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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者便太过了，狷者便不及了，太过不及，都是发而不中节，所以孔子不与。“中行”即发而中节，无太过不及，与“中道”同意。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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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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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和“中道”同意，都重在发而中节，这便是中庸的根本义。我们若不从“庸”德去看中庸，若不从发而中节去看中庸，便会走到程朱一流的见解上去。《中庸》上所记关于中庸的文句，都应该从发而中节方面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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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什么是“时中”，有人解作孟子所称“孔子圣之时者也”，有人解作“执中为近之”，又有人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去解释，其实在我看来，都不中肯綮。我以为所谓“时中”，所谓“无忌惮”，都是就中节不中节说，都是就“已发之和”方面说，并不是就“未发之中”方面说，质言之，都是着重在“庸”的德。戴东原颇能看到这点，他解释这段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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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即篇内“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由之务协于中，故曰中庸。而，犹乃也。君子何以中庸，乃随时审处其中；小人何以反中庸，乃肆焉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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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用“由之务协于中”解“庸”字，这比程、朱强远了。所谓“务协于中”，不就是“已发之和”么？东原知道从“庸”字解中庸，是他的炯识，可是他不能彻底认识“庸”字在中庸上的地位。东原从“随时审处其中”解“时中”，从“肆焉以行”解“无忌惮”，我认为大体不错。不过君子何以能“随时审处其中”？小人何以“肆焉以行”？他就不能说明了。这是由于他仅知道从“庸”看中庸，而不知道从“和”看中庸。不知“和”比“庸”更来得鞭辟近里。君子何以中庸，由于发而中节，发而中节，是谓“时中”；小人何以反中庸，由于发而不中节，发而不中节，便不免当怒而喜，当哀而乐，结果就“无忌惮”了。《中庸》里面还有关于知识与中庸几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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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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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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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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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庸之道，即是体用之道，即是中和之道，这关系到宇宙和人生的全体，非智慧超绝的人，便不容易把握住其中的关系。所以上面几段记载，都讲到智慧的问题。舜何以称为“大知”，因为他能深明体用的关系。我们现在无论历史上有没有舜这个人，姑且照原来的文句加以解释。舜以好问察言的资质，当然容易透彻执两用中之理。什么叫做执两用中？两，便是体与用；用中，便是把握体用的关系。关于知识和中庸的关系，《论语》也有同样的记载。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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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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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己说没有知识，实际上是故作此语，以激励那些以知识自炫的。因为富有知识的人，才会了解体用的关系。所谓“叩两端而竭焉”，和执两用中的道理并没有两样。“叩两端而竭”，即是说明体用，把握体用的关系。那些以知识自炫的，自以为知道体用的关系，实际上是“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又以为深明体用的关系，不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但实际上是“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可见以知识自炫的，未必真有知识。所以孔子有“空空如也”之言。这只有颜回才能体会这层道理。颜回是“闻一知十”的。颜回的知识过人，所以能守，所以拳拳弗失。以上都是论知识与中庸的关系。富有知识的人能够把握中庸的道理，已如上述；但能够把握中庸的道理的人，他的知识也就益发完备，所以能“知天”、“知人”，甚至于“可以前知”。二者是互为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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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庸》的基础理论，略如以上的说明，现在讲《中庸》的修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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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三 《中庸》的修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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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认人的本性是“诚”，万物的本性亦是“诚”，所谓“诚者天之道”，人可但依其本性行之，实无修养或教育之必要。然所以需要修养，也有一番道理。人的本性虽是“诚”，但人有三阶级。《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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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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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里面，可知道人类显明地分成三阶级，从“知”的方面看：第一级是“生而知之”，第二级是学而知之，第三级是困而知之。从“行”的方面看：第一级是安而行之，第二级是利而行之，第三级是勉强而行之。《中庸》以为在这三阶级的人类中，各人表现各人的“诚”，结果都能达到成功的地步。在生知安行的人，本用不着怎样去修养，而所谓修养，主要的是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不过生知安行的人，也另外有种修养法。因此，《中庸》的修养法，分作二部分：即自诚明的功夫和自明诚的功夫。我们且先把《中庸》最重要的一段话写在下面，然后加以解释。《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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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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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两种修养法：一种是自诚明的修养法，一种是自明诚的修养法。前者关于天事，故为“天之道”，后者关于人事，故为“人之道”。什么是自诚明的修养法？这是就生知安行的人立言的。这种人虽然天事已足，但也须辅以人事。天事已足的人，他的性情，他的识见，乃至他的胸怀，都要比平常人高一等，所以应该尊重固有的德性，就固有的德性求其扩充，期达于广大高明之域。这是一种“温故”的功夫，即是一种“敦厚”的修养法。所以贵“慎独”。关于“慎独”的话，《中庸》里面发挥得很多，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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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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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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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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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慎独”一点，儒家是特别注重的。孟子认“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三乐之一，都是着重“慎独”的思想的。在生知安行的人，天事已足，只需把固有的天事保持得好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慎独”，是“不愧于天”。什么是自明诚的修养法？这是就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立言的。这种人天事既不甚足，不得不专恃人事。所以应该注重问学的功夫，应该使知识造到极精微的地步。我上面已经说过中庸的主旨在发而中节，在着重“庸”的德，即是专为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说法的。所以又应该实践中庸之道。知识和中庸有不可离的关系，这在上面也说过。既富有知识便能把握中庸的道理，所以这种人要问学与中庸并进。就知识说，务在“知新”，就中庸说，务在“崇礼”，不过最重要的关键，还在“道问学”。因为这样，所以《中庸》对问学的方法，阐述至为详明。《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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