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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是印度民族运动早期著名的活动家、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路线的著名理论家。他认为英国的统治不论在物质、政治、文化、人道等方面都给予了印度和英国“难以量度的好处”，印度的进步和繁荣，离开了英国是不可想象的。他写道：“我真诚的信念……是：印度的生活，她的未来繁荣，她的文明和政治高涨都取决于英国统治的延续。”(2)纳奥罗吉这种言论和同时代的国大党的其他领袖都是一样的。例如孟加拉的苏伦德拉那特·巴纳吉曾宣布他的理想是：“为对英国的联合矢志效忠而努力——因为目标并非要更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是要使她的基础扩大，使她的精神宽广，使她的性格高尚，并把她置于一个民族的爱戴之不变的基础之上。”浦那的郭盖雷也说：“无论官僚制度（指英殖民当局——引译者）有什么缺点……他们总是维持着今天国内的秩序，没有这种秩序，我们人民的现实进步是不可能的，要以另一种形式来代替英国人百年来所确立的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3)以上这些言论充分暴露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印度资产阶级是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卵翼下诞生的，是靠英国资产阶级的扶持而发展壮大的，他们的利益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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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初生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毕竟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在发展中受到了殖民主义所给予的种种限制，因此他们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表现得愈来愈尖锐。印度资产阶级对英国殖民当局对于印度工业和商业的垄断、经济掠夺、官僚统治和种族歧视等都表示不满。这些不满首先在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温和派的领袖中得到了反映。例如纳奥罗吉在揭露英国的经济掠夺时写道：“在从前国外征服（印度——引译者）的事例中，侵略者或者劫掠财物就退走，或者变成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无论他们统治的情形是怎样，这个国家至少没有物质或道德的涸漏……而英国人的事例就不同了。……从前的统治者是像屠夫那样在这里斫一块，那里割一块，但英国人用科学的解剖刀割到了心脏，然而又看不出伤痕，而且对文明、进步等等的侈谈的粉饰就立即把伤痕隐藏起来了。英国统治者是在印度的前门站岗，向全世界挑衅说：他们是在保护印度以防止外来的侵略者，而他们就从后门拿走他们所保护的财产。”(4)又如他在抨击殖民当局官僚统治时写道：“英国在印度的行为奇怪地和她在别国的行为相反。她违反了它自己最善良的本来意志……英国在印度正培养一批习惯于专制的英国人，并使专制皇帝的暴躁、骄矜、高压手段在他们之中逐渐地根深蒂固起来，再加上伪装立宪的训练……使他们降低到亚洲专制的水平之下。”(5)纳奥罗吉在和帝国主义周旋几十年后，终于得出结论说：英国殖民统治是印度的“主要祸害”(6)。我们知道，英国殖民主义是用火和剑夺取印度的，他们是把亚洲式的专制和欧洲式的专制结合起来统治和压榨印度人民的，他们在统治印度200多年中所犯下的罪行，倾恒河之水也不能洗涤。纳奥罗吉的揭露和抗议，表达了一个真诚爱国者的心声，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但是他的揭露和抗议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英国的统治，而是迫使殖民当局作出让步，改善他们的管理，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想法。可是这种善良的愿望诚如列宁所指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幼稚的愿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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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涸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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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在揭露殖民主义的掠夺时，探讨了印度的贫穷问题。他在探讨中提出了一种叫作“经济涸漏”（Economic drain）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印度之所以贫穷主要是由于偿付英国统治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资金的外溢，只有唤起国人制止这种外溢，自上而下地进行经济改革，才能改善印度的经济状况。他用具体的材料推算了印度19世纪中下叶的生产能力，以及被帝国主义作为贡赋掠夺去的部分，指出英国殖民当局在1835～1839年从印度每年夺去了平均5347000镑，而至1870～1872年骤增至每年平均27400000镑，即等于1835年的5倍以上(8)，英国殖民当局在1870～1871年“在田赋的形式下取走了全国总生产物的八分之一”(9)。他从以上的推算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的贫穷、痛苦和一切物质的贫乏的主要原因是耗尽了她以前的财富，是由于支给欧洲人部分的各项公务的超支费用以及由于支付外国公债利息的巨额负担而日益消耗和削弱了她的年产资源。这是由于不列颠统治所引起的。”(10)纳奥罗吉在这里也不自觉地发现了“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生存的原则”。纳奥罗吉这种分析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所注意的问题，马克思在1881年曾写道：“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队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11)纳奥罗吉的这种宣传，为印度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他是在经济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政治的范围内，即不触动英国的统治基础和印度社会本身的前提下点滴地改善印度的贫穷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的贫穷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只有摆脱了外国的枷锁，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纳奥罗吉的经济观点奠定了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为以后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所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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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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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印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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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一直认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目标和信念应该是争取“自治或斯瓦拉吉”，“自治是把印度从灾难和错误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道路”，他开始把“自治”解释为“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例如他写道：“我们并不乞求任何恩惠，我们只需要司法权，以此代替我们作为不列颠臣民所有的任何细分的或具体的权利。