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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的字不被所有的人所使用，只被诗人所创造。似乎有这样一些字，例如称ernuges为角[35]，称areter为祭司[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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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加长的字，是指把元音拉长或增添音节的字；省略字是指字的某部分被省去的字。加长字的例子是用polēos取替plěos，用pelēiadeō来取代pelěidou；省略字的例子是kri[37]、do[38]和mia ginetai amphoteron ops一句中的ops[39]。 如果一个字的一部分为诗人所创新，而另一部分保持原样不变，这种字就是变形的，例如deksiteron kata mazon中的deksiteron代替deksio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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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本身有些是阳性的，有些是阴性的，还有些是中性的。阳性名词都是以n、r、s结尾，以及与s联用的字母（有两个，即ps和ks）结尾。阴性名词总是以长元音结尾，如ē和ō，以及可变长的元音a结尾。因此阳性和阴性名词的结尾字母的数目是一样多的，因为ps和ks与s是相同的。没有以哑音或短元音结尾的名词。只有3个以i结尾的名词：meli、kommi和peperi。以u结尾的名词有5个，中性名词以这些元音字母和n、s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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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台词之美在于清晰明了而又不流于平淡无奇。最清楚的台词由常用字构成，但又流于一般，克勒丰和斯泰那鲁斯的诗正是如此。而使用不熟悉的字，则能使台词显得卓然不群。所谓“不熟悉的字”是指生僻字、隐喻字、加长字以及所有超出平常使用范围的字。如果诗人完全用这些字来创作，结果必然是一个谜语，或是一个巴拉巴里斯莫斯[41]。谜语出自隐喻，巴拉巴里斯莫斯出自生僻字。把不能结合的字结合起来以描述一件事实，形成了谜语的实质。仅仅把事物的一般名称结合起来不能造成谜语，把隐喻结合起来就能造成。例如，“我看见一个人用火向另一个人身上粘铜”，等等。生僻字的结合形成了巴尔巴里斯特斯。应当把不熟悉的和常用的两种字混同使用，因为诸如生僻字、装饰字以及前面所说的其他种类的不熟悉的字可以使台词避免流于平淡和一般，而普通常用字可以使台词清晰易晓。最有助于使台词既清楚明白又不同凡响的，莫过于加长字、缩写字和变形字。它们由于不同于常用字，又不太常见，因而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因为它们和常用字又有相近之处，所以又能使台词清楚易懂。那些对这种语言形式进行指责，对用这种方式从事创作的诗人进行讥讽的批评家是错误的。如老尤克力得斯所说，如果允许随心所欲地拉长音节的话，写诗的确是一件易事。他曾用下面的方式嘲笑诗人：“Epikharen eidon Marathonade badizonta”。又如“ouk an geramenos ton ekeinou elleboron”。肆意使用这种讽刺，很是荒诞。对这些文字的使用应当保持适度的原则。为了逗人发笑而不当地使用隐喻字、生僻字和其他怪字，都会产生这种效果。但正确运用它们，就大不一样了。把常用字用来代替史诗中的文字，就会发现这种差别。以常用字取代生僻字、隐喻字和其他怪字，也能看出我说的是真话。如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都写过同样的一行抑扬的诗句，只要改动一个字，即用一个生僻字代替了一个习惯上使用的常用字，结果一首诗显得颇具神韵，另一首则显得平淡无奇。埃斯库罗斯在《菲罗克太特斯》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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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ɑgedɑinɑ he mou sɑrkɑs esthiei po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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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德斯用thoinɑtɑi代替了esthiei，又采用常用字把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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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 dem’ eon oligos te kɑi outidɑnos kɑi ɑe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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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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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 de m’ eon mikros te kɑi ɑsthenikos kɑi ɑeides。 diphron t’ ɑeikelion kɑtɑtheis oligen tetrɑpez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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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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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hron t’ ɑeikelion kɑtɑtheis oligen tetrɑpez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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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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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hron mokhtheron kɑtɑtheis mikrɑn te trɑpez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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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把eiones booosin改为eiones krazo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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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弗拉德斯时常讥讽悲剧家，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些无人在日常对话中使用的短语。如用domaton apo而不用apodomaton，用sethen而不用ego de nin，用Akhilleos peri而不用periAkhilleos等等。所有这些不属普通之列的东西使台词显得卓然不群，恰恰是这些东西，阿里弗拉德斯没有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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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上面提到的各种字、复合字和生僻字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恰当使用隐喻字。