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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到达巴黎后，在下榻的宾馆中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通知：“由于安全原因，讨论会改在福柯的家中举行。”第二天上午萨义德赶到了福柯的居所，几位与会者已经就座，波伏瓦在谈论她去德黑兰组织示威的计划，却迟迟不见萨特露面。他对波伏瓦的喋喋不休没有好感，而且觉得她虚荣得无以争辩。一个小时左右波伏瓦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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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书架上，萨义德发现了自己的著作《开端：意图与方法》，这使他感到高兴。但福柯表示，自己对这个研讨会无可贡献，一会儿就要去国家图书馆。福柯与萨义德之间的交往一直是友好而亲切的，但他从不愿对萨义德谈论中东政治问题。直到福柯去世之后，萨义德才渐渐明白其中的原委。他从福柯的传记中获知，1967年福柯在突尼斯目睹了反犹太主义的疯狂，便中断了在那里的教学工作返回巴黎。但后来突尼斯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告诉萨义德，福柯的离去是由于当时与一名学生的同性恋关系“败露”，被校方辞退。萨义德不知道哪一个版本的故事更为真实准确。后来他从德勒兹那里得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福柯因为倾向于支持以色列而与德勒兹争执，这两位一度最亲密的朋友也渐渐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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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终于到场了，被一群助理和翻译簇拥着。使萨义德深为吃惊的，不只是萨特的苍老与憔悴，还有他在讨论中几乎一言不发，消极而冷漠。只有他的助理以权威口吻不断插话。萨义德打断了讨论，坚决要求听到萨特自己的发言。萨义德最后获得的是萨特事先准备好的两页文稿，其中只有对埃及总统萨达特陈腐而空洞的赞美，而对巴勒斯坦的诉求不置一词。萨义德终于明白，自己一直被萨特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的英雄故事所迷惑，其实萨特始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萨义德带着对萨特的极度失望回到纽约，这是他们之间仅有的一次会面。次年，萨特的去世仍然使萨义德深为哀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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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是阿伦特传记作品中较有影响的一部。可以肯定的是，萨义德读过这本书，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个“史料”。不幸的是，他所征引的“史料”是作者的一个“笔误”。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资深编辑作家斯科特·麦克里米就此采写了一篇报道，透露了其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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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传记在198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经过修订在2004年10月推出了第二版，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更正了初版中的一个重要错误，涉及阿伦特与犹太恐怖主义组织的关系。传记第一版中提到，阿伦特曾在1967年和1973年两次捐款给“犹太保卫联盟”（JDL）。JDL于1968年在美国建立，具有恐怖主义倾向，曾涉嫌策划几十起暗杀、爆炸和其他恐怖事件（在其攻击目标的“黑名单”中就包括萨义德）。JDL的行为甚至受到犹太人的批评。例如，著名的犹太组织“反诽谤同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曾谴责JDL的“种族主义、暴力和政治极端主义”。但实际上，阿伦特从未对JDL捐款，她第一次捐款时JDL甚至还没有成立。扬—布鲁尔在传记的第一版发表之后才发现阿伦特捐助的是一个和平主义组织——“犹太人联合呼声”（the United Jewish Appeal），并对自己在匆忙之中造成了重大失误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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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作者用一个注释特别指出了这个失误，同时也披露，萨义德曾引用这个误传，并对她更正的要求置之不顾。在1985年秋季号的《批判性探索》（Critical Inquiry）中，萨义德发表《差异的意识形态》一文。其中写道：“虽然阿伦特在战前帮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但她始终是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不过，她在1967年曾给JDL捐款，在1973年又捐了一次。”这篇文章发表时，JDL的创建者开始对以色列政治施加影响，鼓吹要将所有阿拉伯人从以色列驱逐出去。这个关于阿伦特的误传无疑对她构成了严重却不实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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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鲁尔在读到萨义德的文章后大惊失色，立即写信给萨义德和《批判性探索》编辑部，解释这一错误的来由并表达了深切的歉意。她在信中恳求，如果文章结集重印请一定对此予以更正，“你可以对我说任何话，是我罪有应得，但请不要继续对阿伦特以讹传讹”。但是，萨义德从未给她回复，而且只字未改地将这篇文章收录在他1986年出版的文集中。扬—布鲁尔在新版序言中说：“萨义德拒绝对此予以更正，使这个错误被更为广泛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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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究竟是萨义德没有收到过扬—布鲁尔这封信，还是他不愿对此更正？扬—布鲁尔认为，他收到了信，但“他选择不做更正”。扬—布鲁尔近年也在萨义德生前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但从未就此与他进行当面交涉。对于去世不久的萨义德来说，这是否也构成了一个不实的指控呢？对此，我们大约需要萨义德的传记作者以后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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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里达引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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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去世后的两天，美国知识界的主要论坛《纽约时报》刊出一篇轻佻的“讣告”，引起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十二年前关于德里达的另一次著名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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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巴里·史密斯教授为首的十八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致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写作虽然具有原创性，或许在电影或文学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作为“哲学家”，他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clarity and rigour）。