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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关于这一点你该说些什么呢?因为按照你的观点,人们是凭感官对事物的实在性作判断的,那么一个人怎么会把月亮错认为一个直径大约一英尺的发光平面呢?或者他怎么会在远处观看方塔时把它误认为是圆的呢?或者他怎么会当桨的一端放入水中时把它误认为是曲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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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关于他实际感知的观念,他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他根据他当下的知觉而做出的推断。因而就桨的例子来说,他凭视觉所直接感知到的当然是曲折的;到此为止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由此推断出,当把桨从水里拿出时他仍可以看到同样曲折的样子;或推断出用他的触觉感觉它时也像惯常感觉曲折的东西一样;那样他就错了。同样,如果他要根据在某一位置所感知的月亮或塔便推断说,当他走近月亮或塔时仍然可以感知到相似的观念,那他就错了。但是,他的错误不在于他当下直接感知到的观念(假设他会在这方面犯错误,将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他的错误乃是在于他所做出的错误判断,他错误地认为某些观念应该与那些直接感知的观念联结在一起,他错误地想象那些出于他当下感知的东西的观念也可以在别的情况下被感知到。关于哥白尼天文体系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不能感知到地球的任何运动;但是,我们如果由此就推断说,假如我们位于距离地球很远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距离其他行星那么远,我们那时仍然不能感知到地球的运动,那便是一种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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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我满心愿意。只要你不把任何不同于其被感知的存在归属于感官对象,那么如果你愿意,也尽可以保留“物质”一词,并把它应用于感官对象。我决不会为了一个字眼儿与你争辩。“物质”或物质实体是哲学家们采用的名词;而且他们使用这些名词时,暗示着一种独立性或一种不同于被心灵所感知的存在;但是,普通人从未使用过这些名词;或者即使用过,也是指感官的直接对象。因此人们会认为,只要一切特殊事物的名称以及可感觉的、实体、物体、质料物质等语词都保留着,那么在普通谈话中就决不会为失去“”一词而感到遗憾。至于在哲学谈论中,似乎最好完全废弃这一名词;因为,恐怕没有任何事物会比使用这个意义混乱的一般名词更能助长和加强人心的堕落的无神论倾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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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前面讨论过的观点以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学说是在上面引证的关键段落中提出的——有些学说充分展开了,有些则只勾画出大致的轮廓。贝克莱有效地反驳了洛克企图在经验论中为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质——对象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的区别找到一个基础的尝试。这一区别显然植根于那些伟大的物理学家思想中,因此它必须被保留下来,甚至使之成为核心。但是,为两种性质所提供的经验论的证据却都是一样的,即感官知觉;而且两者地位的不同——二元论——与它们同一的经验本性和经验来源也是不相容的。洛克为调和这个矛盾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贝克莱则不是想解释而是想驳倒唯物主义的物理学或非经验论的数学,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洛克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此外,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用以区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观印象,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活动的想象与记忆所产生;另一方面是客观实在,即鲜明生动性、强制力、不可改变的秩序和规则性,它们决定我们把什么称做“客观的”东西,而与那些或多或少是由我们自己随意产生和操纵的观念和意象相反。这个学说很容易招致反对意见,例如,幻觉、错误的记忆以及其他陈腐固执但不一定使人误入歧途的经验,有时也会像我们所谓真实的知觉一样强烈、鲜明生动、持久、具有内在秩序——但我们仍然把它们归类为主观的东西。然而,贝克莱的理论建议总是强烈地诱惑着经验论者:休谟、穆勒、马赫、罗素,都对它有所利用;而且今天它仍有可尊敬的拥护者。更有趣的是,贝克莱预示了罗素借用数理哲学的术语而称为“逻辑构造”的东西。某些人指责贝克莱,既然根据他的观点,除了观念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那么我们就必定是在吃观念、喝观念、穿观念了,如此等等肯定是荒谬的。贝克莱答复了这些人的指责,他指出,这是一个言语的谬误而不是哲学的谬误,造成这一谬误的原因是,当我们用“观念”替换了“物质客体”时却没有对受到牵连的其余因素做出相应的替换。如果说面包只是我头脑中的一个观念;因此当我吃面包时是在吃一个观念;这种说法忘记了我的身体和吃的动作同样也都是一些观念;因此,“我正在吃面包”就等值于“一个被描述为‘我正在吃面包’的经验(一些观念)正在发生;并且如果这个经验(这些观念)不是正在发生,则‘我正在吃面包’就不是真的”。这一谬误的产生是由于虽然把面包“还原”为“观念”,同时却仍然把身体和吃的动作保留在“未还原的”和“实在的”状态,并与现在所谓虚幻的面包相对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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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关于“逻辑虚构”或“逻辑构造”的学说正是从这里发源的,这种学说主张,关于表面上独立于经验的实体——从政治“实体”,比如法国、英国宪法、证券交易所、美国民主制、俄国革命,到各种物体与事件,比如桌子、虹、地震、心脏病、手枪射击——的一切陈述,都可以完全翻译为不包含任何实体而只包含经验观察者的实际经验或可能经验的陈述。这样一来,所有那些假定物质客体、政治“模式”、“有机整体”是组成世界的不可消除的终极成分,并把这一点设想为彻底经验论的致命障碍的哲学,它们自己都被这种威力无比的紧缩通货的武器炸毁了。这种学说已不再像它从前那样令人生畏了,它在现代经验论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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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贝克莱认为,我们关于他人的自我的知识不是根据“观念”(这会与唯我论相契合),而是依据类推——推想某些不是我们自己却又与我们相似的观察者可以存在的见解,这不是他所定义的“观念”——他的这种观点是一个具有基本重要性和独创性的洞见,休谟和罗素由于(正确地)认为它是贝克莱思想中的一个矛盾,而没能够从中获益,这应算做他们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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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莱对逻辑学以及今天称做“语言分析”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他在哲学史上永恒的重要性仍然在于他毫不含糊地坚持主张:任何声称是关于存在于外界的物理对象的陈述,如果它可能有意义的话,都必定通过某种方式“可以还原为”或“可以分析为”关于直接感官经验内容的陈述。