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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85 “如果能建立这样一种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能够保持祭司时代的知识，武士时代的文化，商人时代的分配精神和最后时代（即工人统治时代——引译者注）的平等理想，而除去它们的坏处，那就是理想的统治。但这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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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87 “前三个统治已经有过他们的鼎盛时期，现在是最后一个统治的时代了——工人们必定要有这种统治——没有什么人能抗拒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因为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善的制度，而是因为有半块面包比没有面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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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89 “其他的制度都已试验过，并且发现都是不行的。让这种制度来试一下吧——如果没有别的理由，就算是为了它的新奇吧！苦乐重新分担比苦乐经常在同一些人身上出现总是好些。世界上事物好坏的总和还是一样的。通过新的制度，锁链将从一些人的肩膀上除去，转落到另一些人的肩膀上面，事情就是这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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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91 辨喜认为他的这套空想方案不但可以在印度见诸实行，也可以实行于全世界。他的这套方案既有积极的、批判的方面，也有消极的、破坏的方面。在这个方案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他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种种揭示，对阶级社会中各种破坏因素的抨击。例如他揭露商人的统治：“这些有钱的阶级控制政府，吮吸人民群众的鲜血而肥胖起来，并且派出兵士去外国为他们作战、卖命，依靠人民在战场上流血所取得的胜利来填满黄金的口袋。”(42)另外，他还把他的希望寄托于劳动人民，寄托于未来的“工人统治”，这种看法虽然很模糊、主观，但毕竟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就当时印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看（资本主义才刚刚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才刚刚开始），还全然带有空想的性质。其次，在他的方案中也可以追索出某些东方宗法思想的痕迹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例如，他神化印度婆罗门的精神力量，渲染中国的儒教，把孔子解释为中国武士统治时期的“皇权力量”的代表，并且“控制和指导着士大夫的力量”达二千五百年之久。(43)辨喜自称是“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并且宣传人类“互助合作”等等，这明显地是他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接触后所受的影响。辨喜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是纯然主观主义的。他虽然一再谈到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他所理解的“自然规律”纯粹是一种臆想出来的东西。在他看来，社会和个人一样是由三种力量（中国佛教书籍中译为“三德”）(44)即“罗阇”（Rajas，积极性——相当于人的爱或理性）、“多摩”（Tamas，消极性——相当于恨）、“萨”（Sattva，平衡性——恨、爱的中间状态）所组成的并在发生着作用，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时而这种力量，时而那种力量在占着上风，因而一个统治由另一个统治所代替。例如封建统治的衰替，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不仁”，即“多摩”占了上风，因而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在他看来，“爱”或“理性”是人的本质，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辨喜这种解释是和他的宗教思想密切不可分的。我们知道“爱”或“理性”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它是由客观的东西，即社会的物质存在或物质生活所决定着的。因此社会发展决不是什么“爱的胜利”或者“理性的进步”，而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容所决定着的。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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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93 在辨喜的历史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自发的、倏忽即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他认为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不论哪个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被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是力量的泉源”。他又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取得过人民的帮助，而当其目的达到时便又“尽力和人民断离”(46)。又如，他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商人在背后统治”，“英国的战旗是工厂的烟囱，它的军队是商人，它的战场是世界的市场，它的女皇自身就是照耀着的财神”(47)。当然这些观点和他的社会理论体系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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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95 在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如果按照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印度古老文化的态度为标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个派别，其中一派可称之为“西欧派”(48)。这派中的人大力宣扬西方文化和科学，赞美西方的教育和社会组织，并借以向印度的封建落后进行了斗争。这一派在印度民族运动的早期阶段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但也曾留下了不良的影响；另一派是前一派的反对者，他们对待西方物质文明一般采取排斥或者批判的态度，大力赞扬印度古老的文化哲学传统，并且力图把复兴印度的民族文化与实现资产阶级民族愿望联系起来。这派人的主要代表是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辨喜的老师罗摩克里希那以及国大党“激进派”的领袖提拉克。辨喜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属于后一派的，但他在某些方面和他的老师们还有所不同。辨喜在《现代印度》一文中系统地表述了他对印度和西方文化的看法：“由于印度和外国的摩擦，她是慢慢地觉醒了，这些觉醒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就出现了近代印度自由独立的思想。在一方面有近代西方科学，它以无限的光明炫惑人眼，驾驭着可知的、果敢的能力所收集的严格事实的车辆；在另一方面有印度古代祖先的、有前途的和强力的传统，这些传统是印度本土和国外伟大圣哲从印度的历史书籍中找出来的。这些传统在无数的世纪中，在印度的每个血管里以博爱的精神激励人生而流注着。这些传统显示着诸神所羡慕的无比的勇敢、超人的天才、无上的精神性——所有这一切将激起印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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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97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从西方学习吗？我们不必努力尝试去求更好的东西吗？我们是完善的吗？