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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统治日趋动摇，商业资本日形发展的瞬间，阶级斗争的现象，遂不免陷于极复杂极尖锐的程度。在乡村为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城市则为市民或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太史公自传上说：“春秋之中，弑君者三十六国，亡国者五十有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想见当时斗争的激烈。下至战国，其斗争的激烈，更有加无已。于是反映到哲学思想中，遂主张流动转变，主张对立与融合，而有各种辩证法思想之产生。譬如《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些都是运用辩证法去观察自然和社会的。这样看来，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辩证法正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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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让我们对道家的宇宙观作一个简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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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西洋古代的自然主义不同，因为西洋古代的自然主义是物活论的。又和卢梭（Rousseau）一流的自然主义不同，因为卢梭的自然主义是注重心理上生理上的自然发展的。又和西洋19世纪下半期的自然主义不同，因为西洋19世纪的自然主义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若道家的自然主义，乃是讲的原始的自然状态，所谓“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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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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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观复”，所谓“归其根”，所谓“复命”，都是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之意。道家不讲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是讲的信任自然，服从自然。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正是小农社会生活的反映。小农社会的农民没有组织能力，没有战斗能力，于是反映到他们的思想中成为无为主义、不争主义，于是反映到他们对一切文明文化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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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所谓“道”，所谓“无”，究竟是物质的呢，还是精神的呢？照前面的解释，它本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庄、老自身已经声明这种状态是“未始有物”，是“无物之象”，当然不是物质的了。但是不是精神的呢？据庄、老的声明，它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然则这个“道”是不能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某种感觉的。不能刺激我们的感官的“道”，就成为“不可知”的“道”，这就走到观念论的营垒去了。“道”不依存于物质，而物质却反依存于“道”，依存于“无”，是则“道”与“无”就不得不成为精神的了。我以为这种推论，可决定道家思想所取的途径，可确定我们对道家研究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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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辩证法是有可以相当注意的地方，因为它知道用辩证法观察自然界，观察人类社会，并观察人类的思维。它知道把宇宙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看作一件东西，这是道家哲学强过其他各派哲学之处。不过它不知道从实践去充实它的辩证法，以致它的思想仅余一个空壳，以致走上论理的游戏、玄学的捉弄一途，而成为一种观念论的辩证法。这是表示它的最大缺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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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认识论，也有一种光辉的贡献，因为它能见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层道理。不过它只能见到静的统一，不能见到动的统一。它只知客观出于主观，主观由于客观，却没有说明是主观同时就是客观，它认概念、思想不能全然与现实相吻合，否定绝对真理有认识的可能，因此走入相对论，不知绝对真理是可以认识的东西，不过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能不有所期待。它更不知相对性中含有绝对性，绝对真理即为相对真理的总和所组成。又他们好持不可知论的论调，《庄子》所谓“以明”、“因是”，《老子》所谓“袭明”，都是不可知论的思想的暴露。《庄子》里面这样的议论更多，于是由不可知论走入怀疑论、诡辩论，这些地方，都充分表现出他们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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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哲学尽管有他们独具的优点，可是所给予中国人的影响却是极坏极坏的，不奋斗——无为、无事，不进取——知足、知止，不抵抗——不争，乃至一切言论行事，完全走入消极颓废一途，都是道家哲学之赐。在竞争激烈的现代，这种哲学是不能不加以扬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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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第五讲 名家之观念论的辩证法与形式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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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因社会混乱，国无宁日，战争频仍，此侵彼掠，纲纪败坏，秩序尽失；故一般忧时之士，或出而辅王理政，期廓清诸反对派以求统一；或游说诸侯偃兵，欲化干戈为玉帛；或自立学说，发挥其救世主张。因此，人才蔚起，思想繁兴，学术史上称为黄金时代，实有其由。考当时儒、墨、杨朱诸家，各出所论，皆足以振靡天下，其在学术上之价值，即此可见。所惜者公孙龙一派（公孙龙即称为“秉”者）的著述多散佚不存，流传世间的仅《公孙龙子》及《庄子·天下》篇所记的少许学说而已。但只在这残余材料中，已能给我们以至浓厚的兴趣，盖被称为“辩者”的惠施、公孙龙一派的思想，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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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公孙龙，汉代学者称为“名家”，战国时大都称为“辩者”。我想他们所以有“名家”的称号，是因为他们对于名学有一种特殊的贡献，好像西洋的芝诺（Zeno）、黑格尔（Hegel）被称为辩证法家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讲名学才叫名家，如果这样，那就世界上不知有许多的名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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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思想注重抽象的概念，以概念为蒙蔽民众的麻醉妙品。盖当时社会，一般民众在现实世界上得不到物质的满足和安慰，必然地要在抽象上着眼，名家因欲以空洞的概念去锁住民众每个的心灵，故注重静的世界观和定于一尊的思想。这本是一般御用学者共同的目标。孔子主正名，苏格拉底（Socrates）主知德一致，正是显例。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想用概念的“名”去牢笼民众的思想，禁住民众的心灵，牵制民众的行动的。名家如惠施、公孙龙辈也仍然是这样。把概念的能动性故意夸大，把概念和事实分离，专在观念上维持其思想体系，专为他们的观念上的“一”辩护。他们只有观念论辩证法的思想和形式论理的思想，因此他们始终在观念范围内兜圈子，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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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一 名家和别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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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主张名家出自墨家。这是由于晋鲁胜所著的《墨辩注序》中有“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的话。迨及于清之张惠言，亦沿此说。他的《墨子经说解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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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墨子之书《经说大小取》，尽同异坚白之术；盖纵横、名、法家，惠施、公孙、申、韩之属者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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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出于墨之说，似成一种定论。陈兰甫《东塾读书记》尤以《墨子小取》篇“乘白马”、“盗人”诸说和公孙龙相似，认为是名出于墨的证明。胡适之先生更坚信这种主张，以名家为新墨学，名曰“别墨”，并举四个理由证明《墨经》为惠施、公孙龙等所作。梁任公先生虽不主张施、龙一辈作《墨经》，但也认名家一派确出自墨门。（详见《读墨经余记》、《墨子学案》）名出于墨之说，似更成为不摇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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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若加以深察，便不敢赞同此说。墨家和名家原有几种根本不同的主张，根本主张既不同，便一切都不同了。让我们先考察有哪几种根本不同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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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家富有实践的精神，名家只是作抽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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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讲中我们已把墨家实践的精神详细讲过，譬如《庄子·天下》篇述及墨子的话，有“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之语，又有一段重要文字，述及墨家的实践精神，如所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我们从这些文句中，就可以晓得墨家是具有怎样一种精神的。墨者是如何的顾及实际，在苦难中发挥其能力，贯彻其主张的。我们可以说，墨家是手脑并用的劳动者，不像一般士大夫之文绉绉的只空谈文章济世。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其思想的体系，在实践上体现其根本的主张；他们的精神是苦干，是实践。他们反对一切装饰主义，更反对身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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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头来看名家是怎样。名家在这一点，完全与墨家相反，名家只是抽象地研究学理，和一般士大夫的积习并无无二致。名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概念的注重，是论理的游戏，是在文字上斗法宝，在观念界兜圈子。它没有丝毫实践的事实供人参考，也没有丝毫实践的精神以与其学说相应和。这如何可以和墨家相提并论呢？所以，从气质上观察学派，是认识学派的基本条件。忽略了这点，便成为枝叶上的比附了。这是我所认为名墨不同的第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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