这是一件匠心独运的事，同时也是天才的标志，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能直观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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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字当中，最适合于酒神颂的是复合字。生僻字适宜于英雄格诗，隐喻字适合于抑扬格诗。的确，在英雄格诗中这些全都能用。但由于短长格诗大都是对口语的摹仿，因此只有在谈话中使用的名词，即常用字、隐喻字和装饰字，才适合于抑扬格诗。关于悲剧，即用行动来进行摹仿的艺术，我们讨论得已经很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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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在我们讨论用叙述和韵律来进行摹仿的艺术。显然，它也必须像悲剧那样，按戏剧原则安置情节，围绕单一的、自身完整的活动，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这样才像一个单一的有机体，才能产生其特有的快感。它不能像历史那样，历史展示的不是一件单一的活动，而是一段时期，即展示这段时期内一个或多个人所遭遇一切仅有或然联系的事情。正如撒拉米战役和西西里的迦太基战役虽然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两者的结局完全不同。在任何时间序列中，一个事件或许会继随着另一事件而发生，但它们不会达到同一结果。大多数诗人都这样进行写作，然而正如上述，荷马在这个方面以其天赋才智高人一筹。即使对于有首有尾的特洛伊战争，他也没有竭力地把它全部描述下来，因为这样会由于故事太长而难以关照全局，即便想控制故事的长度，也会由于事件的盘根错节而使故事趋于复杂化了。荷马只截取了故事的一部分，把其他事件作为插曲引进诗中，如船只编目以及其他插曲，以使史诗多姿多彩。而其他诗人或写一个人物，或写一个时期，或写一个枝节庞杂的行动，例如《库普里亚》和《小伊利亚特》的作者。结果是《伊利亚特》或《奥德赛》只能提供一部悲剧的素材，至多两部悲剧的素材。而《库普里亚》中就能写出几部悲剧，从《小伊利亚特》中能写出八部以上的悲剧，如《甲胄的审判》、《菲罗克太特斯》、《纽普托勒莫斯》、《尤利皮罗斯》、《乞丐》、《拉哥尼亚的女人们》、《特洛伊的陷落》、《启航》、《西农》、《特洛伊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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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史诗必然和悲剧的种类相同，或是单一的，或是复杂的，或是性格的，或是苦难的。除了歌曲和扮相之外，史诗的组成成分也应与悲剧相同。史诗需要反转、认辨和苦难，其思想和言词也必须是上乘的。荷马首次成功地使用了这些成分。《伊利亚特》是情节单一和再现苦难的史诗，《奥德赛》是情节复多（因为处处充满认辨）和展示性格的史诗。另外，在言词和思想方面，这两首史诗也胜过其他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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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在长度和韵律方面与悲剧不同。关于长度的界限，前面谈得已经很充分了。长度必须自头至尾能让人全部看到。如果史诗比古代史诗短，但大致与一次听完一系列悲剧的时间接近，就能满足要求。史诗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即能使长度增加。因为悲剧不可能摹仿同时发生的多种活动，只能摹仿舞台上由演员表演的事件。而在史诗中，由于它采用叙述方式，因此它可以描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即可增加史诗的分量，这样就能使史诗的规模宏大壮观，各种插曲情节也丰富多彩，提高了听众的兴致。而悲剧失败之处，就在于它单调乏味，使观众感到厌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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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英雄格是最合适的韵律。如果有人尝试用其他种类的韵律或用几种韵律一起来写叙述诗，效果显然不会太佳。英雄格是最庄严、最宏伟的韵律，同时又比其他韵律更能容纳生僻字和隐喻字，因此叙述诗本身也比其他类型的诗更为复杂。短长格和四双音步长短格是运动的韵律，一种适合于舞蹈，另一种适合于行动。像凯瑞蒙那样，混用几种韵律就更为不当了。用其他韵律而不用英雄格做长诗，迄今未有一人。如上所述，自然表明这是可供选择的最佳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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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在许多事情上颇值盛赞，尤其在这个方面：即在众多诗人当中，惟独荷马没有忘记他自己应当做什么。诗人应当尽量少用自己的身分说话，因为在这种意义上他就不再是一位摹仿者了。而其他诗人却自始至终亲自出场，很少或偶而摹仿。但荷马在简短的序言之后，立即就让男女主角或其他角色登场亮相。这些角色无不个性鲜明，都具备自己所特有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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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当然是悲剧所追求的效果，然而史诗则含有大量无法预料的事件，正是由于这些事件最能产生惊异感，因为我们不可能亲眼目睹人物的活动。追赶赫克托尔一事，在舞台上会显得荒唐可笑，希腊士兵站着不动，不去追赶，阿基里斯则向他们摇头示意，但在史诗中，这一点就不会让人注意到。这样一件事足以表明，惊异可以引发快感：人们在传播消息时，总是添油加醋，相信这样做就能取悦于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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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是，荷马教给其他诗人运用恰当的方法编织谎言，即使用悖理的议论。如果一件事存在着或发生了，另一件事也跟随着存在或产生了，人们就会认为，如果后一件事是存在的，那么前一件事必然是存在的或已经发生了。然而这是错误的推论。即使第一件事是假的，但第二件事是设定第一件事存在后而必然存在或产生的东西，因此如果知道第二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的心灵就会进行错误推断，认为第一件事也必定是真的。“洗脚”一例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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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尽管不可能，然而使人可以相信的事，总是优于一件尽管可能，然而使人无法相信的事。情节不应由费解之事构成，情节中尽量不要容纳这样的事件，如果有了，也应置之于故事以外。例如，在《俄狄浦斯》中，俄狄浦斯不知道拉乌斯是如何死的。不应把费解之事置于剧内，如《厄拉克特拉》中报告皮提安运动会的消息，或像《米西亚人》中的那个由特戈亚到米西亚，一路上缄默不语的人。如果有人说，没有这些费解之事，整个情节将会大为逊色，那么这是荒诞之谈，因为策划这种情节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如果诗人采用这种情节，而且人们看出他似乎还可以把这些情节处理得更合理一些，那他更是十二分的荒唐。在《奥德赛》中，奥底修斯被置于岸边这一费解之事，假如出于三流诗人之手，显然会使人无法忍受，但荷马借助发挥他的其他特长，遮掩了这一荒唐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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