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三百三十六票赞成、二百○四票反对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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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生前死后都是如此。对于德里达来说，“一切都在文本之中”，而任何文本一旦遭遇“解构”，便无法获得其确定的意义。那么，德里达自己的作品，甚至德里达之死本身，也不能不是一个“文本事件”，也不得不引起多义性的阐释。也许，德里达自己很清楚，解构效应最终会指向他本人。于是，“解构德里达”将成为一种悖论性的阐释行动，既是对他的颠覆又是对他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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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解构”最流行的误解就是将它看作一种无可不为的“知识无政府主义”力量，可以滥用，达成任意的结论。但是，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解构只是一种批判性阅读的分析策略，它所激发与“邀请”的多重阐释并不支持“任意阐释”的正当性，它对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颠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彻底的虚无主义本身正是“解构”所要质疑的一种形而上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解构是一种持续而积极的斗争，它所反抗的是唯理主义对生命真实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独断压制。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解构是对生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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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德里达在演讲之后的答问中，将我的提问看作一个可疑的挑衅而格外严肃。在第二天的交谈中他变得谦和起来，也许是看到我手上的那本Dissemination（《散播》）里面写满了旁注，他说自己最怕那种从不阅读而又肆意攻击的“批评者”。他愉快地在那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此刻，看着他的签名我在想：德里达死去了吗？“德里达之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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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桑塔格之于我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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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沉痛”之类的字眼与苏珊·桑塔格的名字并置是不太适宜的，哪怕是用来凭吊她的逝去。桑塔格的一生是对生命最为热烈的礼赞。她的高傲、自信与坚定是摄人心魄的，她的博学、睿智和才华是夺目的，而她的激情、诙谐和热忱是感人至深的。面对令人哀伤的时刻，她的书写或格外沉静或极度义愤，但几乎从不流露伤感与悲痛。对于桑塔格来说，死亡如同疾病，不是“隐喻”，而是一个质朴的事实。正如她在第一次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写到的那样，“每个人生来就持有双重公民的身份，在健康的国度与疾病的国度”，而“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更为费力的公民义务”。桑塔格的辞世是承担了自己最后的生命义务，从容走入永远的夜色中。我们追忆她，心存敬意地寻访她走过的路程，寻求她赋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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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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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在纽约出生，童年在亚利桑那州和洛杉矶市度过。她的生父是犹太裔的皮货商人，主要在中国经商。在她五岁时，母亲独自从中国返回美国，告诉她父亲因患肺病已在中国去世。家境贫困加上母亲酗酒，她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与欢乐。在桑塔格的回忆中，童年是“一场漫长的徒刑”，而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文学书籍。她从三岁开始阅读，八岁时用积攒的所有零花钱买了一套文学丛书，其中有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她回忆说，那时她躺在床上看着书架，如同看着自己的五十位朋友，而每一本书都是通向一个世界的大门。桑塔格一生寻访各种书店购书，去世前将两万五千册个人藏书转交给了加州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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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十五岁的时候，校长说她的水平已经超过学校的老师，决定提前三年让她毕业，将她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不久后她转学到芝加哥大学，与她交往密切的教师中有著名批评家肯尼斯·伯克和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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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她走进教室听一个关于卡夫卡的讲座。演讲者是社会学教师菲利普·里夫，他在结束时问了她的名字。十天以后他们结婚了。那一年桑塔格十七岁，丈夫年长她十一岁。1951年她本科毕业后随同丈夫迁居波士顿，次年生下了儿子大卫。桑塔格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哲学家马尔库塞曾在他们家住过一年。桑塔格回忆说，那时候她所接触的文化与当代毫无关系，“我的现代性观念是尼采所思考的现代性”。1954年和1955年桑塔格分别获得哈佛大学英语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之后在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导下攻读哲学博士，修完了所有的课程，只差博士论文。1957年她获得一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学习，但不满于那里的男权主义习气，很快转到巴黎大学。巴黎的先锋文化艺术使她眼界大开。一年以后她回到美国，丈夫开车到机场接她，还没等到打开车门，桑塔格就对丈夫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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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58年的苏珊·桑塔格，虽然还默默无名，但已经拥有两个硕士学位，领受了十年欧美最优秀的学院文化熏陶，见识了欧洲新锐的艺术探索。作为女人，她已经结婚八年，做了母亲，然后离婚。她经历了这一切，却还不满二十六岁。此时的抉择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抛开了体制化的学术生涯，谢绝了丈夫的赡养费。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执意要在大学世界的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1959年，她带着七岁的儿子、两只箱子和仅有的七十美元移居纽约。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她开始疯狂写作。她说，自己像一名身披新甲的武士，开始了“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和美学上的浅薄与冷漠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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