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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里可《劝勉篇》9(4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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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生成的事物中,有些是出于思想和技术,例如房屋和船只(两者的原因都是技术和思想);另一些则不是出于技术而是自然。自然是动物和植物的原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自然生成。但是也有某些东西是由偶然而生成。因为这些东西的生成,大多数既非由于技术,也非由于自然和必然,所以我们说它们的生成出于偶然。而那些偶然生成的东西,既不是为了什么,也没有一个目的。而那些由技术而生成的东西都是有目的和有所为的(因为有一个有技术的人会告诉你他所以写作的道理,以及为什么而这样做),这一目的优于那为其生成的东西。我说的那些虽以技术为原因,但却是由于自身的本性,而不是由于偶然;所以把医疗术确切地说成造成健康的技术,而不是造成疾病的技术,把建筑术说成建造房屋的技术,而不是拆毁房屋的技术。凡是由技术而生成的东西都有所为,所为的东西就是其最佳目的,由偶然或机遇而生成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什么,由机遇而生成的东西有的也是好的,但就机遇而言,作为一种偶然结果则无所谓善,出自机遇的东西都是无定规的。但由于自然的东西却为着一个目的才生成,它带着一个比技术生成物更好的目的。不是自然摹仿技术,反之,是技术摹仿自然。技术是为帮助自然补充自然而存在。似乎有一些事情没有帮助自然自身就做不成,另一些事情它做起来很困难或完全不能做。生育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某些种子不须护理即可随处生长,另一些则需农业技术的照料。动物也是如此,有一些凭自身就可自然长成,人类不论在出生之时还是出生之后都需许多人工技术才得以保全。如若技术摹仿自然,那么技术也就要如自然那样,一切产品只要是正确地产出,就要为着一个目的。美好的生成就是正确的生成,凡是由于自然而生成或已生成的东西其生成都是美好的,反乎自然的是丑恶同时也反乎合乎自然的东西。所以自然生成是为着一个目的。从我们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证实这点,如若对眼睑仔细想一想,你就会看到它不是枉然(ou mateen)生成的,而是为了保护双眼,让它们得到休息,为它们遮挡下落的东西。为了某个目的而生成也就是为此目的而应该生成。如若为了渡海而造一条船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为此而生成。或者全部动物的生成都是合乎自然的,或者其中最高贵的,最可敬的才是如此。然而,如若有人说大多数动物生成反乎自然,只有破坏和捣乱,这也没有什么两样。而在世上所有动物之中只有人是最可敬的,所以它是出于自然并合乎自然的。而自然和神就是让我们为求知而生。当毕达戈拉斯被问到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他说“观察天象”,他还经常说,他是一个自然的观察者,他正是为此而生。人们说,当阿那克萨戈拉被问到应当以什么为生成和生活的目的时,他回答说:“观察诸天,以及其中的星辰和日月,此外的一切全无价值。”进一步说,如若目的永远优于事物(由于凡是生成的东西都为着目的,它优于生成者,是一切事物中最好的),同时,如若在生成的不断过程中最后完成的就是自然的目的,那么就不难看出我们身体的各部分是在先完成,而灵魂的各部分在后,人们也可以说,较善事物的完成永远后于其生成。所以,灵魂后于身体,而明智在灵魂的诸功能中是最后的,它是自然为人而生成的最后的功能。这就是在诸善中老年对此特别情有独钟的原因,所以在本性上某种明智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就为此最后的活动的进行而生成。既然我们是为此活动和学习而生成,那么它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毕达戈拉斯说得好,神是为了认知和观察而造成人的。而所知的到底是什么,是世界呢,还是别的什么,待以后再说。我们对第一个结论已充分说明了,因为,如若明智是自然目的,那理智的活动就是一切活动的最高善。所以其他我们所该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其自身生而为善的东西。在这里身体必须为了灵魂,德性必须是为了理智,因为它是最高的善。(R.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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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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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在他的对话《霍尔滕西》中说,如果允许我们离开现世,像传说的那样在幸福之岛上过一种不死的生活,那么,由于不会发生任何诉讼,我们还需要什么辩才,甚至那些德性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打算劳作或者没有危险,也就不必表现勇敢;如果不贪求属于他人的东西,也就不必表现公正,也就不必表现出节制来约束那些要不得的欲望;如果不打算分辨善与恶,也就不必表现明智。因此,只要有对自然的认识和科学,我们就可以是幸福的了;也只是由于它们,众神的生活才是值得颂扬的。由此可见,其他的都是出自必要,唯有这才是出自意愿。所以,当那位伟大的演说家追忆并清晰、动人地解释他从哲学家们那里得知的东西、赞美哲学的时候,他说,唯有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充满了忧患和失误的生活中,所有那四种德性才是必要的。(R.