整个事件可以妥协为一个字——‘自治政府’或者像联合王国给予殖民地那样的自主。”(12)但以后随着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他对自治的含义有了新的、广泛的认识。1908年他作为国大党年会的主席在致辞中说：“如果我能留下一句善意和虔诚的话给我的国家和同胞，那就是：团结、坚持和实现自治，以便使我的被贫穷、灾荒和瘟疫折磨得奄奄待毙的数百万同胞，以及在挨冻受饿的数千万同胞能得到拯救，印度能再一次在世界最伟大、最文明的民族行列中占据昔日骄傲的地位。”(13)就在这次年会上国大党通过了自治、抵制和民族教育的决议。关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方法，纳奥罗吉一直坚持要采取和平的路道，即通过同英国殖民当局谈判、请求、示威、劝导和从道义上感化他们的手段来达到。(14)他“确信英国的良心将会胜利，英国人民将会支持当今的政治家在可能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印度责任的自治政府”(15)。为此，他对一切非和平的斗争都表示反对，他批评孟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英活动是“狭隘、短见的政策”，认为“消极抵抗”或“不合作”会引起英国的报复，阻碍印度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暴力革命则会使印度陷入“无政府的境地”。1908年正当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高涨进入紧要的关头，殖民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在一则公开文告中号召说：“所有的暴力行为应该停止……要以必需的勇气，自我牺牲，谨慎地、和平地、不屈不挠地为支持重大的改革而斗争。”(16)纳奥罗吉所主张的斗争手段是和他的目标相一致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把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范围以内，不使人民的斗争转变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纳奥罗吉一方面对印度农民的处境表示热忱的同情和关切，但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印度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和斗争抱着无限的忧虑。他在国大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在英国政府统治下，我们并不苦于任何巨大的压迫……我感到真正忧虑的是内地农民的状况。”(17)又如他在一次谈话中曾把印度北部革命的农民诬蔑为“动物园中的老虎”，“如果把所有的野兽都放出笼去，剩下的只是老虎”。纳奥罗吉这种态度和中国戊戌变法时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的完全一样，康有为在给清帝的奏折中也曾说过：“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纳奥罗吉的态度充分表现了印度资产阶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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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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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积极号召社会改革，他要求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妇女权利，实现社会平等，革除封建陋俗和习惯等。1851年他和埃尔芬斯顿学院的一些人在孟买建立了以“革新帕西人的社会状况和恢复祆教的原初纯洁”为宗旨的宗教改革协会（Rahnumai Mazdayasnan Sabhā）。1852年建立了以“改进国家状况和实现社会福利措施”为目标的孟买协会，创办了《真理宣教者》（Rast Goftar）周报，另外，在1849～1865年积极参与并指导了埃尔芬斯顿学院文艺、科学协会所号召的社会和法律改革活动。在纳奥罗吉的奔走号召之下，孟买地区和孟加拉一样也掀起了一个社会改革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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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纳奥罗吉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印度独立的事业。他的社会政治理论虽然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在印度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唤起人民的觉醒，组织力量，把国大党引向爱国的斗争中去，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纳奥罗吉的思想对旧时代的郭盖雷和新时代的甘地都有重要的影响。甘地一直把纳奥罗吉称为他的“政治求罗”（政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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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纳德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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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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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1842年出生于孟买地区那西克城的一个笃信印度教的家庭，属婆罗门种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殖民政府的下级官吏。罗纳德在孟买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埃尔芬斯顿学院的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以后又出任浦那地区法官、孟买高等法院法官、孟买立法会议成员等公职。1867年，他在浦那建立了宗教联谊会（祈祷社，Prarthanā Samāj），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宗教改革团体。另外，他和提拉克在一起组织了鼓吹社会经济和教育改革的民众协会（Sārvajanik Sabhā），1896年由于和激进派某些政见的分歧，又退出该会，另组织德干协会。他由于官方身份的限制，没有正式参加国大党，但众所周知他是国大党幕后决策人之一。1887年创立了与国大党年会相辅行的、宣传社会改革的全印国民社会会议（Indian National Soci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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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著有许多经济、历史的著作，其中重要的已编成《印度经济言论集》、《宗教和社会改革言论集》、《杂论》等等。