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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德里达引发的争议 [:17018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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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桑塔格之于我们这个时代 [:17018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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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领略罗蒂 [:170188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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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170187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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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17018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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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想象世界[1]（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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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的意义上，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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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编写的年度“西方知识界回顾”系列已经是国人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的必读篇目。当时写该系列的契机和由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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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编写这个系列源自一个偶然的契机。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一位编辑想在报纸上做国内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热点的年度回顾，他邀请我写西方部分，我就答应了。当时未曾想到，后来连续写了十三年。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文章本身有多好，而是这样的文章回应了某种智识需求，了解西方思想状况的需求。在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相当热烈的辩论，特别是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辩论，主题非常开阔，主要是针对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涉及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正义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辩论多少都有一个知识背景或参照，就是西方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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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参照背景的来由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晚清以来，与西方世界相遇后，中国真正开始发现外部世界，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参照背景转换。在中国传统的话语、概念、认知或规范体系之外，我们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参照体系。此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思想讨论，多少都会参照西方学术思想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思想不是外在于中国的，而是中国思想构成性的一部分。所以，报纸（或知识性的媒体）有这样的需求，反映了我们期望对自己一直在有意或无意识地沿用的西方知识背景获得更清晰的了解和更自觉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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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立场来借鉴、反思和批评。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综述的主要动机之一，我们要尽可能深入地从内部了解西方，但同时又不盲从，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来远观它。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多好，但努力寻求一个比较平衡的认识是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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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听到有人说这是“年度必读”文本，让我惶恐不安。这当然是一种过誉之辞。在2003年开始写的时候，网络信息资源还没有这么发达，而现在，读者的信息资源很丰富，外语水平也越来越高，我就觉得这个写作越来越困难，也一直怀疑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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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注意到，您的参考资料来源十分广泛，从学术专著、前沿期刊，到《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等报刊都有涉及。另外还包括类似“前沿”（edge.org）这样的网站，以及与知识界相关的电影和影评（像《华氏911》和纪念海德格尔的《多瑙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您是如何保持这么大的阅读量，同时又能选择到高质量的信息，为撰文做准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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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媒体邀请我，大概是考虑到我能读英文文献，关注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我虽然受的是政治学专业的训练，但关注哲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曾爱好文学艺术，还有过理工科的专业学习经历。所以对这个选题，大概是比较“平衡”的作者人选。但我相信，现在一定有更优秀的年轻人能胜任类似的工作，而且会做得更出色。只不过这个写作很辛苦，我说过这像是“学术民工”，首先是个“力气活儿”，要读大量的文献，并从中作出得当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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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几年内地网络的学术资源还不充分。我有一点优势，就是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三年，离职的时候被聘为荣誉研究员，保留了我的图书馆系统权限，能够查阅中文大学图书馆订阅的大量电子版英文学术期刊。但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读那么多文献。除了自己因为专业研究经常关注的几个刊物，我依赖一些线索，比如Arts And Letters Daily网站。这是新西兰的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创办的网络文摘（目前被《高等教育纪事报》收购了），每天更新，汇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刊物和网站甚至专业学术刊物的文章。在内容上，注重文学艺术和文化，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尤其注重科学，这给了我很多线索。此外我平时读得多的一些，比如《高等教育纪事报》《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等，这些构成了我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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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信息多少，现在我们完全不缺信息，而是如何从大量的信息和阅读中进行筛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前我每个月都做一点笔记，把将来可能作为综述的题材记下来。后来资讯越来越丰富，发现需要读的文献越来越多，根本来不及读，就收藏起来，但积累到年底，工作量就非常可怕。每年大概从12月初开始，我会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阅读和整理收藏的资料。这个过程既愉快又痛苦，因为会读到很多有意思的文章，虽然大多数文章是用不上的。我尽可能做到相对客观、全面地对信息、材料、事件和线索进行评估和取舍。由于截稿时间的压力和篇幅限制，我每次都会陷入紧张焦虑的情绪，特别困难的是在时间压力下做出判断：哪些议题要纳入，哪些要排除；哪些文章要介绍得详尽些，哪些只是点到为止。取舍的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尽可能保持客观，照顾到重要的事件或线索，警惕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篇幅限制，又要避免为了客观而包含过多的内容，陷入漫无边际而杂乱无章。总之，尽量在简约性和包容性之间寻找平衡。我不认为自己成功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发出来后，也会有朋友提到可能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事件或线索。我想，每个人都依赖自己特定的视角，这个系列的写作当然达不到一种“年鉴”的水平，总是受到个人学识和阅读范围的局限。希望将来有年轻的学人来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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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您所说，信息量大小不是关键，如何筛选信息才是关键。在如此海量的信息中进行选择，不可避免要涉及选择时的理论标准和方法。能具体谈谈您在写这个系列时，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西方知识界选择重要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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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选择标准，我想任何人做这样的工作都会不可避免地代入个人特定的视角和框架。我在做这项工作时，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能否不受自己太多的偏见的约束和影响，有时候非常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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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谈过所谓社会科学的中立性，大家知道纯粹的中立性是做不到的，但韦伯的意思也不是做到完全中立，而是把中立性作为一个可追求的明确目标。这意味着中立性或者说客观性的获得，是通过不断地对主观性进行反思，并且设想站在异己的立场上如何面对问题，由此逐渐逼近中立性，这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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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写作当然隐含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我对西方思想史、现代性的问题特别关注，虽然处理的材料是西方思想界的文献，但我会反复追问：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而言，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和相关的？这是我进行筛选的一个标准。我会尤其注意那些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线索。因为当代思想的有些东西可能是昙花一现，但有些东西会有长期的影响。当然这里永远会有判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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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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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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