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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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里可《劝勉篇》9(52.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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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一切知识之外寻找另外的效果,去要求知识应该有用,这是由于对善良东西和必需东西的根本区别完全无知。它们是两极对立的。那些一旦缺乏即不能生活和为了另外的东西而被爱的东西我们称为必需,而那些由于自身而被爱,即或没有任何效应相伴随的东西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导的善(agatha kurioos)。不是为其自身而被选择,而是为着别的什么东西,这样无限地走下去,但总要停在某个地方。所以,对每样东西都要有一个在其自身之外的效益,去问我们会得到什么?它有什么用处?完全是荒唐的。实在说来,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人似乎并不知道什么是高贵和善良,不知道原因和条件的区别。如若一个人能在思想上进入至福的宝岛,就会见到我们所说的最高真理了。在那里无所匮乏,不求利得,所余的唯有思维和思辨,即使现在这仍被认为是自由的生活。如若这个比喻是真的,如若有人有机会生活在这至福岛上,却由于自身失误而不能如此,不是很令人惭愧吗?知识给人们所带来的奖赏是不可轻视的,从它而来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正如诗人中那些圣贤所说,我们从冥府所得的礼物是公正,同样,从至福之岛所得的是明智。所以,无须奇怪,如若明智并不把自身表现为用处或效益,我们就不称之为利而是善,只是为其自身而不是其他而选择它。正如我们是为着观看自身而至奥林匹亚,而不管是否由此得到什么(因为观看自身价值大于财富)。正如不是为从演员们那里得到什么而去参加狄俄尼索(实际上我们要向他们付钱),其他的许多观看也更胜于多得财富,对世界的思辨和考察也比那些认为有用的东西更受尊敬。为了观赏自身,似乎对那些摹仿妇人和奴隶的男子以及战斗和毁灭的场面不必带有太多的痛苦,也不要以为,似乎对事物本性和真理的观察没有报酬。(R.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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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里可《劝勉篇》10(54.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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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的理智(phronesis)也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从各门技术中容易找到。所有的高明医生和体育能手对自然都必须富于经验,同样也必须承认好的立法者比前者更需要有对自然的经验。因为前者不过是身体德性的创造者,而那些关注灵魂德性,对城邦幸运和厄运进行教导的人,更加需要哲学。正如在机械技术上最好的工具借于自然(例如木工的墨线、直尺、璇床都受到了水的平面和光的直线的启示,正是借助于它们才对平直和光滑有了充分的感觉),政治家们也借助自然和真实的一定界限,来断定什么是公正、适当和美好。正如工具超越于其他东西一样,最与自然相一致的法律也是最高的善。他不进行哲学思考和学习真理就不能做这种事情。在其他各种技术中,人们并不是从原型自身取得他们的工具和最确切的计算,从而能获得导向知识的东西,而是从第二手以至第三手的复制品而获得这些东西,或者是从远处,并且借助于他们对经验的推想。只有哲学家才能摹仿那些确切的原型,他是原型的观察者而不是复制品的观察者。所以,一个人不是个好的建筑家,不使用直尺和其他工具,而只是把他自己的房屋和其他那些建起来的房屋相比较。倘若只摹仿其他人的行为或其他城邦的法制,无论是斯巴达的,还是克里特以及任何城邦的,他就不是个好立法者和有德性的人。因为,对不美好东西的摹仿不可能是美好的,对本性上不持久、非神圣的东西的摹仿不可能不朽和经久。这就很清楚,在立法者中只有哲学家的法是经久不变的,在行为中只有哲学家的行为是正确和高尚的。因为,唯有他依自然而生活,以神性事物而生活,像个优秀的舵手一样把生活导向永恒不变的东西,是自己的主人。这样的知识当然是思辨的,但它使我们来按照它规范自己的全部行为。正如视觉不能做成和创生任何东西(因为它唯一的作用是辨别和呈现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但它使我们按照它的指向而行动,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最大的帮助(因为如果失去视觉即几乎完全不能活动),这就很清楚,知识虽然是思辨的、静观的,但按照它我们就可以做大量事情,选择某些行为而避免另一些,总而言之,其结果是获得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善。(R.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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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里可《劝勉篇》11(56.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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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所说就可明白,那些按照理智生活的人生活得最为快乐。看起来“生命”这个词有双重意义,一者就潜能而言,一者就实现而言。我们说看,或者是指动物有视觉并且生来是能看的,尽管恰巧闭上眼睛;或者是指那些动物正在运用这种官能而确在看什么东西。