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缺点吗？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必须从西方学习许多东西，但是此中也有危险。……印度啊！这是你的最可怕的危险，模仿西洋的魔力牢牢地抓住了你，以致不再用理性、判断力、辨别力并参证经典去决定什么是好坏了。白种人所称赞的、爱好的任何思想、风尚都是好的，他们所不喜欢或斥责的东西都是坏的！唉！有什么东西比这更明显地证明我们的愚蠢呀！”(49)辨喜在这里肯定印度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和艺术，对当时某些知识分子盲目模仿和崇外的心理进行了批判。另外，他企图把印度的觉醒和印度民族文化的复兴联系起来，建立一种新的印度精神，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在当时思想界的斗争中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所说的印度精神无疑地也包含着复古主义的内容、封建宗法残余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印度民族运动中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起着破坏和阻碍的作用，而且由于他对于印度教的偏重（印度的伊斯兰教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助长了以后的教派主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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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599 辨喜进一步探讨了所谓东西文明的“综合问题”。他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人类活动的两个平面”。西方文明由于过分地依赖物质已陷于破产，因之需要东方文明来加以调整。“如果要作精神的调整，这调整宜乎从东方来。如果东方人要学习机器制造，那么，他就应该坐在西方人脚跟前面向他们学习。当西方人对精神、上帝、灵魂、宇宙秘密和意义要学习的时候，他必须坐在东方人的脚跟前学习。”(50)辨喜这种说法在印度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印度启蒙运动之父”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也曾说过：“如果用理智的光芒——关于这一点基督徒说我们应该感谢英国人——它们意味着有用的机械技术被介绍进来，我是立即表示同意并表示感激的。但在关于科学、文学或宗教，我不承认我们要感激什么，因为参考历史就可证实，这个世界之有知识的曙光是要感谢我们祖先的。”(51)他的这种论点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人渲染过，而且还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辩。例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的可爱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拯救他哩！”王韬（1829～1897）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也说：“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身”。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定的文化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着的。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不能不是如何处理东方封建主义的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问题。辨喜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唯心主义的。他所宣传的东方精神就整个方面看，无非是东方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这诚如毛泽东所说：“东方文化主义，是以保存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为满足。”(52)辨喜的这种看法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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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01 辨喜的教育思想是他的“新吠檀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他给“教育”下了一个定义：“教育是人的先天的完善性的表露。”(53)“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书本学习吗？不是。教育是多种知识传授吗？也不是。那使人的意志的流动和表现（Current and expression of will），服从控制并发生效果的训练才叫作教育。”(54)辨喜这种解释十分明显的是唯心主义的。我们知道人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社会本质，它是在社会中和历史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世界上决没有抽象的人性，也没有抽象的人性善恶。他所要求通过教育来表露和发展的“人的先天的完善性”，无非就是美化了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或者是带着资产阶级性格烙印的个性（他公开创导教育要“发展已遗失了的个性”），他的这种抽象说教，如果联系到当时印度社会历史条件来考虑就容易明白得多。在印度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以后，印度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而又复杂的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他们强烈要求从封建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个性的多样发展，辨喜基于这样的情况提出教育是发展个性的理论，这明显的是为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辨喜在实践中也提出了某些合理的教育主张，例如他号召迅速发展民族的科学技术教育：“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摆脱外国的控制下去研究我们自己的各种知识以及与之有关的英语和西方科学，我们需要技术教育。”(55)又如他要求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借以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用本地的方言教育群众，给他们思想，使他们获得知识，但更需要的是要给他们文化，如果不给他们知识和文化，在改善群众的条件中就不能持久。”(56)辨喜这种号召在殖民当局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扼杀印度民族语言发展的情况下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印度所谓“民族教育理论”的建立有着一定的影响。1955年印度罗摩克里希那文化学院曾组织群众讨论辨喜的教育理论问题，这次讨论在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过一定的反响。辨喜的一些教育主张被采纳到教育的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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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03 妇女的解放问题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而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引起很多民族主义先驱者的注意。例如罗姆·摩罕·罗易以及“孟加拉的大学者”维迪雅沙加罗（I．C．Vidyasagar，1820～1891）(57)都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印度妇女的解放工作。辨喜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印度妇女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妇女一样受着种种压迫，印度的宗教传统和法律公开宣布她们是男子的附属品；她们没有获得教育和参加公共生活的权利。