时至今日这一点一直是经验论者的感觉理论的主要论题。在这个论题的种种困难当中——这些困难导致了经验论者的很多晦涩的形而上学——包括一些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如:分析(或还原)或者直接感官经验的内容这些说法究竟表示什么意思。在化学或数学中,“分析”一词具有一个精确的意义;而哲学家对它的使用却常常是依据某种未明确定义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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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为人们广泛主张的关于感官知觉的现代哲学理论即现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更要特别归功于《人类知识原理》中的一句话:“我说我写字用的桌子存在,这就是说我看见它并且摸到它;假若我走出书房以后还说它存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假若我在书房中,我就可以感知它,或者是说,有某个别的精神实际上在感知它。”换言之,说某个现在不被感知的东西存在,也就是说,假如一个观察者处于适当的位置,他就会感知它。贝克莱自己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继续研究。对他来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被感知的对象的持续存在,是借助于上帝而得到保证的。但是穆勒采纳了这一建议,他把物理对象描述为“感觉的恒常可能性”,而现象主义是对这一分析的发展。根据现象主义,每一个关于物理对象的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翻译成一组关于“感官资料”的假设的陈述,即,假如观察者处于适当的位置(不论任何观察者是否在事实上处于适当位置),他就会获得这种感官资料。现象主义者希望以这种方式为贝克莱的经验论的论题(把关于物理对象的陈述变为直接感官经验陈述的完全“可还原性”)提供保证。这一希望还没有实现;为探讨“还原”的不同程度的似合理性而做的努力或者仍在继续进行,或者已导致提出各种精致的解释,以说明为什么这种还原虽然在实际上不可行,但这一点却不会造成(至少在理论上)对于这个学说的致命威胁。这一问题仍在激烈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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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的论证(上面的引文只引用了其论证的一部分)即使不是都用来证明一个完全相同的论点,也是用来证明几个密切相关的论点,他的论证的数目和种类本身是很可疑的。如果贝克莱论述的那种哲学问题之一被阐述清楚了,那么,为了最终证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的真理性,我们不应该要求一连串不同的论证,正如在数学中不需要一连串不同的证明来论证一条定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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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为一本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写的导言里曾经辩驳道:“老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说,一切事物都是我们头脑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父母是我们头脑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产物;但是对任何一个捏造出这种谬论的人都不值得去理会。”对于这种想走三四步棋就把对方将死的愚蠢和引人发笑的尝试,贝克莱的(以及后来马赫与罗素的)答复给予了很充分的驳斥。列宁后来以一种更粗糙的形式重复了这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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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第四章 大卫·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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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年,大卫·休谟出生于爱丁堡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他并不富裕,但有足够的财力放弃他父亲希望他从事的法律职业,转而以一种散漫的方式,致力于对哲学和一般学术的研究。1734年,在布里斯托尝试经商失败后,他经历了一场理性的危机,并且在刹那间的灵感中发现了他真正的职业,他去了法国,在那里撰写他的哲学巨著《人性论》,该书次年出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从印刷机死产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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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并不因为学术界和公众同样的冷淡而气馁,1742年他出版了第一个论文集。他做过阿兰德尔勋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圣·克莱尔将军参加过一次反对法国的军事探险,参观过维也纳和都灵的法庭,其后,返回苏格兰,避居乡间。1752年,他返回爱丁堡,出版了一些政治论文集,并且开始出版他的著名的《英国史》。他没能得到哲学家的名声,现在史学家的声望降临于他。1761年当他完成出版他的《英国史》时,他已是举世闻名了。两年后,他供职于巴黎的英国大使馆,在那里他受到了卓越而又开明的知识团体的热烈欢迎,正是这些团体使得巴黎成为当时文明世界的中心。1766年返回爱丁堡,接着做了副国务大臣,两年后告退,闲居故里,安度余生。这时,他被公认为他的时代第一流的天才人物之一。在《人性论》之后十四年出版的《道德原则研究》最终遂了他的宿愿:成为他自己或者任何时代最伟大和最反对偶像崇拜的哲学家之一。他卒于1776年,和生前一样,他至死还是个无神论者,为友人们所爱戴(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样),是“一个秉质温和的人,会克制脾气,性情开朗,乐于交游而又愉快幽然,可以有些眷爱,但几乎不存敌意,在我的一切情感中都非常有节度,即使我的主要欲望——文名欲,也不能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尽管我经常失望,我的交往对那些初出茅庐,担心莽撞的人以及勤奋执着的饱学之士,无不欢迎”。