知识与知道也是这样,有时是思辨活动着,这是功能的使用,有时是具有这种能力并且有知识。从而如若我们以有无感觉来区别生命和无生命,那么生命也有两种意义。一则是对感觉的实际使用,另者则表示能够使用它们(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甚至说一个睡着了的人有感觉)。所以,很明显生命有两种相应的意义,一个醒着的人在真实和根本的意义上说活着,一个睡着了的人说活着,因为他能够醒来,作为一个醒着的人而活动和感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他当作有生命的。当两样东西有着同一名称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被这样称呼是由于动作,或者是承受,我们根据这种区别而加以称谓。我们更愿意对一个使用知识的人来用知识这个词,而不是对具有知识的人,对一个使用视觉的人用观看这个词,而不是对仅仅有能力这样做的人。因为我们说事物更为如何,不仅是就赋有同一原则(logos)的属性多少而言,还在于是在先还是在后,例如我们说健康较健全为好,在本性值得选择的东西比具此作用的东西为好。当然我们看得出,断定效用与德性何者为善,并不取决于称谓两者所是的原则。所以应该说醒着的比睡着的生命更多,活动着的灵魂比只具有而不活动的生命更多,因为我们所说活着的东西,既是前者又是后者,一个是动作,一个以前一方式承受。所以所有东西的活动,都是潜能的现实,如若只有一个方面,当某者正是这样行动时就是现实了;如若方面有许多,那么只有那最好的才是现实。正如吹笛一样,有的人仅能吹响,有的人在认真吹的时候,就吹得很好。也许正是根据这种差别,在其他人使用笛子时被称为会用或不会用。所以,应该说正确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使用,一个人使用得良好而确切才合乎使用的本性。灵魂的功业就是单独地或对所有事物的思维和推理。任何人都不能简单地推断,一个人正确地思维着他就比别人更多地生活着,而达到了最高真理的人也就最好地生活着。那慎思着和明辨着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是生活完满、至于终极的人,这些人慎思着并且是慎思的。如若生命对一切动物同样都是存在自身,那么慎思者(phronimos)在一切之中就是最大的、至高的,特别在他进行着活动,思辨着一切事物中最可知的东西的时候。进一步说完全和不懈的活动自身就包含着快乐,所以思辨活动必定是一切活动中最快乐的。更进一步说,饮酒自愉和好饮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一个人完全可以既不渴也没有喝而感到快乐;也可以在饮酒时快乐,但不是由于喝酒,而是因为他坐在那里恰巧看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被看到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自得其乐,或者饮以自愉,既非由于他在喝,也非因他乐于喝。对步行、坐下、学习以及任何活动我们都可以这样说,这些活动是快乐或痛苦的,并不是由于这些活动的出现我们恰巧快乐或痛苦,而是由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因它们的出现而感到快乐或痛苦。同样,我们将称这为快乐的生活,它们出现时使人感到快乐,但并不是所有享受生活的人都称得上生活快乐,而只有把生活自身当成快乐,而享受来自生活的快乐的人,才称得上是生活快乐。这样我说醒着的人比睡着的更多地生活,说思想着的而不是无思想者更多地生活,我们说快乐生活,其快乐是从灵魂运用中来的,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如若灵魂的运用不是一种,那么思想就是最佳可能运用中的主要运用。所以,快乐显然来于思维和思辨,这是唯一的或最主要的生活快乐。所以快乐和享乐实际上只能为哲学家或其大多数所有。因为来自最真实存在的最真思想的活动,能够最牢固持久地保持所获的完满,在一切活动中它是最大乐趣的生成者。所以,就为了享受真实良好的快乐,一个有理智的人也应该进行哲学思考。(R.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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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里可《劝勉篇》12(5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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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我们的结论不应是从部分幸福推论出来的,而是上升到幸福整体,就要明确地说哲学思考是有关于幸福的,所以我们对任何善与恶的所得都与此相关。因为任何值得为一切人所选择的东西的存在或者以它为目标,或者以它为来源,那些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东西中,有的是必需,有的是可喜。那么,我们把幸福或者当作明智,即某种智慧,或者当作德性,或者当作最好的愉悦,或者所有这些在一起,如若是明智,那么,很明白只有哲学家们才过着幸福生活,如若是灵魂的德性或愉悦,那么,同样只属于他们或其绝大多数。因为德性在我是最主要的,在一切事物之中唯独慎思(phronesis)是最大的快乐。如若有人说幸福是所有这些在一起,也同样应把它定义为慎思或明智。所以,一切有能力的都应作哲学思考,因为这才是完满的美好生活,或者在一切单一事物中这才是灵魂美好生活的真正原因。在这世界上,似乎由于我们这个物种的生活违背自然,所以学习和观察都很艰难,唯一能有的只是感觉,过着笨拙和违背自然的生活。不过如若我们能逃回自己所来的地方,那么很清楚,我们将更愉快更容易地做这些事情。(R.