维却拒绝了萨科奇的“招安”（无论这多么像一次表演）。他在最近的电视访谈节目中适时地谴责“自由放任派”导致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的迷惘》中，他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比如对巨大购物中心的隐喻性阐释）和“暴力”（比如对美国多所监狱的实地考察）做出了无情的（当然是拾人牙慧的）批判。他的小聪明帮他发明了各种标签：他是“反反美主义”（anti-anti-Americanism），而不是亲美主义（proAmericanism）；他作为左翼的使命是捍卫普世人权，是反抗所谓“宗教极权主义”。他用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标榜自己的独特政治立场。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这个真空地带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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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三十年的成功演出。三十年的“BHL现象”可能远远超出了一个小聪明的把戏。也许，在另一个意义上，莱维的立场是前后一致的，对应了某种正统左翼一直回避的现实（也是民众的“现实感”的基础）：野蛮主义——贫困、暴力和不公具有形形色色的形态和来源，并不能全部归于邪恶资本主义的名下，而美国也不能简单化约为这个邪恶资本主义的化身。那么，一厢情愿地将所有野蛮都归咎于美国，或者“迂回地”最终归咎于美国，就失去了说服力和对民众的感受力。如果大众听不懂这么“迂回的”解释，如果他们不再相信比如（乔姆斯基著名的断言）“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只是《纽约时报》编造的谎言”，那么就很容易接受莱维的花言巧语，倾听他的“反反美主义”——谴责“将美国看作是其他国家的错误、无能以及矛盾的替罪羊的荒谬言论”。而莱维的修辞术格外具有挑逗性：“当战争正在摧毁达尔富尔，当尼日尔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饥饿中死去的时候，当新塔利班成员羞辱阿富汗村庄里的妇女的时候，当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把活烧妇女叫作荣誉犯罪的时候，当最贫穷的国家中那些无能的、腐败的领导人把百姓敲骨吸髓，放在自己平庸利益的祭坛上牺牲的时候，这些偏执狂在这些问题前束手无策，他们只会像失控的机器人一样重复：‘都怪美国！都怪美国！’”接着，莱维就用他惯常的“推理”伎俩作出断言：“在欧洲，反美主义一直和我们卑劣的本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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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怕贝尔纳—亨利·莱维？他只不过是在正统左翼的沉默失语处高声喧哗，但无论他多么蹩脚，多么浅薄，多么怪异，只要这个位置仍然空着，他仍然会表演下去。只要“反美”与“反暴政”不是永远统一的，只要在两者出现裂缝时正统左翼仍然犹豫不定，那么莱维就继续会有他的媒体市场——不只在法国，甚至不只在“其他的主要西方文化”中——“怪异的”BHL现象还会持续，直到“那个时刻”的来临。“9·11”事件或许还不是那个时刻（因为它最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猖獗回潮）。但终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欧洲正统左翼应该在暗中指望它加剧升级吗？指望美国资本主义的彻底垮台、指望这个“世界秩序”的最终崩溃，好“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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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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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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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rnard-Henri Levy, Left in Dark Times: A Stand Against the New Barbarism, Random Hous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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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égringolad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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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萨义德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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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曾在《伦敦书评》发表过一篇文章，回忆了他与福柯及萨特相遇的经历。文章透露了这三位享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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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萨义德在纽约收到一份电报，法国《现代》杂志邀请他赴巴黎出席一个关于中东和平问题的研讨会，电报的落款人是波伏瓦和萨特。他在惶恐之中竟然怀疑这是个玩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如同收到艾略特和伍尔夫的邀请去《日晷》杂志的办公室做客”。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才确认这份电报的确属实，随即接受了邀请。萨义德那时已经四十四岁了，刚刚出版了《东方学》，并由于积极介入中东政治问题而为人注目。为什么他仍然会为收到这份邀请而惶恐？因为在他心目中，“萨特一直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英雄之一，在我们时代的几乎每一个进步事业中，他的洞见与知性天才都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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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到达巴黎后，在下榻的宾馆中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通知：“由于安全原因，讨论会改在福柯的家中举行。”第二天上午萨义德赶到了福柯的居所，几位与会者已经就座，波伏瓦在谈论她去德黑兰组织示威的计划，却迟迟不见萨特露面。他对波伏瓦的喋喋不休没有好感，而且觉得她虚荣得无以争辩。