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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利乌拉死后五十年，莫卧儿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大片土地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并吞，德里的皇帝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傀儡。在此情况下，瓦利乌拉的长子沙·阿卜杜勒·阿齐兹（Shah Abdul Aziz，？～1823）继续宣传他父亲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高举伊斯兰教改革的旗帜。阿齐兹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圣战教令（fatwa），宣布凡属非穆斯林控制的国土都是“作战的地区”（darul-harb），这个宣布唤起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觉醒意识，鼓舞了他们保卫宗教和国土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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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乌拉和阿齐兹的思想后来被巴雷利的赛义德·阿赫美德（Syed Ahmad Barelwi，1786～1831）所实践。赛义德·阿赫美德在二十二岁时师事沙·阿卜杜勒·阿齐兹，后在阿米尔汗部下任军职，参与反对殖民主义等战争。1817年，他回德里后，收沙·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侄儿毛拉维·穆罕默德·伊斯迈耳（Mohammad Ismail，1781～1831）和阿齐兹的女婿毛拉纳·阿卜杜勒·哈伊为门徒。伊斯迈耳和哈伊两人在北印度各地继续宣传瓦利乌拉的思想，并鼓动对异教徒的“圣战”，他们用波斯文编有《笔直的桥》一书。1822年，赛义德·阿赫美德去麦加巡礼，他在那里结识了阿拉伯内志地区宛哈比运动的领袖，在思想上受到他们很深的影响。由于赛义德·阿赫美德后来发起的改革运动的旨趣和内志的宛哈比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在行动上是相互呼应的，因此也被称为印度的宛哈比运动或“圣战士运动”（Mujāhidin）。1823年，赛义德·阿赫美德回国后，即着手“圣战”的准备工作，1825年，在北印度率数千穆斯林发动了对锡克人的战争，1830年末，在白沙瓦建立了短暂的神权统治。1831年，赛义德·阿赫美德和伊斯迈耳在巴拉科特激战中阵亡，在他们死后，这个运动仍继续坚持斗争下去，直至1850年以后才衰弱。印度宛哈比运动宣称：人类平等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但是英国殖民者污辱了印度及其宗教，伊斯兰教的僧侣阶级亵渎了教祖及其先知者，现在伊斯兰教的信仰需要严格地清净，并且在这个清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古兰经》教义为基础的理想国。(14)宛哈比运动是“印度第一次伊斯兰教运动”，也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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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赛义德·阿赫美德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发动大规模净化伊斯兰教的“圣战”运动时，孟加拉在哈吉·沙里阿特·安拉（Sharīát Allāh，1764～1840）和他的儿子杜杜·米扬（Dudhu Miyan，1819～1860）的指导下也发动了一场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法拉齐运动（“神圣义务运动”，Faráizin），它在东印度的很多地区不单反对伊斯兰教内部的黑暗势力和繁琐的仪式（如星期五祈祷、举行宰牲节和开斋节等），而且也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印度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穷苦穆斯林的压迫和剥削，但不久这场运动就被英国殖民当局和封建势力联合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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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马云·迦比尔著（Humayun Kabir），王维周译：《印度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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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穆赫辛－伊－法尼（Muhain-i-Fāni）：《宗教学派》（Dabinstan-i-Mazāhib）第111章，74～75节，载《印度传统史料》，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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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学派》第三章，82～84节，同上书，第443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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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达拉·希库：“神秘的道路”，见《印度传统史料》第445页，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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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斯兰教苏非派神学家，生于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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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尼赫鲁：《印度之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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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尼赫鲁：《印度之发现》，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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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意指先知穆罕默德出现以后两千年的伊斯兰教复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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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瓦利乌拉：《论教法的解释》，见《印度传统史料》，第461页，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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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瓦利乌拉：《真主论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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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即谢赫·阿赫美德·希尔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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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瓦利乌拉：给艾芬迪·伊斯迈尔（Afandi lsmāil）的信，见《印度传统史料》，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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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瓦利乌拉：《真主论证集》。转引自I．H．库雷希和S．A．拉希德主编《巴基斯坦简史》第3卷，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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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潘朗：《印度解放运动史》，中华书局，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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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二十五章 印度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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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伊斯兰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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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沦为殖民地以前最后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是由伊斯兰教徒统治的。他们在覆灭过程中对外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因此，在英国开始建立统治的时期，他们一直把穆斯林看作天然的敌人，执行着反穆斯林的政策，特别是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前后，这种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伊斯兰教徒在接受西方教育、充当官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和从事商业活动等方面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为此，印度穆斯林的统治上层对殖民当局抱着既敌视又绝望的态度。在1858年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穆斯林的政治势力遭到了彻底的毁灭，穆斯林不再成为他们主要的威胁，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英国殖民当局鉴于正在兴起的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印度教徒常常是作为主体出现的，这对他们的统治极为不利，因此又想拉拢穆斯林上层，利用穆斯林来牵制印度教徒的活动，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孟买总督爱尔芬斯顿在一份备忘录中曾直言不讳：“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是我们的座右铭。”(1)在殖民当局推行这种政策下，印度的宗教矛盾和教派纠纷便显得突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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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大起义后，印度伊斯兰教势力随着莫卧儿王朝的覆灭日益衰弱。教会内部宗派林立，互相倾轧，一部分教会人士腐化堕落，脱离信徒群众。当时伊斯兰教徒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0％。最有势力的是苏非派的四个教团，这些教派宣传来世幻梦和禁欲主义的思想，设置无数的清规戒律，而且在教徒内部之间也出现了与印度教类似的种姓制度，对妇女采取十分歧视的态度。早期伊斯兰教的积极入世、平等和反苦行精神已荡然无存。与此同时，伊斯兰文化也趋于消沉颓废。某些有教养的穆斯林们只是迷恋着过去的传统，其中最好的也不过对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古典的波斯和塔吉克诗歌一知半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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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穆斯林社会的封闭性被冲破了，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商人、民族工业家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他们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印度穆斯林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发动了对伊斯兰教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其中重要的，在印度北部有赛义德·阿赫默德·汗（Syed Ahmad Khan，1817～1898）、希布里（Shiblī，1857～1914）等所领导的阿里加运动（Aligarh Movement），在孟加拉有阿布杜勒·拉蒂夫（‘Abdal al-Latīf，1863年前后）、赛义德·阿米尔·阿里（Syed Amīr‘Alī，1849～1928）所领导的改革运动，在旁遮普有米尔扎·乌拉姆·阿赫美德（Mirza Ghulam Ahmad，约1839～1908）创立的阿赫默底亚教派运动（Ahmadīyah Movement）等。这些运动中的改革家们对伊斯兰教中的封建黑暗现象、中世纪的陈腐习俗进行了批判，提倡社会平等、民族语言文化，力图把现代科学文化和伊斯兰教传统结合起来，以适应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当时伊斯兰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处于较印度教徒更为孱弱和不利的地位，他们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帝国主义有更大的依赖性，因此他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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