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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伊克巴尔：《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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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伊克巴尔：《巴基斯坦泰晤士报》1956年4月21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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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伊克巴尔：1930年12月29日在穆斯林联盟会议上的发言，载《伊克巴尔言论集》，拉合尔，1944年，第12页。参阅麦浪著：《今日巴基斯坦》，中文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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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伊克巴尔语，转引自1956年4月21日巴基斯坦《公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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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转引自贾米尔乌丁·阿赫默德：《伊克巴尔博士论伊斯兰政体》，载《巴基斯坦画报》特刊，第1卷第2号，第82页，197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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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伊克巴尔：转引自1956年4月21日巴基斯坦《公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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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附编 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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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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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维帷卡南达(1)，Vivelkānanda，1863～1902）是印度近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哲学、社会思想以及爱国主义的诗篇不但对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在国外也有重要的影响。辨喜在1893年曾访问过中国，他十分珍视中国的古代优秀文化，热爱中国人民，并且预言中国必将像“凤凰”一样获得新生。辨喜是印度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世界观中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本质上所固有的特征，也说明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复杂而又曲折，因之对于这位思想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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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帝国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印度历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自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2)被镇压后，英帝国主义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公开宣布印度是不列颠帝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是印度的女皇。英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印度人民的镇压，便和印度的封建王公结成了巩固的政治联盟，同时在经济上开始对印度输出资本，英国资本占领了茶园、种麻、采煤、运输等重要产业部门，控制了印度经济的主要命脉，从而彻底摧毁了作为印度国民经济基础的传统手工业和农业。在这种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和压迫下，印度人民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在19世纪下半期，各地曾发生饥荒二十四次，估计死亡总数为二千八百五十万人。人民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曾掀起多次持续不断的起义，其中重要的是1872年由罗摩·辛格所领导的旁遮普纳姆达雷教徒的起义；1879年由瓦苏德·巴尔旺特·帕德开（Vasudeo Balvant Phadke，1845～1883）所领导的马特拉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都具有相当大的群众规模，并曾给予殖民主义当局以沉重的打击。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和掠夺，英帝国主义也开始了对印度的文化侵略。他们派出大批的传教士在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进行所谓“基督化”的工作。当时负责印度文化教育的英国官员麦考雷（Macaulay）曾公开说要把印度年轻一代改造成为“黑色面孔的孩儿，住在恒河的岸边，读着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作，并且以我们的文学自豪”(3)。马克思对当时印度的情况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英国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4)他还说：“在印度正对着不列颠政府酝酿着严重的纠纷，如果还不是普遍的起义……在居民中间，迫近眉睫的阴谋已在成熟，而且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一同参加到里边。不列颠政府也知道‘事情不妙’，不过这些蠢货（我指的是政府官吏）……都体会不到这种情势险恶的危机大到如何地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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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资本输出反过来推动了印度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印度新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截至1900年，印度已有纱厂193家，雇佣工人161000名。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商业和行政的需要，培养了大批的民族知识分子——律师、医生、教师等。这些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印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几个大城市中，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宗教文化团体。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罗摩·谟罕·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在孟加拉等地建立了以改革宗教和社会为目的的梵社（Brāhma Samāj）。这个教会在80年代后经凯沙布·章特拉·孙（Keshab Chandra Sen，1838～1884）改组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梵社宣传婆罗门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他们的活动对于增强印度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统一印度的民族力量，提高国家文化水平，以及反对印度封建黑暗势力及野蛮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理论也给以后的社会改革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坏影响。又如在80年代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ānanda Sarasvatī，1824～1883）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以复兴印度文化为宗旨的圣社（Ārya，Samāj）。这个社力图使印度教适应于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要求，它在印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梵社和圣社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对于辨喜思想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在印度历史舞台上发生作用，要到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以后才开始。当时国民大会党还未具备现代政党的各种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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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中，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体系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有着各自的思想系统，不仅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活动，也统治着世俗的权力。“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6)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虽然受到新时代的冲击，但仍然保持着旧世纪的信仰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人在尘世的地位或者是决定于他前世的行为，或者是决定于最高的神或真主的意志，并断言人本身不能对自己的命运作任何的改变。在印度教中还保留着对偶像和动物的崇拜、诅咒等不可思议的信仰形式。对于这种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蹋人了。”(7)为印度教信仰原则作哲学论证的是商羯罗吠檀多派的“不二论”，它宣称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幻”（māyā），是不真实的，只有个人精神“我”（Ātman）和宇宙精神“梵”（Brahman）的“同一不二”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详见以后分析）。这种宗教哲学理论无疑是为巩固封建和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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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当时印度资产阶级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在印度新的阵营中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可称之为“温和派”），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即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来实现民族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的改革，但不想触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和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政治哲学和策略的基本内容是“容忍”。例如印度国大党的一个重要理论家摩诃提婆·戈文德·伦纳德（M．G．Rānade，1842～1901）曾自白过这种信念：“温和就意味着那种对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或过高理想的从不失望，意味着用一种便利的、妥协的与光明的精神去从事工作，使这种理想日益地、自然地实现。”(8)另一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可称为“激进派”），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统治虽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且企图用武力推翻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完全的自治”，但是他们从来不曾打算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一派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在印度政治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以上情况说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当其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政治上的两面性、妥协性和思想上的不彻底性。一方面他们和宗主国英国资产阶级之间有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这些矛盾使他们有可能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矛盾愈尖锐，他们表现出的反抗也就愈激烈；但另一方面，他们与英国资产阶级以及本国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反对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方面，存在着某种一致的利害关系，国内阶级斗争愈是广泛深入地发展，他们的联系也就愈密切，他们倒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些特点在辨喜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中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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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帷卡南达原名挪伦特拉那特·达泰（Narendranāth Datta）。维帷卡南达是根据Vivekānanda的音译，意译是辨喜。Viveka是“辨”，ānanda是“喜”。辨喜这个名字是他在1893年到国外后开始使用的。为了符合中国传统的梵文译名的习惯，本书概用意译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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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世纪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争取独立自由的一次重要起义。这次起义延及印度中部、北部等20个地区，参加斗争的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少数封建王公，但因缺乏领导和封建王公的背叛，遭到英帝国主义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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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N．达泰（B．N．Datta）：《辨喜——爱国的预言者》，印度，1954年，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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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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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94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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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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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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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萨尔玛（D．S．Sarma）：《印度教的复兴》，印度，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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