在宗教和种姓的影响下，社会上普遍地把她们看作“可鄙的蛀虫”、“地狱的门槛”，由于长期对妇女的压迫和侮辱，印度的童婚、腹婚［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给他们（她们）找好了嫁娶的对象］、多妻、弃婴等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在辨喜活动的年代，印度寡妇的数目在若干地区几乎占到全体已婚妇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辨喜对于上述各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且提出了种种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妇女的解放是印度新生的一个首先和根本的条件，“妇女地位的提高，群众的觉醒，应是首要的。只有实现了这个条件，才能给国家、给印度带来少许的真正的好处”(58)。他还进一步认为妇女的解放是妇女自身的事，应由她们自己去进行。他写道：“自由是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有人敢于说：‘我将为这些妇女和孩子的解放而工作’，乃是一种错误，一种千百次被证明的错误……她们将会解决她们自己的问题的。”(59)他号召印度妇女要学习章西女皇（Lakshmi Bai，？～1858）(60)，树立信心，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并学习科学、民族的艺术、家政。辨喜这种信念是和他的行动一致的。他建立的罗摩克里希那教会在印度妇女群众中曾进行过大量的教育工作，并且吸引了很多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这在印度还是首创。但是辨喜像旧时代的妇女改革者一样，他不懂得要使妇女获得完全的解放，实现真正的平等只有依赖于社会经济的根本改造，依赖于社会的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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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05 辨喜也探讨了婚姻自由问题。他对印度新旧婚姻概念作过下面的比较：“在一方面，新印度说：‘我们在选择丈夫和妻子之中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因为婚姻关涉我们将来生活的快乐与痛苦。我们必须有权依照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决定。’在另一方面，旧印度命令说：‘结婚不是为了感官享受，而是为了传种。这是印度对于婚姻的观念。由于生育子女，你就对社会将来的好坏有贡献，负责任，因此社会有权断定你要和谁结婚，不要和谁结婚。这个结婚的方式在社会中存在着，它最能导致社会的福利，你需要为多数人的好处而放弃你个人快乐的欲望’。”(61)辨喜这种婚姻自由的概念在当时印度社会很多群众中还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东西。他对于婚姻的看法较之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甚至较之以后的甘地还要前进了一步。例如甘地虽然主张自由恋爱是婚姻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他还认为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家长的同意，并考虑到所属社会阶级的利益”(62)是更重要的条件。辨喜这种看法是他在西方游历所得的一种重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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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07 (1)《辨喜全集》第4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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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09 (2)息达，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主人公英雄罗摩的妻子，以英勇、忠诚著名。沙毗德利和达磨阳蒂都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贤妻，她们通过很多艰难困苦，以神话般的英勇，挽救了丈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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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11 (3)《辨喜全集》第4卷，第413页。着重号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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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13 (4)《辨喜全集》第4卷，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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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15 (5)阿克巴（Akbar，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全盛时期的统治者，曾统一北印度，进行行政改革，缓和印度当时宗教间的矛盾。他的内外措施对发展印度有一定影响。奥朗则布（Aurongzib，1618～1707），印度莫卧儿王朝后期的暴君。他对内执行教派主义的改革，对外进行了侵略战争。辨喜在这里把他比作暴君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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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17 (6)《辨喜全集》第4卷，第372～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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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19 (7)《辨喜全集》第3卷，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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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21 (8)《辨喜全集》第3卷，第460页；第4卷，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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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23 (9)《辨喜全集》第8卷，第483～485页。着重号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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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25 (10)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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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27 (11)《辨喜全集》第3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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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29 (12)甘地：《印度自治》，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8页。引者根据原著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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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31 (13)泰戈尔在1920年致英国牧师安特鲁（Andrew）的信，引自索奇曼孙（Sochimsen）著《泰戈尔政治哲学》一书。文中所说“漏洞”是指印度民族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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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19633 (14)《辨喜全集》第3卷，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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