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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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纽33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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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库达拉克塞的儿子萨达纳巴享受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他甚至比他父亲的名字还愚蠢。(R.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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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土斯库兰论辩》5.3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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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缺乏了智慧和节制的人生怎么可能是愉悦的呢?由此可知叙利亚最奢侈的国王萨达纳巴的错误。他让人在自己的坟墓上刻下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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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我吃过的,凡是我那满足了的欲望所用过的,我如今依然拥有;何况它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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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道:如果这不是一个国王的墓碑,而是一头牛的墓碑,此外你还能写上什么呢?他活着时尚且未曾更长久享用的那些东西,却说自己死后还拥有它们。(R.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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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论目的》2.3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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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过去的肉体享乐仍能给人愉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那么尖刻地嘲笑萨达纳巴的墓志铭。这位叙利亚国王在墓志铭上自夸,他带走了一切欲望的享乐。亚里士多德说道:就连活着也未能比享用时更长久地感受的东西,又怎么能够在死后还保留着它们呢?(R.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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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第《蒂迈欧篇注》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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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甚至亚里士多德也是赞同的。他说,儿童尚在哺乳期时,把所有的男人都看作父亲,把所有的女人都看作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区分,但在区分时偶而还出错,甚至经常被不真实的肖像吸引,向肖像伸出手。……最严重的错乱是,不仅对某物无知,而且不知道自己对此物无知,从而沉醉于虚假的肖像,预先认定真的是假的,以致相信恶习有利,德性有害,而招致灭亡。……亚里士多德称这些人为老儿童,因为他们的理智和儿童的理智没有不同。(R.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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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土斯库兰论辩》5.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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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塞奥弗拉斯托和那些追随他的人之外,漫步学派的情况表现得有些畏惧并躲避痛苦;其他人则做了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提高德性的重要性和崇高性;他们把德性吹上了天,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对此是不厌其烦的。……按照他们的论证,尽管有惩罚存在,幸福的生活仍会随德性而来,即使将由此而落入斗牛场,在亚里士多德、斯潘西波、波勒谟这些著作家看来,永不能因威胁利诱而放弃德性。(R.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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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土斯库兰论辩》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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