亚当·斯密谈到休谟时说道:“他欢快的脾气在交往中令人愉快,也常不免伴有琐屑和浅薄的品性,而这一切在他身上当然都伴随着最严肃的专心,最精深的学问,最深刻的思想和无所不通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认为他在人类脆弱的本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最臻于完善的智慧和有德之人的理想——不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只有卢梭曾设法与这位最可爱而又慷慨的人儿挑起争吵。对休谟的哲学著作至今仍有争论,不仅对《自然宗教对话录》,也许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课题的最著名的论文也是这样。没有谁比他更深刻、更激荡人心地影响过哲学思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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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哲学著作几乎不需要解释,可能除了贝克莱以外,他是那个格外明晰的时代中最流畅的哲学著作家。他有权利认为自己是英国最伟大和最革命(在观念的历史中,这些都几乎是同义词)的哲学家。他的特殊的哲学概念例如“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开端,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他思想的发展史,也是与他的思想相对立的。关于“人的科学”必须由自然科学方法即观察和概括来指导。哲学要变成严格的科学必须排除它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都将被揭露而表明为冒牌货和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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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知识理论所需要的“观察”显然主要是在思辨心理学领域进行的,他的哲学思考几乎总是难以与这个领域区别开来。正如《人性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讨论的一样,“人们在交往,日常事物,享乐活动中的行为”,与对“情感”的解释和精神哲学的关系比它们与休谟的知识论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关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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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引自《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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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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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所能给予这门科学本身的惟一坚实基础必须立足于实验和观察之上。考虑到实验哲学用于精神对象要比用于自然晚了一个多世纪,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我们发现这两门科学的起源事实上有着相同的时间间隔,从泰勒斯算到苏格拉底,这段时间跨度接近于从培根勋爵到晚近的一些英国哲学家的时间跨度。这些哲学家们开始把关于人的科学置于新的立足点上,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虽然其他国家在诗歌方面可以与我们相媲美,在其他令人愉快的艺术中可以超越我们,但是理性和哲学的进步则只能归功于我们这个宽容而又自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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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但不应该认为,在关于人的科学这种晚近的进步为我们祖国增添的荣耀少于自然哲学先前的进步所增添的,而且应该去说明这门科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必须进行一番改革,在此基础上,把它尊奉为更光荣的事业。因为对我来说,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那就是心灵的本质和外在物体的本质一样是不可知的,除非在仔细和精确的实验中,在对心灵于不同的环境和情势中产生的那些特殊结果的观察中,我们便必定同样不可能形成任何关于心灵的能力和性质的观念。虽然我们应该把实验推溯到底,解释清楚从最简单和最少的原因中产生的一切结果,借此努力使我们的原理尽可能地普遍化,但是我们不能超出经验,这一点仍是确定不移的。一切自命发现了人类本质的终极原始性质的假说都应当做虚妄和空想予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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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精神哲学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利条件,这是自然哲学所没有的;那就是精神哲学在搜集它的实验材料时,它不能带有目的和预先的计划,并且不能以这种方式消除关于它自身的可能出现的每种特殊的困难。当我想知道一物体对另一物体在某种情势中产生的作用时,我只需把它们放在那种环境中观察所发生的结果就行了。但是,如果我想通过把自己置于我要考察的同样的情形中,以同样的方式来努力澄清精神哲学中的任何疑难,那么显然,这种思考和预计的计划就会干扰我的自然原理的作用,必定会使我们不能从这种现象中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这门科学中,我们必须从对人类生活的细心观察当中搜集我们的实验材料,而且在尘世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人们在交往、事务及其娱乐活动中的行为来取得这些材料。只有审慎地搜集这类材料并把它们加以比较之后,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门其确定性不亚于人类的任何其他理解力,而其实用性质更高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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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灵的内容”,洛克和贝克莱不加分别地给它们全都贴上“观念”的标签,休谟则把它们区分为两类:“印象”和“观念”。印象意指感觉和反省直接给予的材料,而观念则是记忆和想象的影像。休谟避免了洛克所曾陷入的困境,即借助(感官)印象和观念各自的来源把它们区别开来,印象“来自在我们之外的物体”。相反,他是借助观念所不具备的、印象的内在性质,即有力和生动来区别它们的——而且,确实,他曾采用过一种严格的认识论处理方法(即给出精神材料的清单,而不是不可知的外在实在的清单),如果他想避免一种恶性循环的话,他必须这样做。正如休谟本人所说的那样,这种区分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见于幻觉和谵妄的梦想中的印象可能远比任何感觉经验更为“有力”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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