他是最先提倡用民族观点研究印度历史的，用民族语言所写的《马拉特帝国的兴起》（Rise of Marāthā，1900）一书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曾起过重要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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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的有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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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把他的宗教哲学称为“理性的有神论”。他综合了印度的吠檀多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宣称在宇宙中有着三种“存在的公设”（Postulate of existence），即最高精神（神）、个体灵魂和物质。最高精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主宰，它是一种客观的精神能力。他写道：“神是存在着：作为一种活的或精神东西的最高实在、一切原因的原因、超越时空者、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所有人类灵魂的道德管理者。”(18)又写道：“宇宙被当作是物质，但实际并不是这样。……通过经验（认识——引译者）和工具我们能够获得规划宇宙的唯一精神（mind of one）的某些观念，因此，宇宙不仅是物质。”(19)从上述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罗纳德对于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最高精神是一种超越于客观事物和人类认识的一种绝对的、神秘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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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进而解释了三种“存在的公设”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最高精神、灵魂和物质虽然统一于最高精神，并且构成了“和谐的一体”，但是在它们个别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他写道：“所有使它们同化和归结为一个绝对存在的企图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必定要失败的。与此同时，它们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意义上并不是有差别的。它们是一可是又是多，自然和人各自有着从属于伟大的无限（最高精神——引译者）的特定关系，伟大的无限统治着它们并且融化着它们。”(20)罗纳德这个解释和罗摩奴阇的制限一元论极为相似，与商羯罗的不二论则是对立的。但就他们的本体论来说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罗纳德和罗摩克里希那、辨喜等启蒙思想家一样通过哲学的论证沟通了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抱着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其目的是要调和科学与宗教关系，为资产阶级的行动作出哲学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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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在哲学上开展了两方面的批判，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对西方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神学的唯物主义——泛神论进行了攻击。他认为唯物论“夸大了自然和它的力量”，因而，“在与精神的关系中暴露出了不可解释的矛盾”。西方的泛神论“在印度可以找出它的老家”，它把自然和人解释为最高精神（神）的表现并和最高精神的本质是不可分离的，泛神论强调理性，但是它们不知道“依靠我们无知的理性只能看到个别的（而不能看到整体的——引译者）”(21)。因此，对于最高精神来说是不可被证明的。罗纳德这种批判只是涉及了泛神论的表面形式而没有涉及它的实质。我们知道，泛神论的最高精神或神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力”(22)。罗纳德从右边加以批判，反而表明了泛神论的唯物主义性质。罗纳德对于机械唯物论和泛神论的批判，说明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甚至连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与神学相斗争所常用的思想武器——泛神论、机械唯物论——和历史经验也不敢容纳，这当然是和印度社会发展水平与自然科学的落后低下有关；另一方面罗纳德也对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把“感觉的复合”看作“唯一的实在”也是一种“夸大”。罗纳德虽然拒绝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但当他谈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时也不自觉地暴露出了他的很多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这方面将要在他的历史观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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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对于神的论证除了上述的哲学或本体论的证明外，还提出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证明。他认为神不单是一种最高的存在、“一切因中之因”，而且也是一种植根于“人性”中的抽象的爱或善。他写道：“在我们的人性中有着一种宗教的或精神的因素，即人类灵魂有精神的需要，精神的感觉是和精神世界相连的，并指引它到达神。”(23)“男女实际上就是神的肖像和反映。”(24)他又写道：“神——一种活的实在或精神……它是无上的权力、智慧、善、爱、正义和圣洁”(25)，也就是“人的胞与之爱”（Brotherhood of man）。罗纳德的这种爱的上帝原则或人性论，我们在西欧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说教中也是常常可以见到的。资产阶级把泛爱解释为宗教信仰的最高形式，把抽象出来的、假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宗教，其目的是要在社会斗争中，掩饰阶级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事实，把阶级的爱和利益冒充社会公众的爱和利益。关于这一宗教理论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时曾指出：“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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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真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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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着重探讨了认识论的问题。他认为我们认识的来源和道路不外两种：一种是外界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所引起的认识，亦即是通过感觉、理性等所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叫作“外见”（bāhya—）；另一种是从内省直觉中得来的认识，这种认识叫作“内见”（antah—），或者用康德的话叫作实践的理性（practical reason）。“内见”是“个体灵魂和最高精神联结的一种信仰”(27)。“内见”和“外见”，理性和信仰有着各自认识的对象、各自活动的范围，彼此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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