一个小时左右波伏瓦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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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书架上，萨义德发现了自己的著作《开端：意图与方法》，这使他感到高兴。但福柯表示，自己对这个研讨会无可贡献，一会儿就要去国家图书馆。福柯与萨义德之间的交往一直是友好而亲切的，但他从不愿对萨义德谈论中东政治问题。直到福柯去世之后，萨义德才渐渐明白其中的原委。他从福柯的传记中获知，1967年福柯在突尼斯目睹了反犹太主义的疯狂，便中断了在那里的教学工作返回巴黎。但后来突尼斯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告诉萨义德，福柯的离去是由于当时与一名学生的同性恋关系“败露”，被校方辞退。萨义德不知道哪一个版本的故事更为真实准确。后来他从德勒兹那里得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福柯因为倾向于支持以色列而与德勒兹争执，这两位一度最亲密的朋友也渐渐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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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终于到场了，被一群助理和翻译簇拥着。使萨义德深为吃惊的，不只是萨特的苍老与憔悴，还有他在讨论中几乎一言不发，消极而冷漠。只有他的助理以权威口吻不断插话。萨义德打断了讨论，坚决要求听到萨特自己的发言。萨义德最后获得的是萨特事先准备好的两页文稿，其中只有对埃及总统萨达特陈腐而空洞的赞美，而对巴勒斯坦的诉求不置一词。萨义德终于明白，自己一直被萨特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的英雄故事所迷惑，其实萨特始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萨义德带着对萨特的极度失望回到纽约，这是他们之间仅有的一次会面。次年，萨特的去世仍然使萨义德深为哀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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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是阿伦特传记作品中较有影响的一部。可以肯定的是，萨义德读过这本书，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个“史料”。不幸的是，他所征引的“史料”是作者的一个“笔误”。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资深编辑作家斯科特·麦克里米就此采写了一篇报道，透露了其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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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传记在198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经过修订在2004年10月推出了第二版，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更正了初版中的一个重要错误，涉及阿伦特与犹太恐怖主义组织的关系。传记第一版中提到，阿伦特曾在1967年和1973年两次捐款给“犹太保卫联盟”（JDL）。JDL于1968年在美国建立，具有恐怖主义倾向，曾涉嫌策划几十起暗杀、爆炸和其他恐怖事件（在其攻击目标的“黑名单”中就包括萨义德）。JDL的行为甚至受到犹太人的批评。例如，著名的犹太组织“反诽谤同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曾谴责JDL的“种族主义、暴力和政治极端主义”。但实际上，阿伦特从未对JDL捐款，她第一次捐款时JDL甚至还没有成立。扬—布鲁尔在传记的第一版发表之后才发现阿伦特捐助的是一个和平主义组织——“犹太人联合呼声”（the United Jewish Appeal），并对自己在匆忙之中造成了重大失误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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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作者用一个注释特别指出了这个失误，同时也披露，萨义德曾引用这个误传，并对她更正的要求置之不顾。在1985年秋季号的《批判性探索》（Critical Inquiry）中，萨义德发表《差异的意识形态》一文。其中写道：“虽然阿伦特在战前帮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但她始终是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不过，她在1967年曾给JDL捐款，在1973年又捐了一次。”这篇文章发表时，JDL的创建者开始对以色列政治施加影响，鼓吹要将所有阿拉伯人从以色列驱逐出去。这个关于阿伦特的误传无疑对她构成了严重却不实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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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鲁尔在读到萨义德的文章后大惊失色，立即写信给萨义德和《批判性探索》编辑部，解释这一错误的来由并表达了深切的歉意。她在信中恳求，如果文章结集重印请一定对此予以更正，“你可以对我说任何话，是我罪有应得，但请不要继续对阿伦特以讹传讹”。但是，萨义德从未给她回复，而且只字未改地将这篇文章收录在他1986年出版的文集中。扬—布鲁尔在新版序言中说：“萨义德拒绝对此予以更正，使这个错误被更为广泛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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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究竟是萨义德没有收到过扬—布鲁尔这封信，还是他不愿对此更正？扬—布鲁尔认为，他收到了信，但“他选择不做更正”。扬—布鲁尔近年也在萨义德生前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但从未就此与他进行当面交涉。对于去世不久的萨义德来说，这是否也构成了一个不实的指控呢？对此，我们大约需要萨义德的传记作者以后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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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里达引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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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去世后的两天，美国知识界的主要论坛《纽约时报》刊出一篇轻佻的“讣告”，引起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十二年前关于德里达的另一次著名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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